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明見網8月17日訊】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伴隨著全民族性的道德淪喪，中國大地逐漸淪為道德的荒漠。很多人整日談論的是錢，心裡想的是錢；為了錢不擇手段，為了錢走向瘋狂；拋卻了最起碼的道德良心、禮義廉恥。我這個人並不是那種“恥於言利”的人，但總覺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賺錢要講究個章法，要憑良心、憑勞動，不能搞骯髒錢，發不義財。遺憾的是，恐怕為數不少的中國人現在仍然不明白這個道理。現在，整個官場烏煙瘴氣，貪污腐敗無所不至；而民間也不是淨土，坑蒙拐騙無所不為。很多對官場腐敗憤憤不平的人，倒不是真的喜歡兩袖清風，而是覺得心理不平衡，自己沒有那貪污腐化的機會。一旦機會來了，反而變本加厲。
“一滴水可以看到整個大海”，公共汽車就是能夠反映社會這個“大海”的“一滴水”。一九九五年我剛參加工作時，有一次坐公共汽車到武昌找女友，上來幾個衣著妖豔的女人坐在我身後旁若無人地大聲談話。我聽見她們的談話主題似乎是另一個女人，只聽一個說：“×××可真夠賤的，那個男的已經沒錢了，也還跟他睡。”另一個說：“可不是？要是我早就把他一腳蹬了。沒錢還要跟他睡覺，瘋了吧。”聽了這番厚顏無恥的對話，我詫異地扭過頭去，只見那幾個女人依舊眉飛色舞地大聲談論著錢、男人和睡覺，絲毫沒有一丁半點羞恥的感覺。
到了九十年代，中國人的道德面貌更是江河日下。我在武漢生活了十三年，無數次乘坐公共汽車，遇到車上有老、弱、病、殘、孕而有人主動讓座的情況，卻是屈指可數。
我父母都是具有尊老愛幼美德的人，因此從小在這方面對我著意培養，長大以後我確實遵守著他們的教導。我在坐公共汽車時，只要遇到有老、弱、病、殘、孕，就一定會起身給他們讓座。有時自己帶的東西太沉重了，上車時就希望最好不要上這樣的人；如果上了老弱病殘，我就先等一下，看有沒有人讓座，假如有人讓座我就慶幸；假如沒人讓座，就自己背著重物站起來給他們讓座，但多半情況下都是我讓座。不過，最近幾年主動讓座的人仿佛比九十年代多了一點。
不肯讓座的人沒道德，有些被讓座的人也沒道德。二○○一年“五一”節期間，小舅子兩口子來我們家度蜜月，我和妻子陪他們到新開張的東湖沙灘浴場去玩。回常青花園的路上，車到黃浦路上來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和一個二十多歲的女的，大概是他小女兒或者孫女，當然，是“二奶”也不稀罕。當時車上人多，誰也不讓位子，於是我站起來給老頭子讓了個座位。那老頭也是一句“謝謝”也不說，一屁股坐下就不說話了。我心裡雖有些不快，但是看他一大把年紀了也就不計較。車到建設大道的台北路口，老頭子身邊的一個座位空了，這時我看到老頭子邊招手邊喊“過來過來”，就以為是請我過去坐。誰知道我走到跟前了，那老頭子竟然說“不是叫你”，原來他是招呼那個女的來坐。見到這個情景，車上有幾個乘客看不下去了，小聲對我說：“有些人，真是不識敬啊，給他們做好事真是不值”。我搖了搖頭，無奈地苦笑了一聲。
二○○○年有一次我乘坐五二二路公共汽車上班，車子到了漢口武聖路上來一個農村人，問這個車到不到亞貿廣場。五二二路車到了武昌付家坡就轉向中南路，而亞貿廣場則需要繼續沿著武珞路前行大約兩站才能到。在武聖路，有七○三等多路公共汽車可以直接到亞貿廣場。當時五二二路還不是無人售票，那個售票員就是不說實話，為了這一塊錢的車錢騙人家說：“到啊，到啊，到付家坡下。”那個農村人就這麼著被騙上了車。我當時坐在售票員邊上，見到這個情景對那售票員煩在心裡，就忍不住對農村人說：“這個車不到亞貿，你坐七○三直接可以到。”那農村人聽了遲疑了一下就下去了，售票員則瞪了我一眼，好大的不滿意。
