◎仲維光【明見網10月7日訊】】□圖為《穿越生死》作者王玉芝女士□
一．平常又不平常的生活
《穿越生死》剛剛出版的時候，我看了很想寫點感想，但是，因為很快大紀元時報發表了九評中國共產黨的文章，它使我暫時放下了已經斷斷續續寫下的一些想法，參加了一些有關九評提出的問題的討論。現在時過半年，讀《穿越生死》一書所產生的一些感受始終縈繞在我的腦中。因為我感到，這本看來平常的書中，隱藏著最近十年來在中國民眾和社會生活中很多根本的變化：生活方式的變化，感情的變化，文學觀的變化，思想方式的變化。這些變化來得那麼緩慢，卻也可以說來得那麼突然；這些變化來得那麼平常，卻也可以說那麼徹底；這些變化來的那麼淺顯，卻也可以說來得那麼深刻。它使我感到，中國的“知識精英”、“文化界的精英”、“思想精英”，可能正在無聲無息中逐漸被拋棄。
歷史的變化也許就是這樣，這本《穿越生死》，還有那本《靜水深流》，看來平凡，文字和結構都有些粗糙，不是行家裡手的作品，但是，我認為，幾十年以後的人卻會發現，很多東西是從它們開始的。
二．中國的變與不變
（1）閱讀《穿越生死》，首先不可避免地就會接觸到對時下中國社會的評價問題，它是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及如何看待這些現象。
去國十幾年，親友對我說，看看國內的經濟變化，共產黨由於改革已經變了；昔日的朋友對我說，你不了解國內情況，知識份子已經無法堅持傳統意義上的獨立自由了；但是，我憑自己半生在那個社會的生活經驗，從六九年以來一直未曾間斷過的對那個社會的知識、文化和政治問題的探索，認為，也許極權社會的統治者已經沒有能力像以往那樣為所欲為，但是從教條的毛澤東到實用的鄧小平，決定那個社會的變化的所有的根本的東西都沒有改變。正如五十年代中期的共產黨和六十年代中期的共產黨，雖然統治形式和社會狀態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正如延安時代的毛澤東和文化革命的毛澤東並沒有什麼不同一樣。而回到最近十年，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不僅沒有走出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的意識形態，反而由於沒有才氣而變得更加猥瑣、粗俗不堪；至於畏避風險艱難的知識份子，從來都沒有堅持過獨立自由。
我的確沒有看到政治上有任何根本性的變化，也沒有看到知識份子有什麼比昨天更加“無法”堅持的理由。
然而，去國十幾年，最近幾年我卻不得不承認，有一個變化，一個社會現象，對於我來說，盡管從理論上有所預言、有所預感，但是，還是感到，它來得那樣突然，那樣令我難以理解。這就是一九九九年中國政府突然大肆鎮壓的法輪功現象。現在，眼前這本《穿越生死》，記述了我所不了解的從九九年開始的對法輪功的殘暴鎮壓，我從並非知識份子、作家的王玉芝的文字中看到了九十年代後中國社會的變化，看到了中國知識界所沒有做到的，沒有堅持的內容和精神。
《穿越生死》記錄了一個普通的，幾乎沒有很多高深知識和文化的普通的法輪功修煉者，面對殘暴的極權和謊言的追求和遭遇。
（2）共產黨社會是一個完全政治化、完全意識形態化的社會，這幾乎是所有研究極權社會思想文化的專家學者得到的共識。我自己生長在那個社會，從自己的身上對此也深有體會。五十年代，共產黨打掉、打斷了所有前代留下來的知識份子的脊柱，從那個時候開始，灌輸、豢養了兩三代完全浸淫了共產黨文化精神的“知識份子”。這兩三代知識份子的眼睛、頭腦，都是共產黨所精心安裝的，也就是他們的知識框架、道德規則，都已非正常。到八十年代末期，由於陳寅恪、樑宗岱、洪謙，以及他們培育的一代學人，劉傑、蔣天樞等人的辭世，中國既失去了傳統的靈魂，也滅絕了西方的精華。這個特點不僅反映在共產黨社會的各層精英們的身上，也反映在八九年那批學生，以及其前後的所謂“民運”人士身上。然而，現在我必須承認的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在這空“前”絕“後”的時期，法輪功從天而降。我所說的從天而降，或許是對我自己而言，因為九九年前，我從來也沒有注意到法輪功的存在。
