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明見網10月7日訊】□圖為本文作者□
四．對知識與信仰問題的反省：
為什麼首先對煉功者發難的是何祚庥這類知識份子：從顧準、李慎之到《穿越生死》，知識結構的變化和對抗
（1）王玉芝女士在《穿越生死》一書第四十四頁中記述到，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早晨，我來到煉功點，同修告訴我，天津公安局非法扣留了四十五名法輪功學員，起因是中國科學院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發行的《科技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何祚庥在文中誣蔑法輪功導致人得精神病，並且暗喻法輪功會像清末義和團一樣導致亡國。何祚庥的誣蔑極其嚴重地傷害了法輪功學員的心。”
為什麼首先會是何祚庥這樣的“知識份子”、“科學家”出來攻擊法輪功？
因為，王玉芝等法輪功學員的修煉首先涉及的是對人生、對世界的看法和認識，因此這些在共產黨社會以知識為職業服務於統治階層的知識份子，在精神和知識上最早感到威脅的。而由於法輪功學員追求和訴諸的並不是政治，所以掌握權力的人就不如何祚庥和王渝生（反邪教協會會長，曾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這樣的人更加直接、迅速地感受到另一種追求帶給他們的威脅。
那麼，為什麼很多共產黨培養的知識份子人會不假思索地認為法輪功是“邪教”？我以為，因為他們：
帶著共產黨文化所給的認識論、知識論框架，也就是帶著無神論、唯物論的眼鏡看待突然出現的法輪功；
帶著為共產黨所豢養的，為極權主義統治者服務，從而能夠分享部份權力的倫理道德的眼鏡看待法輪功；
帶著共產黨社會所養成的因循、膽怯的生活觀，對於一些知識份子來說，則更加上了一些自以為是和傲慢。
（2）認識論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因為它涉及的是人們究竟是用什麼工具來認識客觀世界，也就是人們是用什麼尺子來量度外部世界。人們在用這個工具、這把尺子之前，必須要先考察、檢驗一下這個工具、尺子能夠做什麼，做不了什麼，也就是它的界限在哪裡。
人只能憑藉自己有限的感覺器官，感覺能力來感知世界，用自己的思維來組織安排世界。人們不能神化自己的感覺和思維能力，不能說你的視覺、嗅覺和觸覺是無所不能的，反過來說，也就是不能專斷地說，世界就是你的視覺、嗅覺和觸覺感受到的那點東西，建立在這一切的基礎上的思維無所不能。然而唯物主義正是建立在這種專斷、教條的論斷之上的。這種教條直接導致的就是，相信世界上有一種真理，而自己能夠得到、並佔有這種真理。正為此，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波恩認為，這是這個世界上一切罪惡的根源。
近代科學、及科學思想與何祚庥等人唯物主義的科學觀、世界觀恰好相反。它認為人不能認識到世界的本質，只能夠描述世界的現象，並且這種描述滲透著人類自己認識的特點，也不是絕對“客觀”的。人不能夠武斷地斷定在人的認識以外，世界有什麼和沒有什麼。而對這個在人們認識範圍以外的世界探索和思辨，就成為宗教、詩歌和神話的領域。這就是科學家愛因斯坦、波爾、海森堡等，科學思想家波普等人認為對於宗教，科學什麼都不能說的認識論的基礎。
對於人們認識範圍以外的世界的探索和思辨的不同答案產生了不同的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愛因斯坦、牛頓都相信在人的認識以外有一個更高的支配力量，愛因斯坦認為，這個最高的支配力量給與世界的肯定是和諧，絕對不會擲骰子。然而，愛因斯坦絕對不相信基督教的人身肉體的上帝。事實上，人身肉體的上帝不過是答案的一種。這種解答正是因為在人的認識範圍以外，所以無法證實也無法否定，所以科學無法回答宗教問題，各種宗教無法否定別的宗教的存在。
在此，筆者同時要說的是，決定科學家對世界的認識特點的最基本的傾向是，科學家對於世界的非理性的、“宗教”性的關懷。世界究竟是和諧的，還是無序的，究竟是因果的，還是隨機的……。
