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
【明心網】3，記錄每一名受難者
從人類文明的早期開始，人們就開始記錄死亡。在中華文化中，傳統地用地面的圓錐形土堆來標志墳墓，紀念死者。文字發明之後，死亡記錄被刻在石碑上，被鑄在青銅上，被寫在竹簡上，更大量地被記錄在紙面上。記錄死亡有各種各樣的目的，死亡記錄也有形形色色的意義。但是總的來說，與死亡不被記錄相比，記錄死亡意味著對死亡的重視，紀念死者意味著對生命的尊敬。
對於那些被殺害的人，自從有了社會的司法系統以後，更是一直需要記錄的。這種記錄不僅是為了死者，也是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變成一件無足掛齒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惡不被記載，這樣的殺戮會不受拘束無所阻礙地重演。為活著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對害人者的懲罰必須被記錄。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記錄這一類死亡的動機之一。
但是，文革受難者的死亡卻很少被記載。
當我開始探索文革歷史的時候，我一次又一次地被這些未被記錄未被報告的死亡深深震動：不但為這些死亡，也為這些死亡的不被記錄和報告。
文革死亡是極其殘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況下，受難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槍彈或者大刀一下子殺死，而是被虐殺的。他們被用棍棒和銅頭皮帶抽打至死，有的經歷了長達數個小時甚至數天數月的各種酷刑。同時，受難者往往被殺害在公眾場合。殺戮可以在學校和街頭大張旗鼓地進行。參與殺戮者，不僅僅有成年人，還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學生。
文革殺戮從來不是秘密，卻又不被記載。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在文革時代，受難者的名字沒有被報道或記載，他們的骨灰沒有被準許保留，是對他們在被剝奪生命之後的進一層的蔑視、侮辱和懲罰。在文革之後，權力當局只允許在報紙和書籍上發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難的極高級的幹部和社會名流的名字與生平。大量的普通人的受難被排除在歷史的記錄框架之外。
關於文革死亡的記錄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體圖景被歪曲了。其實也可以說，為了歪曲文革的大圖景，需要在歷史寫作中對文革的受難者忽略不計。大多數文革受難者的名字的湮沒，也使得對文革災難的原因的探索變得無關緊要。這種原因探索必然會涉及文革的最高領導人以及使得文革產生的意識形態以及社會制度，因此在中國不被允許。
另一方面，文革殺戮在毀滅生命的同時，也顯然扭曲了人們關於同類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們被強迫接受這些文革死難者的死亡，然後，他們既然把死難者的生命喪失都不再當作嚴重的罪行，對於在歷史記錄中他們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視為當然。
兩千年以前，當司馬遷寫作《史記》的時候，盡管那個時代的所有書寫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進行而遠比現在費力，盡管他寫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體為主線，他在“秦始皇本紀”裏記錄了歷時三年的後來被簡稱為“焚書坑儒”的歷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經過和後果。他清楚記錄了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鹹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但是司馬遷沒有寫出這460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為在他的價值觀念中，不認為有必要一一寫出受難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開始就沒有作這樣的文書記錄，而司馬遷的寫作年代，已經離開“焚書坑儒”有一百來年，無從查找。
作為對比，文革中的受難者，如上面指出的死於1966年的紅衛兵殺戮和1968年的革命委員會迫害的人，未被記載也未被報告。受難者的生命被徹底摧毀了，他們消失得無影無蹤，不但骨灰，連一張被害者的名單都沒有留下來，甚至這兩個事件在歷史上也從來沒有得到一個名稱。