九九年五月剛剛聽說法輪功，我就感到，這是一個和傳統密切聯繫，追求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生活觀的群體，為此，第一，我無法理解它如何能夠在中國社會重生並發展，第二我深知共產黨的殘暴，我感到，它將要為生存付出慘痛的、血的代價，一場你死我活的抗爭將會在中國爆發。因為這一切曾經在此前的東歐等共產黨國家中發生過多次。此後幾年，在中國的發展，果然重複了這個殘酷過程。現在，《穿越生死》這本書則和很多前東歐不為當時社會所容的文學作品一樣，記述了人們在黑暗中的追求和犧牲。
（3）事實上，對比九九年的鎮壓和八九年的鎮壓在幾年後產生的結果，也可以使我們看到這是一個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衝動。八九年的鎮壓，及其後東歐集團的崩潰，居然導致了幾萬海外“留學生”參加民運。但是，這個聚集是一種政治性的聚集。很多人不是由於厭惡拋棄共產黨社會的制度、生活方式、文化精神、知識框架和道德倫理，而是由於對某一種現象（貪污腐敗）不滿，對某一個人（鄧小平、李鵬）或派別不滿。還有一些人則是由於感到社會要有大的政治變化了，因此雀躍躁動，想要搭這班車，隨社會起浮。但是，用“政治”聚集起來團體，一旦政治形勢變化，則必然是飛鳥各投林。
與之不同，對另一種生活方式的鎮壓產生的肯定是完全不同的結果。因為，實際上，在一個極其殘酷的一體化、一元化的專制社會，對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的追求，它的誕生不僅困難，而且幾乎可以說是在一種死地，沒有希望的可能中。然而，它既然能夠發生，一旦發生，就可能隨時間的變化而深化，不會因為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輕易消失或滅亡。在這種意義上，二零零四年年底出版的王玉芝女士的《穿越生死》，不僅從題目上預示了這個歷史性的現象和過程，而且從一個個人的具體的經歷和在這個磨難中的感覺真實地記載了它。
《穿越生死》究竟穿越了什麼樣的生死，筆者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感到它反映在以下三方面。
三． 藝術與人性的重新覺醒：
林昭、張志新，以及回憶文學和王玉芝的《穿越生死》的區別：傳統文化和黨文化的產生、擴延
（1）作者王玉芝的確不是中國當今的知識，或者說文化精英。這本書記述的也不是讓人一看感到深奧、重大的問題，而讓人感到普通、平凡。它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的心聲。但是，對於自認為自己已經探索了三十多年啟蒙和科學思想，一直關心當代文化和精神問題的我來說，我卻發現，整個作品中滲透著很多深刻的思想文化變化，潛藏著巨大的社會變化可能就要到來的徵象。從七十年代初期開始，我花費二十多年努力反省、改變的很多東西，王玉芝女士一下子都捕捉到了。
在這本書的九十七頁上，王玉芝女士寫道，“有一天，我正在印刷真相資料，不小心把墨粉洒到黃色的衣服上，費了很大勁兒才清洗乾淨，可是再怎麼洗也沒法恢復原樣了，這使我聯想起謊言和仇恨如何殘留在一個受蒙蔽的人心中。”
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毛澤東早就深切地認識到，所以他說知識份子的改造是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毛澤東自己成功地做到了。他打斷了老一代知識份子的脊樑骨，脫胎換骨地改造了他們，例如費孝通等人；他成功地生產出“新”的兩三代知識份子。這兩三代人，從生下來就被徹頭徹尾地染成了別種顏色。王玉芝女士和筆者都無可倖免。
對於王玉芝女士的這個感觸，筆者在對自己的反省中深有體會。
很久以來我都無法摘掉共產黨安裝在我身上的眼鏡。這使得我在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緊跟毛澤東共產黨進行反對封資修的革命，直到六九年初我們討論的是如何遵循毛澤東思想，文化革命幾年要搞一次，如何有效地防止走資派，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那時我們居然愚昧地認為，我們在精神上和知識上超越了前一代人，超越了世界。我們真誠地認為，我們掌握了辯證法、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的兩“論”，在知識上，羅素、陳寅恪這些人已經被拋棄在後。那時作為人，我們當然也有不滿、有憤怒、有愛和恨。但是，就是這些也完全是黨文化式的。
