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勛【明見網6月28日訊】◆兩個地址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記憶裡
1957年下半年"反右"未歇，全校各系班組在向縱深搜求而挖（右）、劃（右）、批（右）、鬥（右），但所不同的是，人們似乎都極疲憊，似乎都靜靜地反思著。這場鬥爭，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在中國絕不會再有異議之聲，更不用說逆耳之言，一切都一呼同應地悅耳與賞心！那些“以身試法”的右派分子已成過街老鼠，其實比過街老鼠還狼狽；老鼠過街尚可迅速竄匿，而右派分子則無處藏身，日日“過街”於眾目睽睽之下，隨便什麼人，在隨便什麼地方，認出某人是右派分子，只要喊一聲“站住！”那就須從命立定，而後聽之任之地為其所罵、所打、所凌辱、所刁難，凡有此情便會迅速聚眾圍觀，同仇敵愾，眾聲怒斥、眾拳腳交加、眾唾齊飛，直到他們滿意、快意、情盡、興足而罷！誰若稍有反抗，其後果當然嚴重，拳腳之下，頗感由重量級而升到最重量級！所以，別看北京大學的堂皇學府之巍峨，別看那裡曾是蔡元培、魯迅、李大釗、陳獨秀、馬寅初的思想田園，卻不見得處處、事事、人人皆都閃爍著“科學”、“民主”的光輝，而這類行為尤以當時剛剛考進北大的五七級新生最甚！他們沒趕上暑期前的反右派鬥爭，卻都有“打落水狗”的勇敢與興致，藏在他們心中的動力是什麼？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式的娛樂，還是“堅刁自宮”式的求寵？真是叵測！我有幾次在從餐廳走回宿舍的路上，便被這些素不相識的少年認出，於是便被堵截，用中學生的腔調呵斥，踢掉我手中的搪瓷飯碗，說：“餓死你這個反革命分子！”而後用腳把飯碗跺扁，大罵而去，已頗具十年後的“小將”之風！“我明白了，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至於還有一些人，則懼怕株連，見右派皆避之猶恐不及，而右派分子之間固已不許往還，遇於途，只有“道路以目”、無語互視而已！
12月的一天，北方冬早，寒氣凜冽，我獨自由西校門走出，向北往圓明園方向走去，十分意外的是：在那靜無人的小路上竟與張志華未期而遇！真是喜出望外！
張志華，這個中文系新聞專業的右派分子，也是由於被聘為《廣場》編委而罹禍的。他是福建人，才華橫溢，會寫一手美妙的抒情詩，《紅樓》第2期一次就發表了他六首《大學抒情》。這天我與他的圓明園之晤，如果被人發現，便會帶來一場滅頂之災！幸而其時奇寒，圓明園廢墟之間更為荒涼，誰肯來此談情說愛，此可謂蒼天之助！他告訴我：“林昭回來了！”又是喜出望外。他講，“今天上大課，竟與林昭坐於比鄰。”（五年以後，在北京南郊的監獄裡，我又與張志華相遇，與這一次圓明園之晤相同，也有喜出望外之狀，他簡短地告訴我：他到上海去找過林昭，但她已被捕了。）
於是，我希望在校園內也能夠遇見林昭，但是一直沒有如願。待到12月21日，星期六的晚上，我獨自從南校門走到海澱。五七年的海澱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條南北向的泥路坎坷而狹窄，一到夜晚，連路燈也沒有，只有幾家小店鋪的門內閃出微弱的電燈光，給漆黑的街上投上一方光亮，而惟一熱鬧的地方應數那坐落於路西的新華書店，那狹窄的店堂裡面，一進門擺著一個兩米見方的案子，上面擺滿書刊，許多人都圍站在那裡捧讀測覽，我也擠於其中漫無目的地翻閱，我無意地一抬頭，竟看見林昭也在這書案的一邊，在我的斜對面看著我！她圍著白毛線編織的長圍巾，連頭都包著，又戴著口罩，只露著一雙眼睛。此時，圍在這書刊展銷櫃台周圍的全是北大學生，我料不會有人認識她，但認識我者確是不乏其人，“打落水狗”的余勇當然尚多，但餘興確已太少，更何況在此瀏覽者多不是一年級的那些“同學年少”，一種“壯懷”不斷地“激烈”，也會帶來厭倦與乏味、無聊與膚淺，說到底，在北大最主要的是讀書與思考，“道不行，乘桴桴於海”，這正是一種層次。所以，一場“山雨”傾盆之後，打與被打、鬥與被鬥，都化作噩夢般的記憶，以至四十年後的百年校慶大家相逢一笑的時候，都笑得十分尷尬與慘然！而且只說“天氣很好”，別的，則“不好說”了。
