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庵居士【明見網9月9日訊】自從香港學者郎咸平先生關於中國上市公司的評論引發了中國經濟學者之間的爭論，並引發了關於中國改革的更深一層次的爭論後。我接到了數十封朋友的來信，其中有美國，日本和澳洲的，但更多的是大陸的學者和記者。其中有些比較熟悉的大陸編輯希望我能用匿名的方式寫些評論。面對對於相當多的讀者朋友，我不能每封信都回答，但這次我是幾乎都有回信。一位中國朋友在接我的回信後又給我回信說："老草，你又可以嘲笑中國經濟學家了"。
其實這是一種誤會，在某種程度上講，中國學者是勤奮的。但是因□政治制度上的原因，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不能將政治和社會因素柔和在其中。這就造成了中國學者與海外學者的極大不同。海外學者研究經濟問題的時候是處於一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而西方經濟學無論其何種學派都是建立在這個制度基礎之上，所以，他們沒有制度和社會上的問題。而中國因□不存在所謂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經濟問題研究一直是沿用西方經濟學理論，當制度和社會是以公有制□基礎的時候，他們研究經濟問題就面臨著社會與制度的這個不可迴避的基礎問題。而中國目前的政治狀況又沒有言論自由。這就造成了中國學者只能單純地用西方經濟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這就如同中餐廚師要用西餐調料來製造純粹的中國美食一樣。在這樣的環境下，偏偏中國學者不甘寂寞，硬要用西方理論指導中國經濟與政治改革，這就更加可悲和可怕，其誤國之深也就遠超常人，由此可見這些精英的國人是多麼的弱智。
當今出現的郎咸平與"失語的中國經濟學家"之爭論，更顯示了中國人，特別是精英們的弱智。在我看來，郎先生提出的問題無非是中國如何私有化，在什麼條件下私有化的問題。而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的回答的跑題不說，簡直是驢頭不對馬嘴，乾脆講到了中國是否定私有制的問題。實際上，私有化和私有制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在不久前，我曾和中共三位高層官員交流，在我的感覺中，在中國，從上到下，各個階層都沒有否認私有制問題。中央政治局甚至討論過土地私有的問題。中國逐步完善並全部實行私有制幾乎是全面的共識。而郎先生提出的如何私有化與中國施行私有制制度根本就是個微觀與宏觀，戰術與戰略的問題。這兩者有聯繫但卻不是同一問題。而"失語的中國經濟學家"怎麼就看不懂郎先生用中文表達的思想呢。難道"失語的中國經濟學家"真的如此弱智？
我很奇怪，經濟上的微觀管理，在中國怎麼就變成了如此重大的原則問題。更奇怪，海外經濟學者或管理學者對中國的觀點怎麼就如此的一致，而"失語的中國經濟學家"也竟然如此的一致地弱智？
隨著時間的發展，我相信，中國施行私有制是必然的趨勢，也是全國的共識，但如何在公平的基礎上施行私有化，這確實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郎先生提出的問題不過是經濟學及管理學中最基本的常識，任何政策及制度的建立都必須要有個基礎，這最基本的基礎就是公平和法律。在這方面，我不得不說的是，在經濟學家討論和爭論的時候，中國的法學家一直是處於"缺位元"的狀態。盡管中國的改革是以經濟□龍頭髮展起來的，但在中國改革開發的初期，政治與法律的改革並未完全缺位，至少在八九年前是如此。但在今天，政治改革的缺位，最大的問題就是造成了中國整個社會新的危機的形成，用中國經濟學者鍾偉先生的話稱："危機向上集中"。
朗先生的言論在中國學界引發巨大爭論，這不是什麼奇怪的問題，更不是什麼"炒作"問題。問題是□什麼這麼多的國內學者明知道問題所在的真正原因，而不願意，更不敢去談。反而指責郎先生在"自我炒作"。我並不完全贊同郎先生的全部觀點，我也看到了郎先生在迴避問題的實質，這就是中國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上對經濟問題的制約。但，畢竟郎先生揭開了中國私有化過程中的一個毒瘤。這就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在缺乏法律和政治制度上的巨大改革情況下□生的貧富分化問題，和不公平的私有化問題。任何正常的社會所追求的都是一個公平合理與法制的社會，但在中國，一切法律公平都被所謂的"高速經濟"增長所掩蓋，經濟和效率是中共的遮羞布，是政權的合法性的保護傘。但同時也成□了一些精英的利益保護傘，一個怯懦的精英集團劣等品質的遮羞布。盡管中國的□權改革很重要，我們不能否定中國私有制的必要性，但公平的進行私有化不重要嗎？難道這就不是我們學者需要研究的改革"路徑之一"嗎？
