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帆 【明思網】在中領館簽證處，每次我都會遇到70多歲的華人。從他們的外表，言談舉止，我就知道他們來美國已經有幾十年了。有一次，我對一位老伯說：“老伯伯，您好！這份資料送給您看看。”他看看我說：“這是什麼材料？”我說：“是法輪大法的資料。”他說：“我是美國公民，我是愛國的。”接著他又帶著疑問的口氣問我：“你也煉法輪功？”我說：“是啊，我煉法輪功。”他又說：“你們法輪功不愛國。”有的老華僑，一聽我是煉法輪功的，馬上就走開了。給我留下一句話“你煉法輪功，不愛國”。來美國幾個月來，這句話一直在我的腦海中回盪。
70多歲的華人，來美國已有幾十年了。當時，他們背井離鄉來到異國他鄉，艱難創業，飽受了很多淒苦。近十多年來的中國經濟改革，經濟發展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這些老華僑看到和經歷了這些變化，他們從內心感到高興和自豪。這一點，每一位海外華人、炎黃子孫都有同樣的感受，其中包括海外法輪功學員，也都為中國感到高興。
我曾在大學任教，投資經濟研究是我授課的一個主要內容。近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吸引了國外大批的投資者，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來中國投資。中國的經濟的確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沿海一帶的城市，對國外的投資者給予十分優惠的投資政策。北京，上海是我們國家對外經濟的窗口，是代表我們中國的形象。特別是上海浦東的發展速度更快一些。相比之下，中國的西北部還極度貧困落後，幾十年來，還沒有解決吃飯的問題，二個人穿一條褲子的還有，更談不上兒童的上學問題。
十多年前，在上海成立了希望工程辦公室，開展獻愛心活動。每人捐贈400元，讓一位失學兒童上學。1995 年，我為湖南省、河南省的5位失學兒童捐款。多年來，我還經常寄錢，寄衣物給他們。其中湖南省一位叫王貴福的孤兒，在信中有時稱我爺爺，有時稱我奶奶，有時稱我叔叔，有時稱我阿姨。為了表達他的感激之情，用了“萬歲”這個詞。上海當地街道每年也多次開展為貧困的山區，受災地區捐款，捐衣物的活動。大家知道，在中國是無處不貪的，就是這樣的獻愛心活動，也是層層拿，層層貪。真正到村民，災民手中的衣服就沒有多少了。我認識的法輪功同修知道後，就和我一樣直接給湖南省的貧困山區寄錢、寄物。孤兒王貴福的唯一親人，他的80多歲爺爺收到錢後，淚流滿面。不久，他離開了人世間，錢就作為他的送葬費。王貴福的老師為了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從山區寄來了一袋又粗又糙的粳米，以及從山區地裡挖出的“樹根”。我把這些東西都分給我周圍的同修，每人一把米、一小塊“樹根”。大家都說，那個“樹根”實在難咽下去，比困難時期吃的“樹根”還要難吃的多。
我在北京讀了5年的大學，在上海工作了二十多年，高樓大廈，燈紅酒綠，生活條件十分優越，沒吃過什麼苦。我是搞經濟管理的，近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畸形發展，窮富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大。所以，我一直想去湖南山區看看，一是親身體會一下他們山區的貧困生活，二是親眼看看中國畸形的經濟狀況。
2000年年底，我去了北京天安門廣場，被北京公安人員抓進去關了幾天。上海市公安局要抓我，我不能回上海，也不能回老家。從北京回上海的第二天，我就決定，趁這個機會去湖南。我從上海到湖南懷化，坐了一天多的火車，從懷化車站下來，要爬山6∼7個小時，才能到偏僻的窮山溝。我租了一輛破舊的吉普車，繞了一座又一座高山，正好天氣下雨，路面打滑，司機一次又一次的下來，在路面上，洒一些泥沙，吉普車又開動了。破舊的吉普車上下，左右顛簸，顛來倒去的，幾乎要翻車了。我往山下望去，就是深深的山谷。司機知道我從上海來都非常感動，他說：“我有開車經驗，有執照，你要租用他人的車，連生命都很危險，翻車在這裡是經常的事”。山區土地瘦，種不出東西，交通又不便，住了幾十家人家，真是開門見山，家中除了破舊的床，破舊的桌椅外，什麼都沒有，破破爛爛，村上剛剛才有暗暗的電燈，小孩子上下都是泥，可以說，就是一個泥人。他們要吃一點魚，肉，買一點菜，日常用品，大山溝裡沒有，走小路來回要花6∼7個小時，一整天時間。家裡只有一個非常大的鹹菜缸，維持每天的生活。我贊助的孤兒王貴福還是失學，每天給人放牛，混一口飯吃。村上的人都來看我，他們感動得哭了。上海與湖南的山溝溝真是天地之差。十多天貧困山區的生活對我的人生又是一個衝擊。從山區回到懷化又是破舊的吉普車，這回吉普車上坐了9人，超載4人。他們送我回去。說真的，稍微一不注意，連車帶人都要翻到山谷中去。這是我親身經歷的，否則的話，誰會相信，小小的，破舊的吉普車坐了9個人。