在此，筆者還要強調的是，宗教，絕對不是像某些中國科學思想研究者認為的那樣狹窄：是人們對死亡的恐懼的產物。世界上只有專斷的、自以為是唯物論者（馬克思主義者），及其類似於此的唯心論者們喜愛下這樣的判斷。
（3）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傳播的法輪功，對於人、人生和世界的認識摒棄了唯物主義，《穿越生死》、《靜水流深》兩本書則記述了煉功者們的實際追求和感受，記述了作者自己的精神現象和身體現象。
在這本書中第四十一頁所談到的奇蹟問題，對於我這個從小受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教育，後來才從中脫出的人的確很難想像，也很難相信。但是科學認識論，及由此而產生的科學多元論告訴我，每一種思想都是在一種假說的基礎上的。我們只能說，我不相信，我懷疑，但是卻必須尊敬對方，當然這種尊敬不是一種虛偽的，似乎是容忍別人的“錯誤”的尊重，而是相信，對方的思想和你的一樣，是平權的，很可能是正確的。當然如果你能夠拿出證據來證明對方是錯誤的，或者一些東西是不存在的，造偽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如同人們至今無法證明上帝的存在，和不存在一樣，對於書中所談的奇蹟，我們也只能聽之，或許我不相信，但是不能斥之為“無”，並且攻擊人家。
在我來看，唯物主義和法輪功一樣也是一種信仰的產物，不過唯物主義是建立在對於人們感官所反映的世界的完全相信的基礎上，認為除了人們感覺到的東西外，沒有別的，人們能夠百分之百地感知到外物。
唯物主義者當然認為，沒有佛像出現等奇蹟。但是若以為世間的事實就是這樣如他們認為的，並且由此嘲笑、甚至敵視相信這一切的信仰、及其信仰者，並且稱這些和不同於唯物論的信仰為邪教，那在科學的、多元認識論的基礎上看來，就只能證明自己信仰唯物主義已經到了入“邪”的地步，因為他的信仰，已經遠離了信仰問題是可以討論的，要尊重不同的信仰，自己相信的也可能是錯誤的、不完全的，這個最根本的基礎。
以一種信仰來攻擊另外一種信仰，攻擊法輪功，無疑是不能夠說服人的。
學會對別人的信仰的尊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對於完全受共產黨教育的人來說，常常不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們至多表面上不去干涉，但是從根本上卻仍然認為那是一種“迷信”，一種沒有“知識”的“反科學”。我以為當他們真的能夠感到，有知識的人才會去信仰，有知識的人才具有宗教感情的時候，真正感到，宗教不是迷信，甚至進一步感到自己在八十年代以前對於各種科學思想、科學家，其他思想流派的攻擊，自己的唯物主義有些“愚昧”的時候，才能夠真正懂得尊重宗教和別人的信仰意味著什麼。
在閱讀《穿越生死》的時候，在反省自己的知識框架，反省有關近年來中國知識界的問題的時候，筆者還想說，筆者在紀念李慎之先生去世的文章中，曾經想客觀地、而非大字報式的、假大空地吹捧李慎之先生，但是被一位國內的學者批評為知識的傲慢，並且引起另外一些和李慎之先生有類似經歷和思想方法的長者的憤怒。然而，在筆者看來，這些批評和憤怒都倒置了。筆者在王玉芝這些看來平常的小人物面前，在陳寅恪等前人面前，在余英時教授等行家面前一直是力圖慎思、反省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追求方向，力圖找出自己的“不是”。對此，筆者感到，很多人正是因為不肯對自己進行反省，思索，不僅看不到筆者對此的良苦用心，而且對於筆者進行的還是那種大字報式的打棍子。
對於這種傾向，筆者想要再次強調，這不能夠完全歸於道德問題，立場態度問題，也就是傲慢與否，膽怯與否問題，還存在更深的知識框架問題。是否能夠謙虛地對待知識追求，反省自己的知識框架，平等地討論科學、宗教，倫理問題，究其實也就是啟蒙問題。該啟蒙、該反省的實在是顧準、李慎之這樣的知識份子自身，而非民眾。那種想給共產黨政治局領導人啟蒙的想法不僅令人啼笑皆非，而且更使人看到持有這種想法的人實在才是反省與啟蒙的對象！
五．文化和傳統的傳承：
在中國為什麼能夠公開和共產黨極權專制對抗的是法輪功、佛教，而不是其它宗教，從《穿越生死》看文化、文明和傳統
