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勛【明見網7月1日訊】◆"是誰殺了我的兒？我的兒是誰殺了？"
一個屠夫先在樓下呼叫“許憲民”這個名字，彭令范聞之急忙開門，面對著她的驚懼神態，他表現出的那副不屑詳言的惡棍驍勇與殺人娛樂後的快感與快意的神色，令彭令范沒齒不可忘懷！
他一共說了三句話：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林昭已在4月29日槍決。
家屬要交五分錢子彈費。”
開始似未聽懂，繼而意識到噩耗成真之後，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暈厥於室內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錢的硬幣打發了那個劊子手，他對“屍體現在何處”的詢問一言不答，猶如不聞，揚長得意而去。
非常巧合的是：在4月30日彭令范付了子彈費以後，許憲民先生的友人朱太太打來電話約彭令范見面。她告訴彭令范：她的大兒子祥樣每周兩次與同學到龍華機場勤工儉學，每天下午三時左右結束。4月29日下午三時半左右，突然望見兩輛軍用小吉普車飛快開來，停在機場的第三跑道，接著由兩個武裝人員駕出一個反手背綁的女子，她的口中塞著東西。他們從她腰後一腳，她跪下，另外兩個武裝人員一人舉手槍開槍，她先中一彈，血濺衣衫，倒地爬起，又中兩彈，腦漿塗地，僕於荒原！然後四兇手將她拖入另一輛吉普車，飛駛疾馳而去！她的遺體被運往何處？只能去問駕駛那疾馳而去的吉普車上的兇手們！他們包攬了密殺與滅屍的全部過程。祥樣認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慘狀，驚恐失常，不忍詳視，瘋痴癲狂！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面如死灰，目瞪口呆，由他的同學送回家中。
這是一聲晴空霹靂！
於是，許先生幾番到上海提籃橋監獄、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級法院，詢問林昭的遺體究竟被如何處理？如果掩埋，埋於何處？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絕，皆不奉告，而且聲厲色獰，拒於門外！於是，這位年逾七旬的母親，終於意識到與她含辛茹苦度過了三十六年的非凡歲月的女兒今日真的失去了！迷濛地消失了！毀於一朝，化為烏有！於是她哭著，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的長街上游蕩，幽靈似的遊蕩！她念念有詞，有時呼喊一聲其義難辨的語句，於是她也笑。記得詩人田間的長詩《她也要殺人》的開始雲：
是誰殺了我的兒？
我的兒是誰殺了？
──一位失去兒子的年輕母親的哭聲，半個世紀以前就在我的耳邊迴響，今天終於與這位失去了女兒的年邁的母親在上海長街上的喃喃喚女之聲融為一支裂人心肺的哀歌！她終於迷失了記憶，全然忘卻了她自何處來，又欲何處去！她開始挎著一隻竹籃，提著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夢遊與囈語，她一切皆已忘卻，也不再悲哀與欣喜，她失蹤在人間的海洋裡，在洶湧的人流中沉浮、漂流！
只有彭令范，沒有眼淚，頭髮蓬亂，精疲力竭，這世界坍塌了，化為“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不可致詰”的“無物”，化為“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化為“恍惚”！（《老子﹒十四章》）化為“無物之陣”（魯迅《野草》）化為無盡的廢墟，落壓在她的瘦弱的肩上、蓬亂的頭頂！這個幽靜無光的故居，如今就只有她還存留著迷茫的記憶！
有一天，一位好心人來說，她看見許先生在某某馬路上徘徊，彭令范於是急往其處，遙遙望見年邁的母親白髮蓬亂，形容□枯，似在喃喃地喚女，在那茫茫的人海中任自漂流、沉浮游蕩！其實她在尋找！
老母親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的人流裡。終於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倒在繁華的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體鱗傷，面頰青腫，口鼻流血，一隻鞋失落遠處，竹籃與竹枚已被踩扁和踩斷。有人圍觀，有人視而不見地匆匆走過。──“她是被紅衛兵小將打死的！他們說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親，林昭已被槍斃了，也不能叫這個反革命老太婆活著！一聲吆喝，簇擁圍打，拳腳交加，頃刻命絕！”──後來，彭令范聽人如是說。