大概在一九九五年前後，由於我和姐姐都上班了，我們家做燈籠光靠我父母兩位老人就顯得人手不夠。於是他們通過一個熟人介紹，找了一個叫牛四萍的十七八歲的村姑幫忙做燈籠，每個月可以掙五六百塊錢，中午還管一頓飯。牛四萍這個人相貌醜陋，身材矮粗，文化程度是小學肄業。小縣城消費低，五六百塊錢還管飯的工資已經算非常高的了。太谷人比較老實，我們家待她也厚道，因此雙方關係非常好。我父母幹活的那種精神，也讓牛四萍欽佩不已。一九九六年春節花燈行情不好，一共只賣了一萬二千多塊錢。牛四萍知道後安慰我母親說：“姨兒，你每天這麼辛苦，要是你不發財，那真是老天爺不長眼啊。”
就這麼著牛四萍在我們家一幹就是三年。到了一九九八年春節過後，我父母搬到武漢，初來乍到的也不敢把牛四萍帶來。父母臨上車時牛四萍來送，哭了一場。我父母走後牛四萍又在一家私人開的辣椒醬廠打工，一個月工資才二百八十多塊錢。那個私人老闆很壞，招工時只要小姑娘，休息時就放黃色錄象給她們看，然後就給個二、三十塊錢誘奸這些小姑娘。牛四萍長的醜，老闆倒沒奸污她，不過看了一年黃色錄象，又在這個氛圍裡耳濡目染，漸漸地學壞了。
一九九九年春節過後，我母親因為過年時花燈賣的好，就想擴大再生產，雇幾個人幫忙。當時父母還不知道牛四萍已經變壞，於是自然地想到了她。春節以後，我母親回了一趟太谷，又找到牛四萍，問她願不願意到武漢做燈籠。牛四萍當然願意了，只是提出武漢離家遠，每個月應當再漲二百塊工錢，一天管三頓飯。雖說一個月七八百塊錢加上三頓飯比在本地雇人還貴，但母親念及以前的情分，再加上牛四萍是熟練工，不必專門費勁培訓，就答應了她的條件。
牛四萍到了武漢以後，幹活依舊是一把好手。武漢這地方是大城市，菜價比太谷貴很多倍，母親心疼菜錢，因此每次吃飯的剩菜都捨不得倒掉。可牛四萍不吃剩菜，於是每天吃飯都是牛四萍吃新鮮菜，我父母吃剩菜。按理說工資漲了，又到了大城市，牛四萍應當高興才對。但是母親卻發現牛四萍的臉上的笑容漸漸地越來越少；天天上街轉，有時半夜也不回來；整日照著鏡子一看就是半天，顯得心事重重。我母親心細，以為她到了想找對象的年紀，就跟她談心。一談心才發現，牛四萍的“心事”不是想嫁人，而是嫌做燈籠賺錢慢，沒法發大財。牛四萍到了武漢以後，看到街上發廊林立，裡面的小姐衣著妖豔，一問原來一個小時就能掙好幾十塊錢，頓時覺得做燈籠沒意思，想做發廊小姐。無奈牛四萍長的醜，一連問了好幾個發廊人家都不要，不禁鬱悶起來，每天照鏡子看自己，越看越生氣。我母親一聽，頓時驚訝得說不出話來，短短一年沒見面，人的變化這麼大。
不過我母親念及以前的情義想挽救牛四萍，於是經常找她談心，教育她人活得要有尊嚴、不能幹歪門邪道等等。可是牛四萍卻不以為然，反而問我母親：人不都是長著一個腦袋兩條腿嗎，那為什麼有些人富我就窮？為什麼有些人漂亮我就醜？為什麼有些人上大學我就小學沒畢業？像姨兒你這樣每天辛辛苦苦的，也沒見發什麼大財啊？這一連串“為什麼”，反倒把我母親問得張口結舌、無言以對。末了，牛四萍咬牙切齒地吐出一句話：“最好找個有錢的老頭，跟他過上兩年，再找個機會把他一殺，財產就歸我了。”
聽了牛四萍的這番話，我母親不由地覺得脊樑骨直發涼，心想要是任由她這麼發展下去，說不定哪天給弄出點什麼醜事來，可就不好跟熟人交代了。於是母親狠了狠心，趕緊買了一張火車票，打發牛四萍回太谷了。
我們家附近住著一對年輕小夫妻，在我們家剛搬過去時候，大家見面經常點個頭。後來，我們漸漸覺得那家人有些古怪：男的經常一連好幾個月不在家，女的則每天清晨我上班時見她從外邊回來。後來有個鄰居來串門時候跟我們說了他們家的底細：那個男的是小偷，經常因為盜竊被公安局拘留，而且人家“兔子愛吃窩邊草”，這個樓道裡幾乎每家住戶都曾經被他光顧；那個女的則被漢正街一個外地老闆包夜了，每天晚上陪人家睡覺，早晨人家開門做生意就回來。我們一聽，頓時張口結舌。所謂男盜女娼，算是被這家人佔全了。後來我父親得病，那個男的有一天還來向我母親借錢。我母親說，我男人病成這樣，家裡就靠過年糊兩個燈籠給老頭治病，實在是沒錢啊。那個男的還算有點良心，連聲說，阿姨，我真不知道你是這個情況，對不起了。