（1）從前述作者對《穿越生死》的認識，從人性和人生的追求可以看到，和王安憶、張承志的作家相比，和李慎之，以及現今中國知識精英推崇的顧準相比，和林昭、張志新等“革命”志士相比，《穿越生死》代表了一種變化。
然而，從對信仰和知識的追求來說，對於現今中國的很多所謂知識界精英來說，王玉芝的《穿越生死》卻宣示了一種不變。因為自認為推崇所謂“賽”先生，認為自己是“科學”的代言人，卻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精英，將近百年來，一直致力於“文化革命”，反對傳統，而《穿越生死》居然固守傳統的對生活的追求，這當然是一種對五四的全面反動，一種保守的不變。
對於變和不變問題的看法，還有一部份當代中國知識精英，認為時代變了，中國變了，知識份子應該配合先進西方，以及中國市場化的潮流，使自己市場化，享受生活，配合當權者，配合社會大眾做一些改良性的工作。傳統的追求已經過時，市場化的追求才是人類，或者說今天的真正取向。《穿越生死》中的“無知”民眾居然在今天如此市場化潮流中顯示出永恆的、傳統的“追求”方式和傳統的理念，在他們看來絕對是落伍的，甚至“愚昧”、不正常的，如果不是一種“邪教”是不會導致於此的。
如上所述，變和不變涉及的是最根本的文化和傳統問題。《穿越生死》記述的正是夾在傳統和唯物論（極端物質化）的現代化之間的中國社會與個人，政治與文化之間的劇烈衝突。它記述了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和文化革命的暴力打擊下，普通個人對文化傳統的留戀和執著，說它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點也不為過。
這是一個合乎邏輯的記述，王玉芝在書的開始記述了她的家庭的特點。那是一個在中國非常普通，卻又具有普遍特點的典型的中國家庭。中國傳統的影響，盡管共產黨在將近半個世紀中，用了各種方法，毛澤東的左的，鄧小平的右的，也就是精神的和物質的方法，但是還是沒有能夠徹底摧毀它。這個民間社會，事實上生活在共產黨的懷抱中─大都市中的知識份子，由於不同程度地被共產黨教化，常常自覺或者不自覺地看不到它。但是它的確存在在那裡，並且韌性十足地存在著那裡，誰也不能夠徹底剪除它。一經風浪，或者一過風浪，只要有可能它就會繼續生長發芽。
（2）有關當代極權主義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問題，當代自由主義社會學家達倫道夫早就在他研究中告訴我們，共產黨和一切傳統都是不相容的，它毀滅一切傳統。王玉芝的《穿越生死》客觀翔實地為它提供了事實根據。
在《穿越生死》的第一部份記述了共產黨執政後的前三十年，毛澤東從左的方面對中國傳統的摧殘破壞，以文化革命為代表的對傳統文化的粉碎性的“革命”。在這本書其餘部份則記述了鄧小平開始的從右的方面，對中國傳統社會、傳統文化的蹂躪。這是來自西方的一個單詞，唯物主義（materialism）的兩面，毛澤東使用的是意識形態的唯物主義，鄧小平使用的是實用的物質主義，所達到的目的是一個，維護極權主義專制，維護自己的權力。
的確，傳統的中國文化既不能徹底接受這種建立在一元論為無論基礎上的、來自西方的極權專制，也不能接受這種徹底的“物化”。如果說毛澤東對於中國傳統的破壞摧毀了了中國民眾的社會和政治觀、知識觀，那麼鄧小平之後的共產黨人則徹底把中國人的生存觀念、家庭倫理置於了死地。毛澤東因為傳統文化的社會觀、政治觀、知識觀和共產黨的極權主義不相容，所以一而再地發動意識形態革命，打斷傳統的脊樑。鄧小平則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極權統治，要人們只看物質，放棄一切傳統的價值和倫理，容忍、馴服於他們的統治。說到底，都是讓人像狗一樣的生活。這是產生於西方現代的當代極權主義所獨有的文化，所獨有的特徵。
（3）反對人類一切其它文化傳統的共產黨，不僅和歷代專制者不同，而且和當代其它的極權主義者也不同，它有一套為他的極權主義服務的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甚至也可以說，它是極端的、世俗的、二元論的基督教文化的產物。對中國社會及其民眾來說，共產黨文化是一種來源於近代西方傳統的文化，是百年來中國社會“極端西化”和西化“極端”的產物。過去五十年共產黨對上億的人進行過整肅，三反五反、反右，反擊右傾機會主義、文化革命……，這些運動雖然帶有傳統中國社會專制的一些特點，但從根本上說，卻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一種宗教黨派鬥爭、清洗文化的產物。
