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勛【明見網6月27日訊】◆1957年5月19日：背叛與離散的開始
五四過去了，《紅樓》編輯部裡逐漸瀰漫著一種離情，編委會內與編委會外的一些作者都臨近畢業，於是舉行一次聯歡活動的構想乃應運而生，方案很快就擬定：遊園！當然是去頤和園。但，時間呢？只能在星期天，5月12日是5月5日後的第一個星期日，但那天中文系要開運動會，我們都要參加（《紅樓》編輯部中除了王克武是西語系的，其他全是中文系的）。於是只好再往下推遲一周，確定在5月19日了。
5月19日那天，春光明媚，氣候宜人，確實是興致最濃，參加那次活動的有馬嘶、李任、孫克恆、薛雪、康式昭、謝冕、任彥芳、杜文堂、張鐘、林昭和我，我們一早就從北大西校門門口乘332路公共汽車到頤和園，十張入園券共一元五角，而後沿知春亭向北，走長廊至排雲殿，登佛香閣至智慧海，到後山，沿蘇州河從後門出頤和園，而後乘車返校，抵北大已是下午五點多。那天，林昭帶著一個“120”照相機，她做攝影師，拍了許多照片，後來我們每人都洗印了，但今天只有一張在知春亭畔的合影還夾在我的一冊舊書裡，在公安局、監獄、“文革”之火的歷次劫難中倖存了下來，成為“五一九”《紅樓》編委會顧和園之遊的惟一的紀念，也是《紅樓》編委會惟一的一張合影紀念。
那天黃昏時分，北大學生大餐廳東門外的牆上出現了大字報，非常巧合，那天在大餐廳裡正舉行一個全校性的大會，是黨委副書記作報告，天氣已暖，在餐廳外的廣場上坐滿了人，於是牆上的大字報立刻便被人發現了，大餐廳東門外漸漸圍滿了同學，許多人用手電照著，注意地讀著那在紅色標語紙上用毛筆大字寫成的詩──《是時候了》。
大約晚上十點鐘，大會結束，同學們走出會場，大餐廳東門外的人更多了，最後甚至擁擠著，手電的光束從遠遠近近一齊投向那張大字報詩，有人捧著小本子在抄，還有閃光燈及拍照的聲音。
午夜以後，校園內聲籟俱息，可是，在許多宿舍裡，燈光卻是徹夜地亮著，有的宿舍變成小組討論的會場，有的則是產生大字報的家園。
大字報、紅色的紙，在至今知名於世的“北大三角地”迅速展延，糊滿所有的牆壁，猶如半個月前那一片熾紅的火的山、火的海，並與那濃墨塗成的春潮帶雨般的詩的風、詩的雨並至，釀成了1957年的紅色的5月、黑色的6月、灰色的7月！
5月19日──這個在北大校史中佔有光輝一頁的重要日子，當《紅樓》才子們暢述友情、抒發詩意、激揚一腔離散之情的時候，竟把它確定為“不思分離，卻竟分離”的難忘祭日，於是在溫柔的夢鄉般的北大生活記憶裡，我們終於走向了離散！不僅僅是這個青春群體崩潰了、瓦解了，更重要的是心靈碎裂了，冰解了！《紅樓》終於出現了“階級異己分子”。1957年5月29日上午，《紅樓》編輯部舉行了隆重的會議，宣布開除我與李任出《紅樓》編委會的決定，原因是我與李任參加了右派刊物《廣場》編委會，我又是那個刊物的主編，真可謂“罪莫大焉”！在那個“開除會”上，編委們多有發言，指出我與李任之罪。這是一次《紅樓》編委會中的“兩條路線的鬥爭”會，這在當時，出現如此義憤是可以理解的，連林昭也在這個會上對我進行了批判，她的話，也如其他編委的話一樣，既有當時的應付言語，也有情動於衷的肺腑之怒，但有一句，我則難以忘懷，她說：“我有受騙的感覺！”──“受騙”，這內容包括得甚廣，似乎不僅僅是右派言論，也包括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終於在這十天內畢露原形，證明瞭昔日的假象。四十一年後，在紀念林昭慘死三十年的時候，說起這一段往事，我想把一個真實的林昭介紹給我們的友人與陌生者，要向世人講清，死於悲壯的林昭，其思想與決心確實有一個成長、成熟、自我矛盾與自我鬥爭的痛苦過程，她是非常愛我們的國家、愛共產黨的。解放前，那時她才十五六歲，就為蘇州地下黨跑腿、捎信（盡管她不是地下黨，但她卻知道她幫忙的危險性），解放後，尤其是考入北京大學後，她寫了許多歌頌社會主義、歌頌共產黨、歌頌毛主席的詩文，在校內外的各種刊物上絡繹問世，所以盡管她可以寫一篇《編後記》，呼喚“燒毀一切”“遺毒”及“不利的東西”，而一旦真的面臨如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初期的嶄新話題，她竟猝然不可接受，甚至驚訝於面前的這些友人竟是反革命分子！她於是說出了發自內心的痛苦：“我有受騙的感覺！”她的話是湧自最純正的心靈的真實、痛苦之聲！