幸好，大多數文革的經歷者們還活著。他們中有人記得文革死亡。在調查中，我和數百名文革的經歷者們當面談話，也寫信或者打電話，後來，又開始寫電子信。我和他們談話，提出問題，並且一起回憶文革往事。他們幫助我發現和核實文革受難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們是怎麼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閱文革時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開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記錄。－－那個時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是關於受難者，卻幾乎沒有提到，不過有些時候，一些當時的材料能為死亡提供旁證。
我是從學校作起的。我記錄了學校裏那些被打死的老師的名字以及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生前身後。在我的訪問所及的學校裏，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還有很多人自殺了。盡管在訪談前已經作了很壞的設想，聽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還是常常超過了預想。我盡量仔細地把這些文革死亡記錄下來，包括他們的姓名、死日和死亡地點，以及可能獲知的細節。雖然我有時候想，將來的人們，也許永遠不會相信我寫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1986年，我寫了文革中北京最早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時距離她被害已經二十年了。後來，我一邊采訪調查，一邊整理記錄，於是，在我的筆記本和電腦裏，寫出了一個一個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開始是教師，後來，有更多的人，學生，工人，農民，醫生，保姆，家庭婦女，等等。
在文革前，他們是普通的老百姓，作著自己的工作，過著自己的日子。這些受難者幾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對者。但是文革把他們當作打擊目標，害死了他們，作為“牛鬼蛇神”、“黑幫份子”、“地富反壞右資”、“現行反革命”，等等。他們無聲地死去了。對他們身受的殘酷迫害，他們沒有過反抗的行動，旁人也沒有發出過抗議。但是他們的隱忍不是我們忘卻他們的理由。
我註重了解的，也是我可能了解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想法是：每一個受難者都應該被記錄。這是基於一個最簡單的信念：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於是每一個死亡也應該被尊重。
另外，我也想，探索和記錄歷史事實，是學者的責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歷史的重要的一部分。當這些事實的說出受到種種阻礙，更需要學者的努力。
調查文革史實是一個比想象的要慢要難的工作，其間還曾經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騷擾，但是我還是繼續作著。
1998年，當我開始為文革受難者一一作傳的時候，我的腦子裏還小地震似的震動了一下。這是因為在習慣了的想法中，“傳”常常總是為曾經轟轟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寫的。這是司馬遷以來一直如此的做法。但是，為什麼對默默無聲地倒下的受難者就不可以作傳呢？我想不出任何反對的理由。
沒有理由不詳細記載受難者的故事，除非采取那種價值觀念認為普通人的苦難和死亡無關緊要，或者沒有毅力來作這樣一件耗時耗力的工作。
4，生存者的創傷
實際上，即使不寫出文革受難者的故事，他們也依然以另一種扭曲的形式，存在於文革後的生活中，那就是，在生存者的精神創傷之中。
我曾經采訪一位1966年時的中學生。她回憶起來， 1966年的“紅八月”中，她曾經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裏出來的一輛平板三輪車，滿載一車屍體，有十來個，是被打死的“階級敵人”，他們的衣服都被打爛了，“就好象菜市場的一扇一扇的白色的生豬片堆著一樣”。然後她馬上說：“不能告訴你胡同的名字，因為人家會知道是我說的。”這場談話是在34年之後。她的恐懼和失態的表情，一下子驚呆了我。
我試圖安慰她。我說那條胡同很長，有那麼多的住戶，看到這輛運屍車的一定有不少人，沒有人能斷定告訴此事的是你。我還說我有我的原則，絕不泄漏消息來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這不是因為她不了解這些情況而感到害怕，這是一種深埋在心裏34年的對那樣殘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剎那間湧流出來，扭曲了她的臉。等她平靜下來，她告訴我這條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說她34年來幾次夢到那一恐怖場面，卻從未有機會向任何人說過這一場景。