如前所述，在這種整肅中，展示了文化和傳統的對抗。絕大多數人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反抗的思維和聲音，失去了自我和自我精神，他們只是申訴，自己並沒有反黨，自己是愛黨的，自己是冤屈的，而且所用的語言都是共產黨的語言。但是，這次對法輪功的大規模的、殘酷的迫害，王玉芝和她的同修，堅持了另外一種追求、信仰，思維方式和語言。為此，這也同時造成了這場鎮壓比以往任何一次鎮壓都更加殘酷，更加漫長。因為法輪功學員居然由於自己的信仰而沒有輕易就範，的確匪夷所思！這不要說對於那些專制的工具─警察、基層幹部們，就是對那個社會的一般人來說，也難以想像。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鎮壓的殘酷性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機器的各級幹部，精英們被激怒，五十年來在他們面前還不曾有過這樣的人，這樣的群體，不僅沒被制服，而且還敢戧聲者！
《穿越生死》具體地展示了王玉芝個人，以及這個群體所經歷的迫害，成千上萬的人為之流出的血。
我相信，這是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第一次由於無法制服而“失手”迫害致死人數最多的一次運動。當然，如果當年右派們敢於堅持自己思想而反抗，迫害會更加殘酷，但歷史的真實是，右派們強項抗衡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個人，而法輪功卻是成千上萬的人。當然，也可以說，如果不是發生在九九年，那這次鎮壓將會更加殘酷，死亡的人也會更多。
王玉芝女士這一批人是文化衝突中的殉道者。這是近百年來的一次殊死的文化決鬥，是中國文化經過幾十年來極權主義極左的摧殘，極右的蹂躪後，在百年的曲折後，置之死地而後生，重新從廢墟中發出的抵抗，這種抵抗不僅是對極權主義的抵抗，而且在更廣義上是對近代西方現代化對人類異化的一種抵抗。
這麼多的人為了生活、信仰流了血，社會產生如此大的震動，甚至時代、世界可能由於它引起變化，我認為作為一個敏感的知識份子除了在上述問題外，還應該從中感悟到更多的東西。為此，在結束這篇讀書札記的時候，我願意再次討論幾個知識份子關心的，更廣泛的問題。
（4）《穿越生死》一書，應該使我們看到，中國知識精英們在對於當代從西方引進中國的極權主義的所謂反省中，所謂的“中國文化中沒有宗教”，“中國人沒有信仰”,“中國人沒有……”所有這一切批評，在王玉芝女士的書中都已經做了明確的回答。
我自己不是法輪功學員，但是法輪功對我來說，和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一樣，是人間的一種對生命、對生活的信仰，一種對生命和自然、宇宙的認知。我既不認為自己比法輪功高明，也不認為法輪功一切都是唯一正確和好的。但是，在我和法輪功學員的聯繫和接觸中，我發現他們身上存在的，令我非常熟悉的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相比，我對法輪功更容易熟悉和了解。
在《穿越生死》一書中記述了一些神秘現象，這些神秘現象也成為一些知識精英攻擊法輪功為邪教的證據，但其實人們只要稍微公正一點，就能夠看到，基督教，及其信徒中的宣揚的神秘現象更為過之。這一點，人們只要看看楊小凱、遠志明等人“皈依”基督教後的文章就可以了。
所以，和任何西方宗教和文化相比，王玉芝女士和法輪功學員都是再平常不過的信仰者，追求者，甚至可以說他們更加平和、寬容，由於他們依靠的是自修，因此組織形式更加鬆散，沒有西方那種教會式的組織。這大約應該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但是它大大地避免了那種塵世教會帶來的腐敗、黨同伐異，對人們信仰追求的濫用。