這與她後來終於在痛苦與困惑中悟徹，在北大的自由辯論會場上當眾講出自己自“五一九”一直困惑著她的那個“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於是她終於憑著一顆高貴的良心、詩人的良心、智者與學者的良心走了下去，她那孱弱的身體經受了人世間最最殘酷的酷刑、折磨與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輝的三十六年的人生！一直到1966年5月6日，距離她被殺還有兩年，我在上海監獄探望她的時候，她還向我提起那次發言，她說：“後來終於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她的話，無論在1957年5月29日還是在1966年5月6日，都說得多麼善意，多麼真切，多麼好！
而我們終於走向了從群體到心靈的離散！實際上乃是一場不歡而散！《紅樓》一共出了三期，再往後怎樣了？我已經忘卻。因為自1957年5月29日以後，我就不再對《紅樓》“參與政事”了！“開除會”用了大約兩個小時的時間，這個清除階級異己的工作宣告勝利完成，我與李任便從這個群體裡首先被離散了出來。下午，在校園內的一處牆壁上貼出一張大幅漫畫，畫著一座小樓，一隻穿著皮鞋的巨足從樓上層的一個窗口處伸出，兩個小人頭朝下地懸空而墜，其中一個小人的眼鏡與鞋子都脫落飛於空中，衣服也飛飄如翼，赤著雙足，首如飛蓬，頗似身臨空難，旁邊還註明“張元勛”三個小字，漫畫的標題是：“極右派分子張元勛、李任被清除出《紅樓》編輯部！”
北大在漩渦中離散！連我們敬愛的馬老也墜入其中！他從此也被離散！被從這個聽慣了他那慈祥的浙江口音的“兄弟我”的非凡群體中“離散”而去！以至被質問：“你是哪家的馬？”
◆林昭走上一條不歸路
一個極悶熱的晚上，在北大16齋東門外的馬路上，一場激烈的“口戰”正在進行。聽眾知多少？無從計算，大約一百米方圓之地全是人。夜色濃黑，正是“月黑雁飛高”的夜晚，大有聞其聲不見其人之狀，短兵相接，發言者站的是飯廳的餐桌，大家都正年輕，無需階梯，一抬腿便可邁上，講畢，一步便可跳下，幾經跳上跳下，又加捶胸頓足，往往語未畢講話者便與桌子一起翻倒於地，於是第二張餐桌又繼而用之。據餐廳管理員說，那一夜十余張餐桌報廢。那是一個難忘的夜晚，三天來的文字交鋒，激化成當面相稽，那一夜，已經形成了“群體力量”的“反右派鬥爭”大會，（所謂“群體力量”是指一群後來標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時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論反擊，一些發言已提到“大字報中的話是反革命煽動”，開後來扣帽子惡劣行徑的先河，而當時的我，就正處在這種出手不凡的猛烈火力的焦點。正當“群體力量”前者呼後者應，輪番討伐之時，一個女學生在濃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夾雜著婀娜的蘇州方言的普通話，音色渾厚，不似女孩慣有的嬌柔，在此前男聲震耳欲聾、聲嘶力竭叫嚷的未絕餘音之隙裡忽然傳來如此迷人的聲音，頗有“一洗萬古凡馬空”的新意，當時沸騰喧鬧的聽眾頓時悄然。
“我們不是號召黨外的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張元勛說吧，他不是黨員，連個團員也不是，他寫了那麼一首詩，就值得這些人這麼惱怒、群起而攻之嗎？今晚在這兒群體討伐的小分隊個個我都認識！所以，自整風以來我一直沒有說話，也沒有寫過什麼，為什麼？我料到：一旦說話也就會遭到像今晚這樣的討伐！我一直覺得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著……”
“你是誰？”一聲怒吼從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斷了她的發言，這顯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憑著她的聲音就匆庸再問。
“我是林昭！怎麼？你又是誰？竟是如此擺出一個審訊者的腔調！你記下來！‘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說，“告訴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今天既然來了，也就沒有那麼多的工夫去考慮那麼多的事！你是誰？還是你們是誰？你怎麼不敢也報報你的家門？”