我離開山區時，留下《轉法輪》書和數百元錢。十幾年來，我沒有把錢花在旅游上，享受自然風光。我把錢花在貧困山區，做了這麼一點點事情。但是，對於貧困山區的人民來說，他們感受到的是社會的溫暖，祖國的溫暖，人民的溫暖，大上海還有人想到他們，關心他們，看望他們。我想，我們每一個人，特別是當領導的，都到貧困山區去看看，體驗一下他們的生活，看看他們吃的是什麼？穿的是什麼？住的怎麼樣？他們想的是什麼？你就會對自己，有一種滿足感，知足常樂，社會的風氣也會變好。
我走後。當地的村民給我工作單位的領導寫了二封表揚信，表揚我工作單位的領導培養了這麼好的老師。可是，善良的人們還不知道，就是這樣的好老師，正遭受著公安人員的追捕。
1996 年我在日本探親，因為我的女兒在東京聖心女子大學（私立大學）讀書，學費十分昂貴，我的日本朋友、河西大吉社長送給我20萬日元（折合人民幣1.5萬元）贊助我女兒的學費。1998年8月29日，在我們國家遭受洪水大災難時，我將河西大吉社長送給我的20萬日元，捐贈給希望工程。當時，我每月1500元工資（包括獎金），愛人患惡性腫瘤，開刀、治癌症的藥費十分昂貴，他只有500元病假工資，二個女兒讀大學。我做了，從來也沒有向領導匯報過。
電視上，報紙上，雜誌上大肆造謠，攻擊，誣蔑法輪大法。我們法輪大法的弟子就是這樣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愛國家！愛人民！
國家的概念，指的是自然和社會二方面。自然方麵包括祖國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社會方面主要指的是國家的文化，歷史，人民，政府，軍隊等組織機構。政府是管理國家的政權機構。國家的政權機構是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國家的政權機構是不是一個人說了算？一個人能不能代表國家？這幾個問題就是當前有的世人還認識不清楚的問題。
法輪功幫助人們袪病健身，提高身體素質，同時要求修煉人時時處處以真、善、忍規範自己的思想和行為，短短幾年間其卓越的功效得到了億萬修煉者的見證，所以才有這麼多人加入修煉法輪功的行列。到1999年法輪功修煉者達到數千萬、上億人，如果加上修煉者的親屬，就是有幾億的人。然而江澤民為了個人的權力和慾望，把對社會，對人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法輪功打成“X教”，致億萬家庭的心聲和利益不顧，象這樣的政權機構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嗎？江澤民在海外幾十億的存款，兒子江綿恆被稱為“中國的第一貪”把持中國的電信業，他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嗎？江澤民一個人能代表國家嗎？
善惡有報是天理。我們在大陸的大法弟子出來講真象，隨時隨地都有被抓，被關，被打死的可能。他們為的是什麼？還不是為了國內的人民在這場迫害中，不被謊言所蒙蔽，在大是大非面前能有一個客觀公正的判斷，在這場對善良人的迫害中能把握自己的路，將來有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未來。他們這樣做，難道不是愛國，愛人民的行動嗎？這樣簡單的道理，大家應該知道的！
海外法輪功學員，包括西方法輪功學員，也同樣秉承這個信念，向世人講清法輪功的真象，也是愛國家，愛人民的行動。2001年，36位西方法輪功學員不遠千里，冒著被抓、被打、被迫害的危險來到我們的天安門廣場，為了什麼？其中一個學員在他的信中這樣寫道：“法輪大法來自於你們中國那塊土地和中華民族博大精深而又美好的文化。如果沒有他，我不會是今天這樣一個人的。帶著最深的敬意，我踏上了你們的國土，為了你們而支持真理。我希望我這一副外族的面孔和純淨的心能夠喚起你們心中依然存在的善良。請不要追隨江澤民和他的犯罪集團迫害法輪功，這對你們真的不好。”我們相信善惡有報是天理，人做了什麼都會在將來得到福報或惡報。一個不明真象，聽信江氏謊言的無辜民眾，無疑在這次迫害中為江氏提供了迫害法輪功的環境和條件，使他更能無所顧忌的為所欲為，那您說是幹好事還是壞事呢？
美國的新聞媒體報導揭露了美國士兵虐待伊拉克戰俘的事件，有誰指責這些媒體不愛國呢？正是由於虐囚得到及時暴光，才使伊拉克戰俘早日脫離魔窟，得以解救。為什麼法輪功學員講真象，揭露迫害就成了不愛國呢？難得這不是制止迫害的最好辦法嗎？老伯伯，請三思啊！@
(9/20/2004 3:25: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