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明見網7月30日訊】第十一，幹部制度
農民是沒有權力當幹部的，考公務員農民是不可以考的。但我說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幹部制度也是一個抽水機。幹部是上面提拔的，要當幹部就只有找上面。想當幹部就要跑步“錢”進，不跑步“錢”進想提拔，難！所以每年用於跑官的錢不是個小數目。這些錢從哪裡來呢？當然是“灰款”。幹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麼辦？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趕緊用權力從老百姓身上尋回來。提拔的幹部越多、幹部換的越勤，老百姓的負擔就越重。如果乾喉拔權在人民，公布幹部的權力在人民代表大會，當官就要給老百姓送禮了──勤勤懇懇□人民服務，要是這樣就好了。
現在也搞民主，幹部也要選，誰提名呢？上面提名。誰想當幹部，還是要給上面送禮才行。現在的民主還是上面的要“民舉”，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舉”上去，和原來的效果是一樣的，只是更加勞民傷財了；其實，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民服務的人選下來的民主，這些人不選下來，好人怎麼選得上去呢？好人選不上去，農民怎麼不窮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機。現在是依法治國，可是，來北京上訪的人越來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這說明什麼？法不管用。那“法”□什麼不管用呢？。一個農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幾百塊錢，怎麼打得起官司？怎麼請得起律師和法官？窮人是用不起法律這個奢侈品的。當窮人用不起法律的時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權人用來欺負窮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沒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況就只有忍氣吞聲；實在是忍無可忍了，窮人才進紫京城。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打官司打得傾家蕩產，沒有足夠的錢，結果有理也打不贏官司。很多人因此走極端，由維權者變成一個違法者，冤上加冤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農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窮人，你就明白是怎麼回事。
依法治國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農民越來越多了。一個農民從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裡只有500塊錢，到了北京把車費一除，只剩下200塊錢了。辦暫住證、又要健康證，還要辦什麼證……需要很多錢，也不知道在那裡辦，□了生存只有不辦了；要是不辦，就是違法；不是違法，是不得不違法啊！窮人是逼得□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違法，真是冤枉啊！
作□基層組織和基層政府，不違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財政只給了60%的預算，還有40%要靠創收。以派出所所長□例，他的職責是懲治犯人的，保衛人民，就得給錢他履行義務，但實際是政府財政只給人頭經費的60%，沒有辦案經費，此外，公安局不僅沒有錢給派出所，派出所還得每年給公安局交8萬元錢。派出所從哪裡搞錢，當然是用自己的權力找老百姓搞錢，這不就成了一個違法者嗎？這就是“靠違法養所謂的執法”。派出所是這樣，基層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被告，基層的部門基本都是這樣。
誰願意從一個派出所所長變成一個流氓，但現在是不得不變成一個流氓。如果不變成流氓，所長就當不成了。所以，執法的也冤枉！
我曾經總結說，中國鄉村有兩個發展的趨勢，要引起警惕：底層的民□不得不違法來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基層的政府和基層的組織，以違法來養執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有的人說中國的法制越來越完備了，中國社會越來越接近法制社會了，我相信一半。因□□少部分人服務的法制是越來越完備了，少數人的“法治”越來越被這個社會“默許”了。這個社會的多數人（特別是窮人），要想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是越來越難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廣制度