從那個黑夜，1957年5月22日那個黑夜，她開始義無反顧地背起了那命運的十字架，毫無反悔地走上一條窮途，十一年後，她終於被密殺、滅屍，死，這或許是她在當時已經思及的事，但如此慘死卻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
這天夜間，林昭在未名湖畔的迷茫夜色中向我說：“這或者是一個悲壯的祭日！這或者是一個悲壯的祭壇！這或者是一個悲壯的犧牲！或者會流血！但願不流血！”
從此，她不再如昔日凌厲，什麼話也不說，什麼文也不寫，每日仍在那塵封似鐵、霉味可人的善本書庫裡靜讀，這反常還應以5月22日迷茫之夜的浩嘆為起點。那天次日，張玲問我：“林昭昨夜喝了多少酒？”我愕然了！她說，“她還醉著，枕頭上全是紅色的酒！”據說她一直僵臥了兩天才坐起來，在桌上的一張破紙上寫了十二個字，即：“天之我，如不我克！此責其誰？”前兩句她引用的是《詩經﹒小雅﹒正月》中的詩句。
其實，她醉臥如死的時候卻有人並不肯放過她，決不肯善罷甘休！她發言的次日，便有一個人寫了一張大字報詩，題名《致林昭同志》，她開始被置於“左”的火力之下，毫無疑問，這一張來之有目的的大字報詩，宣告了林昭厄運的開始。
同樣是這個“寫手”，又寫了另一張大字報詩，如下：
向左！
向左！！
向左！！！
共和國的公民
我們守住每一個窗口，
舉起我們的槍口：
向右！
向右！！
向右！！！
還是這個“寫手”，又寫了一張大字報詩，題為：《是什麼時候了？》，是針對我來的。
而俄語系四年級的學生杜嘉蓁，以“杜真”之名寫詩《組織性和良心──致林昭》和《是時候了》，駁斥“向左、向左”者！
口戰之後，文戰繼續著！
但林昭卻是沉默了！她開始在她的班裡被批鬥。
1957年6月8日之後，“右派”已被明判為敵人，與大餐廳南門正對著的學生宿舍樓16齋的北牆上寫著一排白色大字：“一切資產階級右派都是反動派”，宣告了北京大學反右派運動的開始。這時，我已處於被監管狀態，我班有兩位同學已跬步不離地與我朝夕“廝守”！直到暑假，我被通知“留校等候處理”，不能回家。那兩位同學一位家在武漢且有妻子，一位家在上海，皆因“伴我”而不得歸去！校園內空空如也，少有人行。有一天，我竟意外地遇見了林昭，原來她也沒走，一直獨自躲在宿舍裡讀線裝書，卻並無人監管。她告訴我：8月間要到中國青年報社實習，有機會可去找她，實習完回上海。並留下電話號碼。這真是喜出望外！沒有料到：在這被監管、被隔離的灰色的7月裡，竟得到與林昭會晤的更多的機會，這真是“天作之合”。
負責監管我的兩君，其任務旨在不放我逃走便算勝任，他們畢竟是我的同窗，對我甚知，起初甚嚴，繼乃漸懈，後則漸寬，直至只要晚間能回宿舍便可。於是我便常到東單十三條中國青年報社去與林昭見面。校內18齋東門外有一個電話亭，內設外線電話，免費使用，我幾乎每天都要與林昭通話，她如無事，便約我進城會晤，每次約在下午，回校則已是午夜，從西直門到頤和園的332次車的末班九點半即無，故我只能走回北大，回來後，二君均已鼾聲如雷，次日亦不追問。
林昭8月中旬實習結束，即將返滬，臨行前的晚上，約我見面，我又到十三條西口等她，她如約而至，我們一同步行到什剎海，其時天色已黑，夏日晝長，天才黑即近八點半，這一次什剎海的星夜盪舟，今天看來已可稱得上“空前絕後”之舉，已是永遠失去了的歷史。記得她告訴我：編輯部轉來一部長篇小說手稿，題為《青春之歌》，其女主角也姓林，也是北大女學生，也是在學生運動中遭受波折。她說她剛剛看，稿子還要討論。
林昭離京而去，卻不再來信，直到9月開學，我又隨班上課，這時我已經是四年級，開始寫畢業論文，遊國恩先生已找我談過兩次話，於是我又天天跑圖書館善本書庫，讀線裝書，卻未再遇見林昭，也不能向人詢問她何以在滬未歸，只讓疑團在胸而已。中秋節後，竟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又是意外，信中只言暑期回滬後病發，咯血甚烈，在滬求診，於家休養雲雲，並寫詩一首如下：
醉不成歡愁依舊，思緒繽紛共相就，
弄章琢句塗鴉滿，暗風入窗涼初透。
水深浪闊君知否？冠蓋京華斯人瘦，
霏霏無盡江南雨，夢回冷淚濕薄袖。
她預感到大難將臨，危險在即，而我卻還盲目樂觀，以為批也批了，鬥也鬥了，打也打了，罵也罵了，賬算清了！倒有了一點輕鬆之感。我給她回了一封短信，大致講了幾句盲目的樂觀，也寫了幾句詩，聊表思念之情。
（待續）
(原載《中華文摘》2000年第4期)
(張元勛 6/27/2004 1:31: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