偷換概念是中國人自辯的常用方法，強調一面的重要性，而忽視另一面也是中國人自我膨脹的內心平衡方式，更是掩蓋自己虛弱的重要手段之一。有些學者和官員強調："只有打破私有制障礙，全面實行私有制才能衝破政府管制，保障未來中國發展"，也有學者提出："國有財□的私有化是改革路徑的選擇，這是個用最小成本讓中國轉型的方式"。但我想問各位一句："當中國社會因□巨大的貧富分化的時候，誰能保證中國不出現巨大的社會動亂，誰又能保證現在的付出的社會成本是最小的？難道中共自四九年開始的集團掠奪轉變成少數利益集團的私人掠奪就是社會成本最下的"改革"，就能保障中國不會出現拉美化？
如果大家能真正地考慮一下每個人的自身利益，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不會願意自己的財□被別人掠奪，面對這個問題，我們再看看國人的反映，自欺欺人的中國人難道不是弱智？
在十年前，俄國開始了公平的私有化過程，中國的學者和官員看到是什麼？是一個醜陋的國家，盡管我相信中國人的智力，但我看到卻是中國人的短視和無知，是世界第一的弱智。十年過去了，當我們再次看到俄國的時候，我們是否會□中國人的無知和弱智感到慚愧？是俄國人用最小的社會成本成功地轉型了，還是中國人用最小的社會成本轉型了？是俄國人失敗了，還是中國人成功了？中國人□什麼不反思？□什麼不慚愧？當俄國毫無負擔地成長前進的時候，中國人在幹什麼？我看到的仍是理論上的爭論，私下的毫無道德的掠奪。一個全世界都少見的"豺狼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那麼我們看看俄國的情況是如何的。
1999-2003年俄國ＧＤＰ累計增長29.9%，其中，2003年ＧＤＰ總值達到13.3萬多億盧布，合4652多億美元，同比增長達到7.3%，合人均3200美元，若考慮到公認的超過25%的影子經濟情況，則俄國的人均實際ＧＤＰ應在4000美元之上。在衰退過程中受打擊最重的工業部門近年表現出了較強的復甦勢頭：1999-2001年俄工業累計增長了約27%，其中，機械工業增長了50.8%，石化工業增長49.5%，輕工業增長42.6%，森工、木材加工及紙漿增長32.1%，黑色冶金工業增長34.9%，有色工業增長33.1%，建材工業31.5%，食品增長28.5%。2003年工業增長率達到了7.3%，其中，新興□業，如電信業超過42%。農業形勢出現明顯好轉，近5年農業□出年均增長4.3%。出口快速增長，2003年俄外貿總額首次達到2108億美元，同比增長25.3%，順差596億美元，增長28.7%。國家預算狀況良好，從2000年以來一直保持預算順差，2002年達到49億美元，而2003年又增加了74.5億美元，節餘全部進入國家財政穩定基金，□償還內外債提供了有利條件。2003年，俄國在支付了173億美元外債之後，黃金外匯儲備由2003年年初的478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初的840億美元。俄外債餘額也從1999年高峰時的1600億美元下降到2003年底的1190億美元。這樣，2003年俄外債佔其國內生□總值的比例已經下降到27%，遠低於國際上60%的警界線標準（中國約□40%），比歐盟成員國的期望值還低一半。近年俄國證券市場市場發展良好，2003年俄國證券市場增長了54%，超過西歐所有證券市場的增長速度。社會投資增長升溫，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增長率達12.5%，比2002年的2.6%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表明俄國企業家對生□部門的投資信心大□增強。資本外流明顯減少。據官方統計，2003年外逃資本僅□29億美元，低於2000年的250億美元、2002年的80億美元及近10年來年均200億美元以上的外逃規模。同時，還出現了部分外逃資本回流的現象。從2002年美國、歐盟分別正式承認俄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到2003年9月在美國權威的A.T.科爾尼諮詢公司根據全世界企業家所作的投資信心調查排名，俄國在世界最具投資吸引力國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進入世界最受歡迎的10大投資地之列。西方商界不僅開始議論"俄國經濟現象"，而且，開始大舉進入俄國這一新興投資熱土。可口可樂、肯德基、IKEA、LG、三星、BP等紛紛擴大對俄的投資。