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達功
【明心網】〖編者〗對神的信仰是個嚴肅而復雜的話題。我們講懺悔，講救贖，講終極關懷，無不觸碰到人性中最本質最真實的東西。而這些對於中國人，尤其是現代史以來的中國，來說，卻是別有一番難以名狀的雜味在心頭。別人永遠可以信守的底線和汲取力量的源泉，而在我們卻是如此巨大的斷裂和失落。一個好的制度是現實的、重要的，可它難道不需要好的人群來成就、保持和發展嗎？信仰在人心層面給予人類社會的那種似乎無形但卻深刻的支撐在現今的中國不正被越來越多的人關註和思考嗎？我們希望這樣的探討能夠繼續下去。
我來到巴黎，那是5月陽光明媚的一天，兩位來自大紀元和新唐人電視臺的記者朋友陪我漫步在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上，他們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我卻是一個頑固的無神論者。我們邊走邊聊，交談內容並不是法國的優美風景或激蕩人心的法國歷史，也不是法國的流行時裝、香水或美味佳肴蝸牛、鵝肝醬和白蘭地，他們想聽到我這個從大陸來的不同政見者，對現實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事情的看法，其中也自然而然就宗教信仰問題展開了討論。我對他們坦率說，我無法相信神的存在，感覺我距離神越來越遠。他們告訴我，「如果你感覺神距離你很遠，說明神已經離你很近了」。
我母親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而我周圍也有許多學者朋友是基督徒（新教徒），這不同於毛澤東時代，宗教話題已經逐漸成為中國人談論的話題。反思中國傳統文化，面對和風細雨般的西方文化的入侵，不僅頑固堅持專制制度的中共政權面臨前所未有的失去人民精神控制的危機，就是仍處於迷惘中的普通中國人，也不得不開始處於接受和抵制西方宗教文化的混亂之中。
我曾經與旅居德國的學者張釗博士通信討論中國的宗教與迷信問題，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宗教文化之間的沖突，我們的觀點往往大相逕庭。作為我本人來說，慚愧的是，對中國文化並不十分了解，對西方文化由於是在封閉中無法接觸到，世界觀實際上的不確定，顯得在認識問題上有更多的幼稚。我出生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在毛澤東的獨裁統治和共產黨的專制制度下，中國人只能被迫接受洗腦，傳統的文化要徹底決裂，而西方文化只有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惟我獨尊，可想而知，我不得不承認我思想認識的局限性。
我經常惆悵的是，為甚麼我不能成為基督徒？教堂的大門是敞開的（盡管具有「三自愛國」中國特色），上帝似乎也經常招手，咫尺天涯，我還是不能相信神的存在。我羨慕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包括法輪功在內，接觸他們你就會感覺到，他們的生活是那樣的安定和富有規律，他們的精神世界是那樣的充實；他們對神敬畏而不是對人敬畏，他們知道有天堂，那是他們最終的歸宿；他們懂得「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是神賦予了他們自由的權利，而不屈服於任何暴力和專制；他們懂得他們作為宗教信仰者的社會責任，他們以和平方式傳播福音。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社會的繁榮和發展，是基於基督教（新教）的產生和發展而來的。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承認，事實上，近代世界經濟、科學的飛速發展，源於西方基督教世界，而似乎可以解釋為甚麼這些不發生在東方或伊斯蘭教世界。
去年秋天，著名的不同政見者任不寐先生從北京來到深圳，我們中午見面，午餐後，他告訴我下午他們還有一個聚會，我準備告辭了，但他又說這個聚會我們也可以參加。跟我一起來的作家劉水先生對我說，既然不妨礙我們就參加一下。於是，我們跟著他走進了一家基督教堂。這時我才察覺到他是一位基督徒，我們要參加的是宗教活動。我想，也好，我還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樣的活動，見識一下也很好。其實我早就應該知道，任不寐曾就四川成都三歲女娃李思怡活活餓死在網上發起接力絕食追思活動，我也積極響應，自我絕食一天，感受生命被折磨的痛苦。當時我就察覺到任不寐發起的絕食活動是帶有宗教性質的活動。關心生命，這是基督徒的責任，也只有基督徒才這樣重視一個小生命。而我們大多數中國人已經對生命麻木不仁，社會倫理道德淪喪，共產黨一直以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把人的生命視為兒戲，在這個制度下，由於饑餓、迫害、鬥爭、鎮壓而致死的達數千萬，誰來追思這些亡靈？誰來為這罪惡遭受懲罰？誰來懺悔與祈禱？。