發生在60年代的中國式的野蠻與殘酷，是築成那個“史無前例”的磚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這就是真正的“家破人亡”，或更確切一些說是“人亡家破”。
於是，彭令范終於淪為孤獨，她雖以高才生的資格從上醫畢業，但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那個年代，她當然是“敵對階級”與“異己分子”，所以，她也只能幾乎是“有幸”之極地被分配到上海山海關路張家宅地段醫院，當一名內科醫生，代號“3”。張家宅是一座三層小樓，一望便知這曾是一個富豪的私邸，作為一個家庭來說，確有豪富氣概，但若作為醫院，則實實在在是太小了！在二樓“內科”的那間狹室內，“3”號醫生的診桌前排著長長的就診者，她有很高的醫術，耐心與親切的情感，病人們都親切地稱她為“彭醫生”！她的白衣胸前佩戴著一個“3”字圓章，而“1”、“2”、“4”桌前候診者卻是寥寥無幾。她的臉幾乎全掩蓋在那大口罩中，只有一雙眼睛她的亡姐一樣，冷冷地望著這喧鬧的世界！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級法院以“滬高刑復字435號判決書”宣告林昭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但仍對她的遺體的下落不作解釋。但親友之心其哀未絕！1980年12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蘇南新專的林昭生前的老師和同學在北京舉行了追悼會，彭令范發表了哀慟悲愴的講話！林昭的遺像周圍是菊花與翠柏編織的花圈，但本該陳放骨灰的地方卻只有一個白色的方盒，裡面放著林昭的一縷頭髮。
1981年清明節，彭令范填《燭影搖紅﹒憶故人》三首，分別憑弔她的舅父、母親和亡姐，她的舅父是大革命時期中共江蘇省委青年部部長，“四一二”事變在雨花台就義，被裝入麻袋拋入長江。第三首為懷念其亡姐林昭的，如下：
血染芳華，恩情已斷何心報！
浮生嘗透夢魂殘，愁泣霜枝傲。
千古空名煥耀，
幾人留，山河共吊！
曲終還散，淚墨塵埃，神嗟天笑！
──林凡書於虛谷
這裡，她用了“林凡”之名，寄託著對亡姐林昭的哀思！
現在出現了幾篇造假的文章，居心叵測！例如：某文講述林昭被害後“她的屍體無人認領，是由慈善機構送去火葬場焚化的，因此，連骨灰也蕩然無存”。──這純屬編造！做成如此故事，可以把人們的疑團消解，可以把那滅屍的罪行掩蓋！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人看見她死於何處，何以會有一個“慈善機構”出來“慈善”？須知，那個時候有一項規定：火葬場是決不火化槍斃了的犯人的，叫他們死無葬身之地！那麼“慈善機構”又怎能破例？再說，當時根本就沒有什麼“慈善機構”。
又如：又有一個人自稱是“林昭母親的生前好友”，他又假造了一個“丁芸女士”，說她是“曾與林昭同室囚禁過的中學同學”，於是又假造了一篇“丁芸”寫的《獄中日記：林昭最後的日子》。這篇假貨，首先騙了報紙的編者，進而騙了天下讀者，陷編者於不義，也損害了人家刊物的信譽，真是惡劣至極！彭令范來信說：她母親生前根本就沒有那位“好友”，林昭生前根本就沒有那位名叫“丁芸”的“中學同學”，更不用說“同室囚禁”過。“日記”所言盡是憑空捏造，知情者一看，句句是假話，“日記”的造假者根本就不了解獄內生活，只是根據銀幕上的江姐一類的故事去想入非非地瞎編，其中一部分情節則是從已經刊登在別的報刊上的關於林昭的文章中剽竊來的。“日記”中信口雌黃地編造出林昭在獄中與同室犯人“悄悄地開了一次聯歡會”，“舉行了一次聚餐會”，甚至是與丁芸睡在一個被窩裡共枕而眠！尤其是她臨刑之前，竟“穿上妹妹彭令范探監時送來的那件紅色的呢制新外套，爾後，從口袋裡拿出一面小鏡子，照了一下臉，還梳理了幾下散亂的頭髮”，“向女囚們頻頻招手，並笑著說：‘諸位小姐妹，再見了，再見……’她想要唱《國際歌》，可是獄卒馬上把棉團塞進了她的嘴裡……”──這些情節，只是可以細心拍攝的電影故事，而在監獄則是根本不可能的、決不允許的！彭令范說：她根本就沒有給林昭送過“紅色呢制新外套”，這“紅外套”實際上就是江姐穿的那件紅線外套的聯想！
這些假文的副作用是委婉地交待了林昭的獄中生活的“豐富多彩”，甚至使人感到監獄裡充滿著友情與溫暖，甚至頗有詩意，掩蓋了那恐怖非人道的摧殘與虐待暴行，與林昭對我面述的情況大相徑庭！尤其是假文中每每言林昭之死，都似乎實實在在，隻字不提密殺與滅屍的滔天罪行！──這其實乃是那些兇手們最怕追究的關鍵所在。