這個黨文化是五四以來中國左派知識份子配合共產黨政治強加給中國社會的，它已經有著將近百年的歷史。這個黨文化有著自己特色的，假大空的價值觀，假大空的思想方法和語言，假大空的欺騙民眾的煽情。它營造了一種敵視傳統與一般社會的文化和精神。只要它佔據統治地位、主流地位，就會立即對社會的文化、知識和道德規範顯示出巨大的破壞性。對此，我深有體會，在文化革命中，我自己也熱情地參與的造反派，這個造反派和某些前輩左派知識份子，某些前輩所謂“有正義感和熱血”的共產黨員一樣，雖然有對所謂“正義”、“民主”、自由的追求，對不平等的反抗，但是，他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和知識框架，卻和前輩是同樣的，不過是在試圖完善這個五四以後，已經走向另外一個方向和世界的社會，及其文化，乃至所謂知識，也就是所謂共產黨思想和社會。
一百年來中國人的人性走了一條畸形的變態的道路。從一個正常狀態，正常社會，也就是，從一個具有多元特色：好的和壞的，積極地和消極地，人性的和對抗人性的，各種因素能夠調整自己、調整社會、相輔相成、相反相成的社會，逐漸發展成一個畸形的，一元化黨文化統治一切的社會。這個黨文化的特點是，自以為真理只有一個，而自己不僅能夠發現，並且代表真理。這種信仰和整體主義的認識論思想方法不可分割。它在文化和知識領域的反映就是“假”、“大”、“空”，在人們生活中的反映就是一般人性、倫理道德的扭曲。正是它的這種二分法思想造成了二次大戰中德國千萬人跟隨希特勒屠殺殘害猶太人，各共產黨社會屠殺殘害所謂階級敵人。人們一旦被這種文化附身，謊言和仇恨就會自然不斷地產生。所謂“假作真來真亦假”，五十年來每一個在共產黨社會生活過的人對此都有很深的體會。
然而，這種思想和文化的建立和一統天下，卻非一日之功。它是中國知識界的一部份人從五四前後在中國努力奮鬥半個世紀的產物。其後浸淫在這種文化中的人，包括那些受它迫害的人，不僅要反抗迫害，而且要反抗這種文化，包括它對每個人自己的毒化，也就是要自覺地尋找它溶化在社會每一個角落，溶化在每一個人自己身上，喜怒哀樂中對人性的扭曲，自覺地反省它在思想方法、知識框架中的加強給我們的變形眼鏡。我深知進行這一切的困難，在封閉的環境中，很多時候猶如想要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幾乎不可能。
（2）然而，在王玉芝的《穿越生死》中記述的卻是對這個眼鏡的拋棄，對這個眼鏡所代表的文化和社會的拋棄，一種重生的新的追求。在此，我們可以對同樣是反抗，起於五十年代後期的林昭，六十年代中後期的遇羅克、張志新的文字和追求做一對比。
林昭雖然出生於三十年代末期，但是，她的思想和精神，看問題的方法卻基本上是革命文化，共產黨文化的產物。熱情夾雜著對大而空的革命理想的追求。隨便舉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來，在她的妹妹作為正面推崇對她的記述中寫道，
“林昭失眠了。她眼看著一些敢說敢為的同學被說成是神經錯亂，是‘狂人’，是‘瘋子’和‘魔鬼’。她在日記中寫道：‘是這樣的嗎？不！不是！’‘……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盡管孩子過於偏激，價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彭令范)”
今天我們生活在正常社會中的人，看了這樣的話會感到奇怪，把黨作為母親，不僅可笑，而且這樣的語言和思想令人厭惡！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內，過去不僅把這視為正常，而且神聖。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出了毛病了呢？在於價值和思想方法！