教堂很大，很莊嚴，巨大的木質十字架塞滿了我的眼眶，勾出耶穌遇難時的情景。座位前面都整齊的擺放著一本本《聖經》和宗教歌曲的書。教堂裏來的人不是很多，但從著裝上我看得出大都是工人、農民，還有許多年邁的婦女，他們有的低下頭在默默祈禱，也許是在懺悔。在主持人的引導下，我們開始翻開歌本唱贊美歌，雖然我從來沒有學過這些歌曲，但我識簡譜，隨著風琴傳來的悅耳音樂，我看著歌譜大聲跟著大家一起唱。漸漸的我也融入了氣氛，對上帝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隨後，我們在任不寐主持下一起讀聖經，他那天主講和討論的課題是「基督徒的社會責任」。的確，在我們中國這塊土地上，共產黨不講社會責任，各級政府官員也不講社會責任，整個社會沒有了道德倫理，世風日下，民心不古，人們精神世界空虛，滿世界充滿了銅臭，追逐利益成了人們的唯一追求。令我感嘆的是，在中國一個偏僻的教堂裏，基督徒們在討論他們的社會責任，我不得不再次想到前幾年提出的疑問：難道拯救中國要靠基督教？當時我批評遠志明先生宗教救國觀點，寫了一篇譏諷文章《可憐的遠志明》，現在感覺那篇文章的觀點太苛刻了。雖然現在我依然認為，不可能用基督教來救國，但宗教信仰的確可以喚醒國民，只不過這種喚醒並非僅來自基督教。
那天在教堂我也發了言。我認為基督徒的基本責任有兩點，一是傳播福音，二是關心社會。其後傳教士與信徒個別交談，回答教徒提出的問題。有一位老太太誤把我也當成了與任不寐一樣的基督徒學者，主動找我談她的家庭遇到的問題。她兒子有病，而且失業在家。我能怎樣呢？中國的問題是個政治制度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一切都不能真正解決。我只能安慰她，要堅信上帝的庇護（我自己還不相信呢），一切都會好的。我耐心傾聽了她家庭遭遇，並想辦法從實際上幫助他們（這個後續故事省略）。上帝並沒有來拯救苦難中的中國人民，福音喚醒中國民眾似乎遙不可及。我覺得，信仰自由並非來自堅定信念，而來自民主制度下保障的自由和人權。
教堂和周圍的基督徒極力影響我，但我的世界觀並沒有因此而改變。真正的宗教信仰我是非常尊重的，雖然我不是研究宗教信仰的，雖然我也不是教徒，但我卻經常勸說別人入教。因為我知道，傷痕累累的中國人的心靈需要撫慰，需要最終的關懷。而中國人在摒棄共產主義說教並漸漸疏遠傳統儒家學說後，精神世界一片混沌狀態，不願意區分真與偽，美與醜，善與惡，生活在謊言與欺騙之中，像豬一樣沒有思想，沒用自我，沒有敬畏，行屍走肉般在世上走一回。問題在於世間罪惡得不到上帝懲罰，而中國人也絕無懺悔。毛澤東和中共政權犯下多少滔天罪行！雖然中共後來承認歷史上的錯誤（實際就是罪惡），但從不懺悔，就像對上個世紀60年代初餓死3000萬農民，對文化大革命數百萬亡靈，和對1989年6月4日向學生和北京市民開槍的屠殺事件，中共政權總是避開這些話題，沒有任何悔過表示。基督徒是否在呼喊：上帝啊，你為甚麼不懲罰這些惡魔！
首先基於傳統文化，中國大多數人是無神論者，但又大都是熱衷於迷信，迷信不等於是宗教，雖然其中也有對神靈的敬畏，但對人的敬畏終究大於對神的敬畏。怕就怕的是中國人對神的利用，利用神來為自己牟取利益，而不是心靈中虔誠的敬畏。中國老百姓看到的是騎在他們頭上作威作福壓迫者，他們是活生生的「神」，對神的期望和厭惡是同時存在的，所表現出對神靈的敬畏往往是或然的。歷代皇帝的祭祀活動也從不掩飾他們懼怕神靈，他們不過是藉助於神靈來證明對人民的奴役是得到允許的，是符合天意的。據說毛澤東也信仰佛教，但他能成為暴君和屠殺人民的劊子手，與歷代封建皇帝並沒有區別，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據說江澤民也上了五華山，但在鎮壓法輪功上卻毫不手軟，哪裏有半點對神的敬畏和宗教寬容精神！
兩千多年來佛教沒有真正在中國發展，佛寺多了並不能證明真正的佛教徒多了，就像成群結隊走街串巷的和尚尼姑，藉助於佛教行騙，成了現代城市裏社會一大景觀。整個漢民族從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生活和宗教精神。中國本土沒有產生宗教，道士的裝神弄鬼與百姓迷信的蔓延，造就了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廟宇，只是這些廟宇截然不同於基督教堂或清真寺，沒有留下值得留戀的類似馬克斯．韋伯描述的「尖頂拱門和對角拱形的拱頂相結合」建築風格，也沒有留下具有歷史價值的雕塑和藝術壁畫，更沒有留下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理性的和諧的音樂」。中國人不穩定的崇拜對象，決定了中國人不斷的造神運動。