我曾經采訪過一位文革時代的中學老師。他曾經被關在紅衛兵設立的牢房裏三個月，曾經被打被侮辱並擡過被打死的和他關在一起的人的屍體。他說，他從來沒有想他的經歷應該寫出，既然大人物像國家主席劉少奇都受了那樣慘的迫害，自己一個普通教員受的不算什麼。他說得真心誠意。
我很想向他強調普通人的生命不比高官的生命不要緊。高官們本來就身處權力場中，他們進場時就知道各種可能。你作為一個中學教員，憑什麼要讓他們的爭鬥牽動你的生死。可是，我也意識到，這並不是因為他沒有聽說過“一切人生而平等”的道理，而是因為在無處說出事實和無法尋求公義的漫長歲月中，他只有把自己視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對他身遭的不幸而產生的憤怒與壓抑稍有緩解。
我知道的一個家族，近年有人得了癌癥和遭了車禍暴死，在悲慟中，他們認為這是他們遭到了報應，因為他們的親屬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們沒有幫助也沒有去收屍體。他們想要補救，想要為死去的親人舉行一個葬禮，可是又找不到辦法，因為屍體早被丟在不知何方。一家人處在惶恐之中，最後他們決定要到死者屍體被丟棄的荒野地方取土裝入骨灰盒，並在那裏舉行一個儀式。
事實上，這家人也知道，直接害死他們的親人的作惡者還並未受到報應，如果這是老天的懲罰，他們也應該是下一輪才對。但是，他們有這樣的判斷，這顯然是因為盡管三十多年以前他們沒有去收屍，他們對受難者采取了當時常見的“劃清界限”的態度，他們壓抑了自己的憤怒，但是他們的心裏一直存在著強烈的恐懼，不但是對革命暴力的恐懼，也是對自己的膽怯行為而感到的恐懼，所以他們才認定他們遭受報應。我希望，他們能在後補的葬禮中找到心靈的安寧。
由文革死亡造成的深重的恐懼感，自卑感，以及因羞愧自責帶來的焦慮和緊張，長遠地糾結著文革的生存者。雖然心理的創傷不象肉體的疾病那樣有明顯的疼痛和癥狀，但是也需要治療。抹殺和壓制對受難者的記憶，不會使得這種隱藏的創傷康復。對文革受難者的記錄、敘說和思考，其實並不是生存者給受難者的恩惠，在相當程度上，這是給生存者的精神創傷的一種治療。
5，被禁止的紀念
盡管有種種壓力，自從有受難者產生，也有生存者一直在試圖記憶他們。本書中的卞仲耘，一個中學副校長，是文革中在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教育工作者。在她被害一年多後，抄家風潮稍有平息，她的丈夫和四個兒女在家中的衣櫃裏面為她設了一個靈堂。他們在衣櫃裏壁上掛了她的照片，在照片前放著一支清水供養的鮮花。衣櫃的門總是緊閉的。除了家人，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
文革後，著名老作家巴金在1986年撰文建議造一座文革博物館，記住歷史，取得教訓。近20年過去了，這件事情看不到任何一絲進展。不僅沒有真的博物館，而且也沒有博物館的藍圖，甚至也不見要開始繪制一個博物館的紙樣的口頭討論。
2000年10月16日，當我把近千個關於文革受難者的電腦文件送上互聯網絡的時候，心裏充滿了對現代科技的感激之情。終於，當在現實世界裏無法為受難者建造紀念館的時候，新技術提供了一種普通人比較容易使用的方式在電腦空間得以實行。這個新網站的名字是“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無數遠在天邊的讀者可以隨時上網閱讀受難者的故事，並且通過網站上的電子信箱即時送回他們的反饋。
17月之後，2002年3月，這個網上紀念園在中國大陸被封鎖了。如果在中國境內輸入網站網址，電腦屏幕上出現的字樣是“此網頁無法顯示”。
所謂“無法顯示”，完全是謊言。這個網站一直存在並且運作良好。當然，說謊的並不是電腦。
盡管不是出乎意料，我仍然感到震驚。受難者們已經死亡三十多年。當年他們死亡的時候，大多數人的骨灰都沒有保留，更談不上安葬。三十年後，在電腦網絡的虛擬空間裏，都不容許有他們的安息之地，是為了什麼？是誰，做了決定禁止受難者的名字在網上？
偵探推理小說中的一個破案方法是，當謀殺案件發生的時候，偵探們考慮什麼人可能具有作案動機，謀殺會對什麼人有利，以此來尋找作案人。非常明顯，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能證明文革的罪惡，而隱瞞和抹煞受難者的名字，則有助於縮小文革的罪惡，從而也消除了文革領導人的罪惡。正是因為毛澤東的屍體和畫像仍然陳列在天安門廣場上，受難者的名字甚至在電腦網絡上都被禁止顯示。
這就是本書形成的漫長而艱難的背景。由於這種背景，我分外珍惜這本書的出版，而且也希望讀者覺察到這一點。
6，資料來源和編排體例
本書的資料來源主要是我的調查和采訪。文革的大量事實從來未被報告這一現實情況，迫使我們必須超越歷史學家通常采用的通過現存的文字材料或電影紀錄片來作研究的方法。第一手材料的調查，雖然極其費時費力，但是至關重要。我和上千名經歷了文革的人談過話。文革時代，他們有的住在北京，有的住在省裏；有的住在大城市，有的住在鄉村。被訪者中有一部分是受難者的家屬。