“我是忠於革命、忠於黨的”，“我是忠於馬克思主義的”，“我願意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歷史的發展犧牲自己”。稍加追問，就會看到它的荒謬。狹義地說，這是一種典型的黨文化，廣義地說，這是左派文化、極權主義文化、整體主義文化。如前所述，這種文化建立在唯物主義的人們能夠正確反映世界，世界上只有一種真理，自以為自己能夠找到，並代表這種真理、規律的基礎上。在這個基礎上自然產生出一套假大空的思想概念和方法。在這種意義上，遇羅克、張志新都是這個黨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產物。他們悲劇性地把人生就有的正義衝動，載入假大空的文化精神中。所有林昭也罷，遇羅克、張志新也罷，傷痕文學也罷，都沒有擺脫黨文化，也沒有做擺脫黨文化的努力。這其實就是從七十年代末期以來，中國所謂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和東歐的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的最根本的區別。
“十月革命”之後，從二十年代以來，延續不斷的東歐諸國的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傳統未斷，和世界的聯繫未斷，而中國的，陳寅恪以後的知識份子，斷了血脈、斷了代，反抗也罷，支持也罷，都是在黨文化（準確說，整體主義，極權主義的文化精神）的天地中。在這一點上，不是知識份子、也並非作家的王玉芝女士，在《穿越生死》中所顯示的衝動卻是，追求一種非黨的文化，告別黨文化。
當王玉芝受到殘酷的迫害時候，她和林昭、張志新的反應不一樣，她在書中寫道，
“雖然以前我不知道信佛的意義，但我知道中國曆史上早已有修煉文化的存在，因為我並不認為修煉是迷信。能夠遇到一門真正的佛家功法，我從內心深處感到幸運。是法輪大法使我知道了人無論做什麼、想什麼，只有順應了‘真善忍’的要求，才能達到更高的境界，也是我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意義，並不是為了掙錢、出名、一味地追求享樂，而是為了回歸到真正屬於自己的美好境界，這才是生命的真正意義。”（第35頁）
“我一直都很清楚，只要寫一封揭批法輪功、保證不再煉功的信，就會立即被釋放。在如此酷刑的折磨下，的確有人承受不住，背棄了自己原來神聖的信仰。這場毫無人性的迫害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毀掉法輪功修煉者對‘真善忍’的信仰，用滅絕人性的辦法，摧毀大法弟子的正信。而這場災禍不僅僅殃及法輪功學員，全社會的正義良知都不得不在選擇真理和邪惡之間，做出殘酷的決定。當一個人在獨裁者的淫威下背棄自己的信仰時，所失去的東西比性命還更寶貴。”（第133頁）
這是根本性的區別，林昭、張志新、遇羅克們的反抗仍然建立在對革命、黨的信仰，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的基礎上，但是，王玉芝等法輪功學員卻走向了另一個方向。他們既不是向統治者哭訴，“我不反對你們宣揚的東西”，也不是向統治者怒吼，“我比你們還革命，思想還純正深刻”，而是平靜地走向了另外一條路，只是堅持，並詢問，我這樣，錯在什麼地方？
這裡我想到了大約十年前，共產黨文人張承志，突然發現自己是回民，並且“似乎”也轉向了另外一種信仰，因此寫了一本《心靈史》。筆者在當時的文章中就認為，這本《心靈史》是共產黨黨文化的產物，現在把《心靈史》和王玉芝的這本《穿越生死》，和法輪功被迫害的遭遇對比，就能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黨文化是什麼，新的追求從根本上反抗的是什麼。
從表面上看，《穿越生死》和《心靈史》都是一種對信仰的追求，但是，《心靈史》用信仰統治個人，以“民族主義”駕馭信仰，以整體的痛恨和排他來宣示革命式的情懷，作者不過把共產黨的假大空的文化，換上了一種準伊斯蘭的包裝。或者說，如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在中國一樣，把中國文化中適合其極權的東西都保留了。張承志把共產黨文化中來自西方宗教中的因素，重新返回西方，包裝上伊斯蘭的外衣。但是，《穿越生死》記敘的卻是一般文化的復歸。既然是一般文化的復歸，它涉及的就必然是血肉的東西，個人的內容。在《穿越生死》中它的信仰是內向的，個人的，而不是那種排外的、仇恨的。真善忍，這一帶有中國特色的原則，返回到每個個人，雖然也是抽像的，“大”的原則，但是由於它返回到每個個人，所以不空，也克服了可能存在的假。