正是那麼一個對人格扭曲的時代，連北大的空氣與傳統也扭曲成象徵派雕塑，誰都不應該迷信或想像那裡何等聖潔，那裡從來就沒有“聖潔”過！過去了的一百年中也絕無此事！始終是“光榮與恥辱”雜糅的鬧市，（錢理群先生最近作的《北大百年的光榮與恥辱》的學術報告，言之甚確、甚詳。）而且，“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屈原《卜居》）的境況時為主流，翦伯讚先生與夫人就雙雙自殺在那裡，馬寅初校長就被從那裡趕走！百年校慶期間，我去拜見久別的恩師林庚先生，他居住了半個世紀的燕南園故居已陳舊不堪，牆壁與地面都已駁落與漶漫，園內一片荒蕪。室內放著的仍是四十年前我在北大讀書時看見的沙發與木椅，老人家八十多歲的高齡，靜靜地坐在那狹小的窗前。我的老友謝冕兄向我說：“林先生今天最大的困難就是太窮。”誰能想到，這位譽滿中外的詩人與國學大師，他的學生中有些人今天已飛黃騰達，風雲於政壇與學壇之上，也以“大師”的姿態大講什麼什麼“國學”之類，“雷鳴”不休，而這位培訓“大師”的真正大師，卻寂然地坐在久居半個世紀的故居裡，用昏花的眼睛看著那狹小的廢園。當我向他提到他的詩集《春野與窗》，老人家便又回到他的華年的回憶中去，吟誦著：
春天的藍水奔流下山
河的兩岸生出了青草
再沒有人記起，也沒有人知道
冬天的風哪裡去了
仿佛傍午的一點鐘聲
柔和得像三月的風
隨著無名的蝴蝶
飛入春日的田野
真是美極了，把人帶到一個優美的意境中去！而後，又從興奮中的華年回到寂寞的故居，依然坐在狹小的窗前，“好像一段呆木頭”！他還零碎地記憶著往事，而且還提到一個女學生之死。他的回憶又把我的思路拉回到1957年12月21日的晚間，由他的廢園向南頂多也不過三百米的距離便是那海澱新華書店，那個夜晚，那次巧逢真是太珍貴的一次話別，從此，大家皆沉入離散！這是在尚稱自由的日子裡的一次相逢、一次離散！真可謂蒼天憫人！而九年以後，在上海提籃橋監獄裡，又有一次相逢與離散，那已經是鐵窗下的悲歡，林昭詩中謂“吞聲九載”便是。這也是我們所不曾料到的啊！
那天晚上，林昭轉身走出書店，向北進入一條極狹窄的小胡同，當然漆黑，我則隨之前行，腳下坎坷，胡同很長，走了許久才見一片星空，眼前是西郊收割完了的稻田，一片平闊的廣野，此處說話算是最佳之處。她說：“情況已到了最嚴重的關頭，我們都要時刻做好被捕的思想準備！”她說，“你記住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難多久，也不能失去聯繫。”於是她說了兩個地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號，二、蘇州喬司空巷15號。”並也叫我講清我的青島家庭住址及家兄名字。其時身邊無筆紙，只可強記於心中，而在當時的形勢下也只能如此，寫在書面的東西都是極易引起禍端的。
如此綢繆是準備著一次不測的離散，這預見其實四天之後，即1957年12月25日清晨被證實了，那天我被秘密逮捕。那兩個地址乃深深地、暗暗地埋藏在我的記憶裡，八年之後，已是1966年初，我從監獄走進勞改農場之後，這心中暗暗地牢記了八年的地址終於化作一種“尋覓的程序”，與住於上海的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先生取得了聯繫，但那時林昭已於六年前被捕入獄，而且判決為有期徒刑二十年。
終於夜深，北京海澱西郊的冬夜幽靜而奇寒，所有的光都熄滅了，只有天上的寒星，這世界上似乎只有我和林昭兩個人，這時似乎勿需再多慮被誰發現，我們又穿過狹窄曲折的小胡同，回到海澱大街，萬籟俱寂，一片漆黑，走了大約百米左右，便到了北大西南圍牆之外，中關村的東西大路由此向北經北大西校門通往頤和園方向，此處電線桿上有一盞路燈，在這裡我們站下了。林昭取下口罩和頭巾，似乎要留給我最後的印象，我看到兩條粗粗的短辮子上面系著白色的蝴蝶結，她的面色蒼白，在路燈的微光下更顯得清瘦。她告訴我：星期三要到北海醫院去查體，星期三之後再見面。她禮節性地嫣然一笑，於是分別，她向東往南校門，我向北往西校門各自而去。今天想，才知道一個故事從這兒真正地結束了！
這個故事是什麼？我想就稱之為“北大往事”吧！
（待續）
(原載《中華文摘》2000年第4期)
(張元勛 6/28/2004 1:50: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