科技推廣制度也是一個抽水機。農村急需要科技服務，這是毫無疑問的。農業大學的學生，讀了四年大學，幾年的碩士、博士，到農村當技術員，會去嗎？當然不去！因□農村小農經濟沒有可能支付高價讀大學後所需要的回報。市場配置技術，結果就是有農業技術的大學生遠離農民、遠離小農經濟、農村的技術人員越來越少。技術是不是絕對的不下鄉呢？不是的，比如雜交種子下鄉了，技術□了追求高額回報以一種物化的特殊壟斷方式下了鄉，農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術”的高額代價。所以，靠市場配置技術的結果是兩個，一是技術人才遠離農村；二是農民使用技術必須付出高成本。
歷次鄉鎮機構改革，工商要加強、稅務要加強、財政要加強、土地要加強，凡是找農民收錢的部門都要加強。凡是農民需要的技術服務部門，比方說，農業技術推廣站、漁業技術推廣站、林業技術推廣站……統統轉制，統統推向市場自謀生路，這樣改革的結果就是農業科技推廣體系“網破、人走、技黃”，農民獲得廉價的技術服務的權利被剝奪，□技術獲得壟斷收益創造了可能，這樣改革的結果只會導致貧困的農民更加貧困。
既然市場可以把技術配置好，那麼幹嘛還要送科技下鄉呢？既然市場配置技術對落後的農村有害，幹嘛把農業推廣技術的部門推向市場呢？改革以來，有一條規律：我們的制度設計總是“打著減輕農民負擔的旗幟”讓農民越來越失利，總是讓強勢階層越來越有利，科技推廣制度只是一個縮影。
第十四，市場主體制度
很多人都認□，農村最早改革開放，分田單幹了，農民肯定是市場的主體，肯定有市場主體的資格。其實不是這樣的，今天的農民還沒有獲得完全的市場主體的地位。
農民休耕，不僅要照常交稅，還要受到罰款。這就等於用一種強制力逼農民用低償或無償的勞動力與土地結合，生□大量的廉價的農產品，來保證城市人的要求。農民有市場主體的地位嗎？顯然沒有完全的市場主體資格，而我們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和政府的官員動不動就要求將農民統統“推向市場”。一方面不給農民市場主題資格，另一方面要把農民推向市場。這是個什麼道理？很清楚，強制2.3億個農戶生□，生□了，再把他們推向市場，形成無序的過渡的競爭，農民能夠得到社會平均利潤嗎？農業本身回報就很低，農民怎麼不窮啊！
千家萬戶的小農戶，只有組織起來才能應對大資本的剝奪，才能增強市場主體性。但是，中國允許成立商會，還有很多很多的會，唯獨農民要成立自己的組織卻是難上難。市場經濟條件下本來就處於不利的小農，怎麼可能不窮啊！
農民辦的合法的企業，政府文件一下來，要農民的企業停就得停，巨大損失政府不管，這也是不給農民平等市場主體地位的一種表現，這樣農民怎麼不窮呢？
第十五，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也是一個抽水機。城市戶口相對於農村戶口是很值錢的，我讀小學時就知道城市戶口的人的優越和高貴，城鎮戶口的同學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們農家子弟不一樣。我當時好羨慕有城市戶口的人。85年，我當鄉書記了，很多農民找我解決戶口，戶口要糧食、公安、民政等好幾個部門聯合辦公，最後分管的縣長簽字才能解決，解決一個戶口除了要花很多錢外，還要花好多的時間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縣城的戶口每年出售100個、200個、500個不等，每個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農民，借債也給自己的孩子買戶口，買高價戶口還要開“後門”，那時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後門，有的人真是哭著求我幫忙。再到後來，全國都賣戶口了，有的城市一個戶口賣十幾萬甚至更高，現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戶口，依然還要出高價，我在北京工作好幾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買不起戶口。戶口這個東西，吸走了多少農村的財富，罪該萬死！
第十六，招標制度
現在，農村做一點公共設施都要招標了，似乎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許招標制度在國際上或發達地方確實好，但在不發達的農村就不怎麼好，是一個歧視的制度，是加重農民負擔的制度，必須改進。在一個不發達的地方，市場不能形成充分的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招標就是幾個幹部和幾個他們招來的“哥門”之間的公開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標的遊戲中，既沒有充分的市場競爭，又沒有民主監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這樣的招標只能是權錢的合謀。本來可以10萬幹好的事情，預算打到50萬，權力和資本分肥；本來可以讓農民的組織組織農民幹或以工代賑，最後也來一個什麼依法辦事──招標，實際上是權力和資本排斥窮人。現在，國家投入農村的“六小建設”資金的使用，和80年代比較，一元錢只能做一毛錢的事；國家最近幾年的扶貧資源越來越多，但脫貧的人數越來越少，有一個貧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領導跟我說，不及原來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對於扶貧資源使用的效力越來越低的問題應該引起反思了。