在神的認識上，中國人喪失了抽像思維，而迷信於具體的人格化的神化，毛澤東迄今沒有走下神壇，古老的崇拜依然還在紮根於老百姓中，對財神、土地神、龍王、竈王爺等盲目崇拜，甚至肉身也轉換成神靈，孔丘、關羽、諸葛亮、秦瓊、尉遲恭等依然是有用的諸神。基督教與佛教一樣雖然都是外來宗教，卻在中國受到前所未有的抵制，尤其是基督教的傳播來自於西方世界，西洋人的面孔讓中國人真正感受到外在的直接的民族差異。明清兩朝曾禁止基督教，中國百姓也對血淋淋的十字架深感恐慌，加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傳統狹隘民族主義作祟，殺洋人，燒教堂，在中國曾上演過一幕幕歷史悲劇。對基督教的抵制和對基督徒的迫害還不止於此，最嚴重的時代莫過於毛澤東時代。毛澤東自己成為中國唯一的神，並還狂妄的企圖成為世界的神，那個瘋狂的年代，幾乎所有的神，所有的宗教都行將摧毀，差點中國也有了統一的神，只不過這唯一的神也是凡夫肉胎，水晶棺裏屍體並不能延續神性。
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十分推崇基督教，他說：「基督教，特別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支持像哈耶克說的『不斷擴張的社會秩序和公正』的東西。」也許沒有基督教就沒有西方文明的發展，尤其是工業化和市場經濟。但東方世界並沒有依賴基督教化改變自己，依賴的也許應該是基督教精神。這種基督教精神追求自由、平等、博愛、人權，並導致產生現代憲政民主。因為我們無論如何看到發達的東方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臺灣，並沒有基督教化，但實行的是基督教精神產生的合理的社會制度，同時，一些歐洲傳統的天主教國家也一樣可以證明這點。因此，也可以說，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前提並不是一定要整個中國社會基督教化。歐美國家並沒有直接向東方國家輸入基督教，而是一種基督教精神，即西方價值觀，亦即民主自由價值觀。因為民主自由的西方價值觀推崇宗教信仰自由，也沒有公開去比較不同宗教優劣。那麼也可以這樣說，基督教完成了她作為啟動世界文明的責任，她留下的遺產──憲政民主、自由貿易等並不具有宗教性質，我們不必為「不斷擴張的社會秩序和公正」加上宗教屬性。
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是有客觀制約的，雖然共產黨利用國家機器限制宗教自由和迫害信徒，就是完全放開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依然不能成為主流。我們看到，在自由制度下的香港和臺灣，宗教自由得到制度保障，尤其在英國殖民統治一百多年的香港，現有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分別也只有30萬和24萬之多，僅占香港人口不到十分之一。這說明中國的基督教化的可能性不大，雖然基督教近年在大陸發展迅猛，但由於當局的壓制，基督教的傳播範圍依然十分狹窄，就是完全放開，也就是說實現宗教自由，以臺灣為例，佛教徒要比基督徒增加的更為迅猛。
問題還在於，中國許多基督徒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基督教信仰者，信徒往往夾雜著佛教和迷信色彩，甚至是見神就跪拜的多神信仰者，或者實用主義者。信徒把基督教與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結合在一起，偏離了本來的軌道。許多基督徒難以擺脫中國傳統習俗，強迫自己的子女加入基督教，如果不答應那就是不孝，就是明明知道你心裏不信神，但一樣要求你去洗禮，從形式上必須入教。「忠孝節義」傳統道德觀與基督教精神格格不入，前者是被迫的「敬畏」，是對具體的人的「敬畏」，不講真理，不講平等，就是一種服從關系，造就的就是封建專制制度；後者是通過心靈的信仰而對抽像的神的「敬畏」，信徒都是上帝的子民，只服從上帝，只按照經書要求規範自己的行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宗教應該遠離政治，在西方國家已經這樣形成；但在中國，宗教就是政治，這不是由宗教本身的原因引起，而是中國專制政治制度造成。所以許多教徒受到政治迫害，沒有宗教自由就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問題。
我感覺我還是距離神很遠，但這不表明我不尊重宗教。不管甚麼宗教信仰，那是個人行為；而也不管信仰甚麼宗教或無神論者，都應該集合在民主自由價值觀下。我們所談論的西方價值觀並不是宗教價值觀，而是平等、自由、人權的價值觀，是民主法制社會的價值觀。
2004年8月10日草於深圳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