讀王玉芝的《穿越生死》，我們應該看到：法輪功是一個非常非常平常的宗教、文化現象！
（5）走筆於此，筆者不得不在結束此文的時候再次強調對自己的認識論和知識論進行反省的重要性。
一位已經來到德國將近二十年並且經常為德國報刊撰稿的自由記者，曾經洋洋得意地對筆者說，法輪功問題一出來，九九年六月他就說了，法輪功是邪教，而共產黨政府則是在他之後，到九月才宣布的。這引起了筆者的驚訝！為什麼中國知識界的很多人看到法輪功後自發地認為它肯定是“邪教”呢？
今天任何剛剛從國內出來讀書的人，稍有敏感就會覺察出共產黨社會的整個知識框架不能夠和世界接軌，並且也不能夠和中國傳統接軌。為此，他們必須對一些概念重新認識，重新學習新的寫報告的方法。在探討更廣泛的知識問題，宗教、文化和傳統問題的時候，當然也存在這個問題。
對於那些不願意思索，而一下子就認為王玉芝等人中了邪的人，我認為，是自己中了封閉社會的“邪”。卻偏偏說法輪功是“邪”。
我認為，這是一個中邪的社會，大而廣之，他們不相信任何宗教，任何其他的對生活、對社會、對自然、宇宙的看法和猜測，小而具體，他們不相信人們敢於說實話，敢於反抗狂言，認為只有中了邪的人，才敢於追求。這個滲透在中國知識界每一個末梢，在每一個人的血液中的邪，在人們歌頌新中國，追隨五八年的大躍進、六六年的文化革命時如此，由於認識問題的方法沒有改變，今天依然存在。
在反省中，筆者更深切地感到，包括筆者自己在內，我們最好的情況也就是對其有所認識，它的全面退出，可能會如普朗克定理所言，要等這代人過去，下一代人到來。
其實，王玉芝的《穿越生死》，很多法輪功學員的語言也顯示了這個矛盾，這個問題，他們常常使用著共產黨社會帶有唯物主義痕跡的語言、方法，談論生活，談論宗教信仰，談論宇宙，談論對科學的看法。然而，盡管如此，我的感覺是樂觀的，因為生死之界已經穿過，人們用自己的頭顱和鮮血撞開了文化和精神封閉之牆，中國人面臨的已經不再只是反抗和反對問題，而是如何建設和思索的問題了！
二零零五年十月五號於德國埃森
【作者簡介】仲維光，一九六一年到六九年在北京清華附中上初中高中，其間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從此改變了他整個生活。從第一個紅衛兵在清華附中萌芽開始，他就和鄭義等人 成為這個紅衛兵的主要反對者。一九六九年，他放棄了分配在北京工作，為了能夠自由成長而到吉林洮安縣插隊。在插隊期間開始自學哲學，由於探究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認識論基礎，七零年轉向近代洛克、休謨以來的經驗主義思想，並且同時開始自學數學物理和外語。七二年，返回北京後先後在北京八十六中和二十九中擔任物理教師。因為身體重病，而在七八年不得不放棄自學，考入大學繼續學習物理，八三年考取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近代物理學思想史許良英教授研究生，畢業後留所工作。八八年到德國，後在波鴻魯爾大學馬漢茂教授處研究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和思想問題。九十年代中期後作為自由思想工作者，繼續研究當代極權主義思想問題，波普和他的批判理性主義，以及其它當代科學思想和文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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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生死》
作者 : 王玉芝
出版社 : 博大出版社
頁數 : 288
出版日期 : 2004年9月
書號 ISBN : 1932674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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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005 8:10: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