第十七，監督制度
現在，越來越多的食品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藥品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彩票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股票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保險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銀行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監督部門越來越讓人不放心。面對越來越多的不放心，如何解決呢？越來越多的人開的處方依然是──加強監管。
西安寶馬假彩票案出現了，大家說主要是缺乏監督，公證部門不是監督部門嗎？彩票管理中心不是監督部門嗎？消費者協會不是監督部門嗎？很多人又說了──現在的問題是誰來監督監督部門，需要在監督部門之上再安排監督部門。人民銀行是監督銀行的，現在又搞一個銀監會，那我要問，假如銀監會腐敗了，那是不是再搞一個“強監銀會”呢？
我要申明，我不是反對監督，當然要監督。但有兩點要搞清楚：一是什麼樣的監督，誰來監督；二是誰支付監督的成本，支付的監督成本誰在受益。我們現在的監督體系越來越複雜，但總是見不到老百姓的角色，總是有權的人監督有權的人，最後的結果是合伙搞我們這些沒有權的普普通通人的鬼。監督是一種權力，權力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上，總是打著□多數人的旗號，讓多數人支付成本，而某他們自己的利益。監督者越多，老百姓支付的成本越高；支付的成本越高，養的“監督”越多；養的“監督”越多，監督的有效性越難以保證；越是難以保證，越要更多的“監督”。這個“監督怪圈”讓我們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出錢，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受騙上當，還不得不再一次又一次的出錢……
要打破這個怪圈不是沒有辦法，那就是主權在民的人民民主監督。
第十八，代表制度
縣裡面開人民代表大會，十幾個農民的代表權只相當於一個城裡人的代表權。至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更不用說了。就是一個鄉鎮開人民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幹部，沒有幾個是純農民的；有幾個是純農民的都是幹部提名的。在我們的政治制度裡，決定了人數最多的農民“失語”。
這個代表制度是窮人長期受窮的制度根源！
類似上述導致貧困的制度還有，我一時也想不完整。
如果這些制度對窮人和富人；城裡人和鄉下人；對老百姓和當官的；對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視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農民不會這麼苦！農村不會這麼窮！
主流社會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就是建立自以□是的認識基礎上的。就像當年回城知青對農民農村的認識一樣。知青在鄉下的時候，農民把最好的房間給他們住，讓他們吃白米飯，而農民吃的是菜飯。有誰聽說過餓死知識青年呢？沒有。可那個時候有很多農民餓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後，講述在農村的苦難，說在農村浪費了十年的青春。當時，沒有人認□這句話有問題，其實說這句話的人也並不一定有歧視農民的思想。但是這句話的潛台詞──卻是說世世代代的農民根本不是人──農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看作是人，把農民看作垃圾人，所以才有這些不平等的制度。這些不平等的制度設計，是有意或無意間設計出來的。所以，主流社會要認真反思；正因□是無意識的歧視，更應該認真反省。
二，結構與貧困
制度性貧困導致了結構性的貧困
我們國家存在很多二元，比如說，城鄉二元、東西部二元、工農二元、當官的和老百姓二元、勞動和資本的二元、窮人和富人的二元、主流和邊緣的二元、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二元、實物經濟形態和虛擬經濟形態的二元，□業鏈條高端與低端的二元。這些二元是怎樣形成的呢？是上述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所有的二元對立中，一個是處於弱勢，一個處於強勢，強勢從弱勢中獲取利益。現在嚴重的兩極分化，極少數人掌握著全社會85%以上的財富，並且，財富還在進一步向少數人集中。
當在這種二元對立中得到了利益的人成□一個階層的時候，弱勢的一方要想獲得平等地位是很困難的，這就形成了一種穩定的利益格局（結構）。這種結構一旦形成，很難打破它，已經固化。現在，主流人群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主流人群所說的“穩定壓倒一切”是什麼內涵呢？就是穩定既得利益。很多人以打著“穩定壓倒一切”的這一口號□名，行固化他們既得利益之實。現在，很多腐敗分子在台上的時候，講的最多的就是“穩定壓倒一切”，他們和江澤民同志講的穩定是不一樣的穩定。