編者曾到蘇州專訪過那位造假者，見其面始知已是八十余高齡的長者，詢問他丁芸下落，他支吾言之：“她在美國！”詢問他：“她那本日記何在？”他言：“在丁芸那裡。”如此了事！似此一位高齡長者，竟突發奇想，頗似馮夢龍做起“小說家言”，他編造得實在稱得上十分拙劣！但我們終無法猜度出他的居心何在？他到底想得到什麼？
現在，在蘇州靈岩山西側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裡面只有她的一縷長發、一套舊衣、一張照片，是一個空空的“發之塚”！她的遺骨拋落在何處，如果世界上還有一個良知未泯的人道的知情者，我們真誠地請求你發一次善心，就請你寫一封匿名信，請寄往“蘇州靈岩山安息公墓管理處”吧！為我們提供尋找林昭遺骨的線索與地址！求求你了！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會感激你的恩德！蒼天在上！佛在我心！上帝與一切神靈都會呵護你“立地成佛”的！
在說罷這樁往事的時候，我忽然悟出：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學的論戰中用“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報家門，她遇難之時正是三十六歲，罹“口舌之災”，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真可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聞！阿彌陀佛！
1999年1月18日於曲阜師範大學
◆關於我
我的祖籍是江蘇贛榆縣。1933年生。
1954年於青島一中高中畢業，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
1957年的春天，中國共產黨整風，我因擔任北京大學學生自辦的刊物《廣撤的主編，撰寫《廣場發刊詞》、《編後記》，以及與人合寫短詩《是時候了》等大字報而被劃為「極右派」，遭受輪番批鬥，於1957年12月25日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而後被押送於北京南郊之團河農嘗河北省寧河縣之茶澱清河農場等荒涼地區勞動改造。1965年刑滿，但仍未離開勞改隊，繼續留在清河農場，接受「無產階級專政」，戴著「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勞動機關的管制下勞動度日。
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被押送到山東省勞改隊所屬的章丘埠村煤礦，在煤井下挖煤四年；1970年又被押送至山東濟寧「六四勞改農徹，繼續著勞動改造的生活。
1977年，由於「四人幫」的倒台，我的被監管的生活獲得了政策性的放鬆，就在這一年的秋天，我結了婚。我的妻子懷著對我的同情與敬佩之情，嫁給我這個四十四歲的將「知天命」的「反革命分子」，那時她僅二十六歲。她無意旁顧險惡的環境以及沒有希望的未來，毅然把她美麗的青春與我的嚴峻的危運聯結在一起！懷著生死與共的凜然之情，頂著漫天風雨，分擔了壓在我頭上的無情重負！
1979年的秋天，我當了父親，我的不幸的兒子來到這人世的早晨，他的父母就像兩個乞丐，我們的財產就只有一條舊棉被。而我竟無處去為他報戶口，他是萬里浩蕩神州中的無計存身的奴隸的後裔，是一個「編外」的「黑人」。
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東省濟寧勞改隊的辦公室裡，我接受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項目組的法官們的平反裁決，他們鄭重宣告：推翻1957年的判決，宣告我無罪！
至此，我才算真正地與這個「人間的好地獄」告別，真正的「釋放」才算開始！
北京大學黨委用心良苦，幾經協商，依政策的「就地安置」的精神，把我安置到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直到今天，養生於此。我擔任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十年之間，完成了「講師--副教授--教授」的「三級跳」，並擔任了先秦兩漢文學的碩士研究生的導師之職。
1994年夏退休，離開了短暫的教學生涯。工作緊張與生活貧困是這十五載執教生活的兩大特色，忙於生計，以活妻兒，點滴余閑，苦心撰著，斷斷續續，終得二十三萬言，成《九歌十辨》一卷，獻諸學林，博人一哂而已！
（全文完）
(原載《中華文摘》2000年第4期)
(7/1/2004 10:10: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