近兩年俄國吸引外資明顯加速，到2003年底，俄國累計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超過了550億美元，其中2003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65億美元，同比增長62%。通貨膨脹率從上年的15.1%下降到12%，預計2004年將下降到10%以下。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近幾年拖欠工資和退休金的情況已經基本杜絕，在2000-2003年的4年裡4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退休金平均提高90%，居民實際收入增長50%，2003年居民實際貨幣收入增長達到14.5%，□同年ＧＤＰ增長率的2倍，全國居民平均月工資由1992年的22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193美元，居民銀行存款總額在2003年一年內翻了一番。近四年全國失業率下降了近40%，失業人數由1998年857萬人下降到2002年510萬人，其中，莫斯科市2002以0.6%的失業率成□世界失業率最低和沒有罷工的首都城市。全俄貧困人口由1992年的5020萬人下降到1998年3480萬人和2003年的2900萬人。消費水平快速提升，據2003年9月所作的俄國居民消費能力的社會調查，擁有彩電的家庭從1993年的72%上升到2003年的89%，擁有微波爐和電腦的家庭從2%上升到10%，擁有錄影機的家庭從5%上升到37%，擁有汽車的比例從17%上升到22%，新興IT□品銷量激增，如手機銷量在2003年一年內增長了一倍，絕對增加量在中國之後居世界第二。
吃驚嗎？在吃驚之後中國的讀者應該注意的是，這裡的統計資料是全俄國百姓，而不是中國統計資料中的排除了中國廣大貧困農民的城鎮人口統計資料。
中國和俄國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幾乎都在一個時代上進行了改革，甚至中國的改革還早上俄國十年，但□什麼出現的結果不同呢？這是不是路徑選擇的問題？。俄國□什麼會改革成功？這就是因□俄國人更注重未來的結果，在改革中實行了更公平的人人有份，人人平等的私有化過程。而不是中國的獨裁統治下的強盜掠奪式私有化方式。同樣是要改變國體，同樣是要施行私有制，□什麼中國的私有化過程就不能採取俄國的方式？□什麼就不能使用公平合理的方式來完成？從這點上看，中國的人有什麼資格去嘲笑俄國？難道香港的朗先生提出的問題不正確嗎？中國學者和政府官員又有什麼理由來反對郎先生的指責？
我曾數次與中國官員（包括最近一次與一位最高層官員）提出過中國解決私有制過程中的私有化問題。我個人的建議很簡單："用一年的時間，先將全國土地礦山，國有財□及國有企業進行詳細的統計，然後發行金融憑證，平均分配到中國每個人手中。並允許這些金融憑證自由交易，可以在股票市場上進行自由交易。願意投資企業的人可以收購這些金融憑證去收購國有土地和企業，願意換回現金的人可以將這些憑證自由交易換取現金。"通過這個簡單的過程，中國可以用兩年的時間全面私有化，私有制也會順利完成。整個中國經濟就會全面持續發展。不願意購買企業或土地的人將憑證轉換成□現金可以促進"內需"，也會調動中國整個經濟的大發展，而有能力的人可以將國有企業公平的購買，成□真正的主人，也會將企業發展擴大。整個社會的貧富分化矛盾就會減少。政府由經營型轉型□管理型，不僅可以減少百姓對政府的敵意和矛盾，更有精力和財源去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平和穩定。也使得中國政府徹底擺脫集管理者，經營者，仲裁者於一身的尷尬境地。而這時候，政府才能更深入地進行政治體制上的改革，才能更準確地進入國際社會來維護中國人的利益，也更可以運用經濟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來調整整個社會的失衡。在這個基礎之上，中國目前的社會矛盾，經濟危機，信任危機，金融危機才有可能得到緩解和解決，政府才能擺脫各種利益集團的控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司法制度和社會政治體制制度。
我說中國人弱智,很多人會覺得無法忍受，但弱智確實是存在。關於中國國有企業是否能在中國現行制度下治理好，成□一個真正的企業，很多中國學者及官員都是極具信心的。正是這些信心，才有了朱□基先生的三千億人民幣的"三年國有企業解困"。才有了□多的政策傾向來幫助國有企業，讓中國股票市場成□一個充滿血腥，沒有道德，沒有信用，沒有公平的"圈錢"機構。
(《新世紀》)
(9/9/2004 8:59: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