真善忍，由於它是內修的原則，因此即便是面對鎮壓他們的政府、及其為政府服務的打手，《穿越生死》生死中也沒有過分刻意地宣揚對他們的仇恨。
（3）信仰是個人的事情，信仰是為了個人的生活，而不是為了空洞的，沒有具體標準確立的群體和虛幻的口號。正是在這一點上，《穿越生死》不僅和林昭、張志新、遇羅克等人留下的文字，以及張承志的《心靈史》，而且和傷痕文學，乃至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有著根本的區別，它距離社會和政治內容更遠，而不是更近。它揭示了一個人的追求和遭遇，法輪功只是一個人的追求的具體體現。在這種意義上，《穿越生死》所展示出的追求，甚至可以說代表了一種典型的文學現象。
的確，作者王玉芝並不是一位要以文字為生，為自己的追求的作家，而相反是不屈不撓的生活的追求與遭遇刺激、甚至可以說迫使她執筆寫了這本書。但是，這正是她和那些政府豢養的，投機的文人們的根本不同之處。因為王玉芝無意走向那裡的路，正是一條真正文學產生的道路。真正的文學不是像擠牙膏那樣擠壓出來的，而是如王玉芝那樣由於追求和磨難，由於生命的抗爭，刺激而有感，而呻吟、呼喚、吶喊出來的。正是這一點，這本看來不是文學的文學讀物，潛藏著古往今來的那些傳世文學中的深層及隱藏著的追求的衝動，社會、歷史、文化根本性變化的記載，個人和社會、政治、時代的衝突。
《穿越生死》在現實中國社會中代表了一種新的文學現象，在文學史中卻是一種永恆的現象。從七十年代末期以來，傷痕文學、知青文學、以及很多所謂傳記文學，從張志新到林昭事件所展示的歷史真實，從張賢亮的《靈與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叢維熙的《走向混沌》，到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從彭德懷、賀龍、劉少奇，到最近的胡耀邦、趙紫陽，有關共產黨罪惡的報導、文學作品、歷史似乎已經汗牛充棟。但是，從這文山書海中發出來的呻吟、控訴、呼喚，卻只是讓我們看到，五十年來中國人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留下來的不僅是被整肅、迫害的悲慘和屈辱，而且也留下自己的恥辱。他們要求的是平反，而不是直接，乃或間接地表示，我就是反對共產黨的暴政和邪惡。不僅失去勇氣，而且失去聲音。
這裡，我要特別說的是，我們並不是要求人們公開出來對抗暴政和邪惡，而是說，五十年代初期後，幾乎再也沒有人公開出來說，我追求的是什麼，憑什麼追求這個，就要受到迫害？
沒有蔡文姬的經歷，無法寫出呼天搶地的悲憤，沒有曹雪芹的身世，醞釀不出紅樓夢中的迴腸盪氣，不能像福樓拜那樣沾的是墨水，流出來的是血淚，紙上的文字則必定如過眼煙雲，經不得人們的任何推敲追問。正是在這一點上，《穿越生死》隱藏著王安憶、張承志們的文字中所沒有的人性，所沒有的反抗和質問，所沒有的追求和呼喚，以及這些作家所沒有的人格。
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一點，這一次，像王玉芝這樣的普通民眾居然敢於站出來，前仆後繼地訴說自己的追求。這不僅震動了共產黨統治集團，確實也震動了那些被打服，被折斷脊骨的人，對於前者，他們被激怒而喪心病狂，對於後者，很多人也對法輪功憤怒和痛恨。“怎麼會有這樣的人，一定是中了邪！”這是很多文人、知識份子把王玉芝視為中了邪，把法輪功視為邪教的一個潛在的很重要的感情因素。
把法輪功指責為邪教，導致上千人喪生、數萬人身陷囹圄，導致這本《穿越生死》的產生，當然有其更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原因，但是，它的直接原因卻是和中國社會中的一位所謂高級知識份子，而且所謂“科學家”緊密聯繫。
(10/7/2005 8:12: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