這家人混到這個地步，並非實在走投無路。那個男的原來有工作，但就是嫌錢少愛偷人家，結果給判了幾年刑開除了工職。那男的還會開車，有一段時間給一個出租車司機夜間“挑土”（【注】“挑土”是武漢人對出租車輪班司機的稱呼），一個月可以掙一千來塊錢，但幹了幾個月覺得累，又不幹了。有一天我母親從他們家門口過，碰到那個男的跟幾個朋友喝酒，喝著喝著哭了起來，說自己是懷才不遇，沒有伯樂來發現他這匹千里馬。後來那個女的跟人家跑了，那個男的就一個人在家，跟街上一個賣炸雞腿的農村婦女搞上了對象，天天跑到人家的出租屋裡白吃炸雞腿。後來把那個女的吃怕了，偷偷搬了家。
一九九九年我們家花燈生意不錯，就租了二樓的一套房子搞成展示廳的樣子。後來生意不好，就把這套房子退了。後來房子的主人把這套房子租給了外面一個發廊，每天一到晚上就有不少小姐領著嫖客到那間房子裡苟合，來來往往，川流不息。最多時，男男女女十幾個人在一間屋子鬼混，那裡面發出的淫聲浪語站在樓道裡都聽得一清二楚。後來終於被舉報了，有一天公安局來抓賣淫嫖娼，抓走一大幫人。
參加工作以後，我到過全國許多城市出差，發現在這些城市的繁華地區，比如火車站、商業區，都存在著一批數量不少的乞討兒童。這些年幼的乞討者衣衫襤褸，骯髒不堪，三五個一伙圍住過往的人群，往往採取摟腰、抱腿等方式強行索要，因此他們也常常受到被騷擾的人們的毆打和辱罵。一九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走到西單路口碰到一個中年農婦指揮一群乞討兒。那農婦是專門做“國際貿易”的，中國人不討，只要看到有老外經過，農婦就發出口令，於是那幫臟兮兮的兒童就衝上去抱住外國人的腿死死不放，直到對方掏錢。那些被抱腿摟腰的老外臉上那種鄙夷與厭惡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我。這時，一個戴眼鏡的北京中年婦女走到那個農婦面前指著她的鼻子罵道：“你給中國人丟臉！”農婦臉上掛著笑，用河南口音卑微地回答道：“沒辦法，孩子多嘛。”
在武漢，我也不止一次被這些乞討者騷擾。每次為了脫身，我都要給個一塊錢或者五毛錢的硬幣。有一次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子抱住我，在我給了他一塊錢硬幣後居然還不滿意，說道：“給這麼點，小氣！”我這個人一般不跟弱者計較，但見了這麼個無恥的少年，也禁不住心裡生氣，大吼一聲：“給老子滾！”那少年被嚇住了，鬆開了我。後來我走了幾步回頭看了看他，竟然在向我做鬼臉。
武漢的洪山廣場一帶，則活躍著一批強賣玫瑰花的孩子。他們一般只看到情侶才動手，強行纏著要人家買花。一次我和妻子從那裡經過，一個十來歲的小丫頭纏著我要我買玫瑰花。雖然我一向不喜歡弄花啊草啊什麼的，但心想，一枝玫瑰花也就兩塊錢，至多五塊錢，買就買吧。誰知那丫頭張嘴就要十塊。妻子一聽，說這不是敲竹槓嗎？咱不買了。妻子拉著我離開，誰知那丫頭居然抱住我的腰，也不說話，非要買不可。我就跟她說，丫頭，你正是上學的年紀，咋不讀書啊，幹嗎要幹這個。那小丫頭聽了我的話，張嘴就罵：不用你管，連花都買不起的窮鬼！我一聽，壓住怒火說：做買賣得講究自願，我不買你的花你也不能罵我呀。妻子早就不耐煩了，一把把那丫頭從我身上拽開，跟我說：就你個書呆子，跟這種人囉嗦什麼呀？走！恰好在此時，另一對情侶走過，這丫頭又纏住了他們倆。我搖了搖頭，對妻子說：這種人長大了能長成什麼樣子？
在漢口的江漢路一帶，則活躍著一批奇形怪狀的乞討兒。實際上這些乞兒多數是被人為地弄成各種畸形怪狀：有的被用繩子把雙腿從背後綁到胸前，有的乾脆被人為地弄成殘廢。還有一些流浪兒，為了博取同情，冰天雪地中只穿單衣，因此被凍壞了手腳。此外我還發現，這些殘疾的乞討兒童往往有大人監視和唆使。他們通常在距離流浪兒不遠處，監視著流浪兒的一舉一動。據我了解，這些人往往是流浪兒的父母、親戚，有些乾脆是人販子。本來應在課堂中讀書的兒童，成了這些人發財致富的工具。