打破社會結構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
要打破結構是很困難的。大多都是用破壞性的力量打破的結構。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出現過一次用和平方式打破結構的先例，那就是家庭承包瓦解了人民公社，由此引發市場經濟替代了計劃經濟，社會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歷史變革。
□什麼家庭經營能夠把公社制度瓦解掉呢？因□人民公社後期，工業化進步後，拖拉機、化肥等生□資料要下鄉，和農村進行交換，國家是希望通過公社得到農村更多的農產品轉移到城裡面來。但公社體制束縛了農民積極性，糧食等農產品的□量難以增長，城鄉交換時，城裡吃虧，鄉下人也吃虧。這時候城市人和鄉下人的利益在公社體制下都在減少。在這種狀態下，當家庭經營使每畝增加200多斤的糧食□量，除了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農民還剩下大頭是自己的時候，國家不吃虧，集體不吃虧，農民也不吃虧。所以，國家廢除了捆綁農民手足的人民公社。實際上，農民獲得的自主生□的權利是農民創造的巨大增量贖買回的。
當農民有了剩餘以後，就要投資，就要消費，就要創辦鄉鎮企業；而鄉鎮企業發展以後，農民覺得農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裡，也就有了一億多農民工進城。這都是由於家庭經營解放了生□力，農民創造的增量不斷增加，對國家的貢獻越來越大，所以不斷贖買權利又不斷發展而帶來的一系列變化。所以，人民公社的垮台以後的一系列變化是中國農民的一次“和平演變”。成本是巨大的，但比起農民革命的代價要小多了。
中國的未來，在民主和集權之間
今天 ，我們要改變諸多的二元結構，農民是否還有足夠的力量創造巨大的增量去贖買權利呢？似乎很難，最近十幾年來沒有看到任何的希望和機會，所以，不合理的結構更加固化了。怎麼辦呢？只有三個方法來打破：第一，強勢的一方妥協和讓步；第二，通過暴力來打破；第三，通過民主來打破。
我們到底要採用什麼樣的路徑、方法、方式，去改變現有不合理的二元結構呢？指望既得利益階層能夠主動的放棄一些東西，這似乎不現實，這不符合資本的本性；通過暴力實現實在是災難，是應該極力避免的；最好通過民主的辦法來實現，似乎更沒有可能，我感覺有越來越強的力量推動中國走向更加集權。
□了說明我對走向更加集權的擔心，請大家回味我開場時講的兩個故事。這兩個故事都潛伏著一個道理：當西部的資源（煤、電、天然氣等）很廉價的讓東部的資本家“開發”的時候，實際上是西部的資源轉化成了東部的資本；當西部的資源不斷的廉價輸入東部和大城市的時候，會進一步促進東部和大城市的□業發展，會吸引更多的西部勞動力流向東部和大城市流動；當西部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都非常廉價的流向東部和大城市的時候，東部和大城市的□業資本怎麼會西進呢？防止西部開發演變成“西部殖民”是必須面對的一個潛在的大問題。
現在，主流社會解決三農問題的共識是要工業化（當然是東部）、城市化、市場化、現代化、還有什麼什麼“化”，很多的“化”，要實現這些“化”，前提都是一個──那就是加快、加大東西部的不等價交換和城鄉的不等價交換。這種不等價交換，不是在民主政體下的按照市場原則進行的公平交易，是集權政體下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代表著強勢集團的利益，保證東部飛速發展和城市膨脹。我常想，不要多少年，北京、上海、廣東、深圳等城市都會是2000萬人、1000萬人的國際大都市；省會城市和東部的經濟總量會佔到全國的經濟總量的90%左右。到時候“穩定壓倒一切”的內涵自然就是維護大城市和東部的繁榮昌盛。“穩定壓倒一切”的結果會是民主嗎？到時候不“穩定壓倒一切”也不行啊！其結果是民主還是集權呢？
當百分之60-70%以上的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沒有權力的時候，我們所有的“化”，包括城市化，都只會更加使農民邊緣化！當越來越多的人邊緣化的時候會有民主化嗎？！
中國的未來道路到底怎麼走啊？！
同學們，借用一句官話──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很多的重大問題我沒有能力想清楚，我把這些問題留給你們，留給大學的老師，讓我們一起來思考這些問題。我們有責任找到一些比較好的途徑、方式、方法，來改變現有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狀況。好在新的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的發展觀，把以人□本寫到了黨的旗幟上，□我們思考中國的未來打開了自由的窗戶。我相信以人□本的科學發展觀是我們解決發展中各種新問題的思想武器和金鑰匙。
謝謝大家！
李昌平地址：貴陽市花溪區清溪路158號成發旅社1樓
香港樂施捨會貴州省辦事處（550001）
(《新世紀》)
(7/30/2004 8:53: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