除了與被訪者一對一的談話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電腦網上作過問卷調查。2000年網上“受難者紀念園”建立之後，收到過很多讀者來信，其中有的主動提供了新的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
大多數被訪者都願意講述他們的所見所聞。為了避免記憶錯誤，有些被訪者為這裏寫到的死亡和事件查閱了個人的或工作單位的有關記錄，或作了交叉證實。但是能夠得到允許查閱官方檔案的機會是少之又少的。一些曾參與暴力活動的人拒絕和我談話。克服對文革的“選擇性記憶“是作者在寫作過程中特別註意的一個方面。
我也閱讀了在“文革”期間由官方發表或學生組織散發的有關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報》和大量的群眾組織的小報。處於“文革”領導人嚴密控制下的宣傳媒體顯然有意隱瞞了大量事實，在贊美文革的同時，對暴力迫害和死亡卻不置一詞。據有的被訪者說，這是因為這些殘暴的行為最多也只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過火行為”。“文革”史實與當時寫下來的材料之間的這種很大的差別，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那一時代的人們對暴力和死亡的看法與心態。
我也使用了文革後的發表物中的有關材料。這些引用的材料都一一寫明了出處。未有註解說明來源的故事則都出自我的調查和采訪。
本書中各篇受難者傳的長短不一，完全取決於作者能夠了解到的事實的多少，而沒有別的原因。我希望詳細寫出每一個受難者的故事，但是實際上，了解事實非常困難。多年努力沒有結果，很多人的名下至今仍然只能寫出寥寥數語。
659名受難者的名字按照拼音字母順序排列。除了已知姓名的受難者，還列入了一些不知道名字、但是知道他們的身份以及他們的死亡情節、地點、時間、或者他們的親屬名字的人，歸在“未知姓名的受難者”之中。
本書後面，還有以地點為順序的受難者人名索引。這一索引也從一個角度反映了受難者的地理分布密度和廣度。
7，沒有被謝者名字的致謝名單
一本書的前面應該有一個“致謝”，因為書的完成一般並不僅僅全靠作者一人之力，作者應該在書前感謝幫助過的人。這一本書尤其應當如此，因為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得到了上千人的幫助，這個數字顯然遠遠多於大多數別的書籍。
幫助過本書寫作的人中，有的和我見過面，有的卻至今沒有。他們所作的，大多與本書內容即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有關，有些人則提供了技術性的幫助。對我來說，他們的支持不僅是實用方面的，而且是心理方面的。在一般的工作中，每一個進步的獲得都給人帶來欣喜，在文革歷史的研究中，工作的進展卻意味著發現更多的死亡和不義，只能使人悲哀和痛苦。在這種性質的研究工作中，心理上的支持變得分量更重意義更深。
有一個幫助過我的人，當我向其道謝的時候，稱自己是“歷史的義工”。我記住了這個說法。我對所有幫助過本書寫作的“義工”們心存感激。我也以這“義工”中的一員自居。
所謂“義工”，就是做了好事而不得報酬的人。所以，誠摯的感謝當然應該獻給“義工”們，書前的致謝當然應該包括他們的名單。這不只是為了遵循慣例，而且是發自我內心深處的謝意。
我本來會在書前列出一個長長的致謝名單，向每一位幫助者表示深深的感謝。我也會說出許多令人溫暖的關於支持者的故事。這些故事閃爍著人的善意和正義感的光彩，值得和讀者分享。
然而，現在我只給出了一張沒有名字的致謝名單。這是因為幫助過我的人們如是要求。這也是因為我不想給幫助過我的人帶來麻煩，也不願意給那些躲在黑暗中封鎖了文革受難者網站的人提供情報。
我想告訴讀者，是有一張非常長的致謝名單存在的。我也抱著希望，將能發表這份“義工”名單，以及本書寫作和發表過程中的種種感人故事。
我也想告訴讀者，盡管本書的內容無可避免地決定了這是一本作者寫得非常痛苦而讀者也將讀得非常痛苦的書，我卻希望你們加入我的工作。請你們提供調查線索，或者親自動筆，把你們了解的文革受難者的故事寫出來，以後結集出版，作為本書的系列作品。從一開始，書寫和紀念受難者，就不是一個人的工作，而只能是幸存者們的共同的努力。
附錄：
開放雜志出版社啟事
《文革受難者》征求郵購
資深的文革研究者、芝加哥大學王友琴博士新著
《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
已由開放雜志出版社於五月二十日在香港出版發行。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哈佛大學中國現代史專家麥克法誇爾教授和中國作家蘇曉康為此書作序，高度評價這本文革研究專著的史料價值，記錄迄今被「體制性封塵」的殘酷暴行，描述數百名受難者的命運，為文革浩劫作出驚人的見證。
《文革受難者》 收集六百六十余名死難者在文革中遭遇的迫害和死難經過，大部分是不知名的不被記載的小人物，作者對這些受難者寄予深切的人道關懷，開啟中國現代史研究新的一頁。
《文革受難者》全書50萬字，共572頁，初版定價 110港元（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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