我父親患了多發性骨髓瘤以後，在二○○二年春節期間因為脊柱壓迫性骨折而自己不能行動。為了方便自己回家做飯不在父親跟前時照顧一下，我母親到A醫院找了一個護工。那個護工姓萬，是個二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姓萬的嘴很巧，一個勁地讓我們放一百個心，說自己有很多年的護理經驗。我們聽了，也就略微放了些心。當我母親一走，姓萬的就對我父親說，他昨天晚上照顧另一個病人，一夜沒睡，想在我父親床上休息一下。我父親心善，也就同意讓姓萬的睡一下。可我父親骨折自己動彈不了，姓萬的就搬著我父親到床的一邊，然後就擠到我父親那張窄小的單人病床上睡大覺。那個姓萬的“照顧”了我父親一個禮拜，本來我父親還以為他只是一時如此，卻沒想到竟然天天如法炮製。偶爾醒過來，姓萬的就跟我父親說自己缺錢。湖北有不少人有意思，不說掙錢、賺錢，而是說“搞錢”；一個“搞”字，把錢的來路弄得十分曖昧。姓萬的就是這樣，成天嘴裡“搞錢搞錢”的，實在令父親厭惡。但當著姓萬的面，父親也不好意思說什麼，後來有一天乘姓萬的不在，趕緊跟我母親講了。這才把這個一心“搞錢”的傢伙給辭了。從此，我們家人對醫院裡的護工厭惡至極，自己再累也堅決不雇護工。
二○○四年四月我父親去世前幾天，又住進了C醫院。C醫院也有護工，一開始還有幾個跑來問要不要來“幫忙”。我們家早就知道這些護工普遍不怎麼地，根本就沒有考慮。我母親每天招呼父親，姐姐也從河北廊坊趕來伺候，我也向單位請了假守侯在父親病床前。在伺候父親期間，我看到旁邊病房住了一個八十四歲的老人，他的那個護工是個十七八歲的農村小妞。別看這個小妞年紀小，損人利己卻一點都不含糊。一天春光明媚，老人家想曬曬自己的衣物被褥，就請那小妞幫忙。小妞也正想曬自己的衣物，就不答應，把她自己的衣服搭在晾衣服架子上就出去散步了。老人無奈，只得找了根竹竿，自己顫顫巍巍地往竹竿上搭衣服。我母親見狀趕緊過去幫忙。剛曬了不到半小時，那個小妞散步回來了，看到老人那些衣物被褥擋了她的陽光，立即氣急敗壞地走上去把衣服拽下來，嘴裡還罵罵咧咧：“又不是明天就要死了，急什麼急？”
對弱者施以同情，至少不故意坑害，這是做人最起碼的底線。然而在今日之中國，弱肉強食的觀念已經深入很多人的心。即便是那些醫院門口賣烤紅薯的，其價格都比一般地方貴上四分之一。對，因為你弱小，因為你陷於困境，不宰你宰誰？在各個大醫院的門診部，往往還活躍著一批專門從事坑蒙拐騙的“醫托”，假裝成患者模樣，虛情假意地介紹一些蒙古大夫、野雞醫院。城裡人見識多，上當的少；很多農村人就被這群喪盡天良的騙子騙走了救命錢。此外，醫院的小偷還特別的多，這幫賊知道這些來看病的人肯定帶了錢，於是專揀病人下手。父親生病這幾年，我奔走於醫院，不止一次看到那些被偷了救命錢的病人呼天喊地、悲痛欲絕的情景。
二○○三年二月底，我和一位同事開車到外地出差，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車禍，汽車撞到水泥隔離墩上又翻了個底朝天。當我們從扭曲變形的車身中爬出來，驚魂未定地報警時，附近村莊的幾十個農民拿著撬槓等工具奔到現場。看到我們人都還活著，那些人就跟我搞價錢，要我們付一千塊錢幫我們把車子翻過來。我們這是因公出差，車子也有保險，自然不會要這些一沒票據、二無工具的農民“幫忙”，就客氣地向他們道謝後請他們離開。然而，那些農民就如同等待覓食機會的禿鷲一樣圍在那裡不肯走，幾個人把我們車上洒落在外面的香煙、打火機等東西撿起來塞到自己兜裡，更多的人則圍著已經摔開的汽車後備箱。當時我們的後備箱裡還放著手提電腦、業務資料和一些生活用品，於是我走上前去請他們走開。他們卻不走，指著散落在後備箱裡的洗發水和飲料說：反正你們也沒有用了，把這些東西給我們吧。我當然不幹，只好冒著汽車起火的危險守在那裡防止他們哄搶。直到二十分鐘後交警來了，那幫農民才不情願地散去，走時一步三回頭。後來我們清點後備箱裡的物品，發現少了同事的一雙新買的皮鞋。
這就是當代中國人的道德水準。
(8/17/2004 8:32: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