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勛【明見網6月26日訊】北大百年校慶，昔日的受害者與知情者們歡笑雅集，但總讓人感到一種淒然與失落的氛圍異於當年，大家說來說去，話題惟在懷舊，竟無一人詢問這些受難者五七年之後的苦難的歷程（其實那是最重要的話題），迴避語涉“個人的命運”！
為什麼呢？這正如錢理群先生所說：“在我們這些老校友的北大記憶裡，原是深藏著那一段或難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說’的歷史，誰願意輕意攪動……”
是的，就五七年的北大來說，師生之間有一千五百人因“擴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開除了公職與學籍，發配於窮山惡水、荒原大漠之間亡命了之，二十二年後，又把這“擴大化”了的一千五百人無一例外地平反，也就是說，就北大來說，“擴大化”已“擴大”到無一正確全盤錯誤的程度！這多麼令人觸目驚心！二十二年，那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歲月便在這“擴大化”中喪盡！若無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決策，這些人便會與全國五十五萬不幸者同作冤魂、同歸於盡！四十一年間，我們全年級竟有近十位同窗英年早逝，時運的坎坷，生計的艱辛，過早地奪去了他們才華橫溢的生命！陶爾夫、劉紹棠都是我們尊敬的學長，卻不料“大戕良人”，使他們太早地離開了復甦伊始的神州大地，使我們母校百年聚首的相約化作終古的悲哀！
但是，我們的話題所及僅此而已！對於“善終”者衷於言表，而對於在五七年風暴的延展中慘死於“人民”槍口下的北大冤魂，卻無人提起！這是為什麼？我想：談到被殺者總會牽動起更多的思考，所以仍然迴避語涉“個人的命運”。
而非常遺憾的是：目前已出版的有關書籍並沒有記述那群人後來的行蹤，甚至連死難者的名字也一個未存！也就是說：死難者的遺作當時還未被北大的執權者們所留意，以致遺漏在那本作為“大批判”時的反面教材《右派言論匯集》之外，他們悄然兇死，連遺音也悄然迷失！
哲學系的學生黃宗羲綁赴刑場，臨刑前對妻子說：“我死後你不要守著，早一點找一個家，好好教育孩子跟著黨、跟著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他被殺在1958年。
西語系英語專業的學生顧文選，1966年夏自河北省某勞改農場逃出後未久被抓獲而歸，即被處死，其時他無妻室，亦無遺言。
化學系的學生張錫琨，企圖越獄而被處死，時間已是“四人幫”垮台後的1976年底。他的遺體由他妹妹領走，掩埋於四川盆地。
而中文系新聞專業的1954級女學生林昭之死，則由於是被密殺及滅屍更被掩蓋得毫無蹤跡！
她死得慘烈，死得冤枉！
◆林姑娘是遊先生看中的女才子
我的案頭放著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報》，其七至十一版刊登的是《全國高等學校1954年暑期招考新生錄取名單（華東區部分）》，在第十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新生名單中有一個“彭令昭”。當我們負發京華，歡樂聚首燕園之初，“彭令昭”一直是名下無人的“隱君子”。兩個月過去了，在楊晦先生為全年級開講的“文藝學引論”的階梯大教室，我們終於弄清了那個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隱君子彭令昭”。她在全年級的“亮相”，是因為系辦公室的馮世澄先生舉著一捆寄給彭今昭的書，並且喊著這個名字，而從座間起立跑到馮先生旁邊的卻是林昭。當時有個新疆的男同學名叫買買提﹒塔吉裡克，據說他來北大之前曾是新華社新疆分社的社長，當時他是新聞專業的學生，和我同住在15齋，林昭被系裡指定做他的輔導員，幫助他講解一些課程難點，所以，她常來15齋，我們因之也就與她很熟。她是蘇州人，“令”與“林”是同音字，她的乳名叫“蘋男”，爺娘喚女皆呼之，或單喚做“蘋”。（譬如1966年，她的母親許憲民先生在給我的信中，用“暗語”般的語言告訴我林昭的初判刑期雲：“蘋年二十”，即是。）年稍長，“蘋男”之外，爺娘又喚做“令昭”，她自中學即投稿發文，亦以“令昭”為筆名，後則改用“林昭”，蓋以“令”、“林”是同音字。此處對她的名字的說明是為了糾正當今的某些文章中的妄說，說她“非常像”、也“非常愛”林黛玉，自己才改為“林昭”的。其實，林昭是最不喜歡別人說她是“林黛玉”的，“林黛玉”這個文學形象在“紅學”專家們的文章中褒獎得幾成完人，而在人們的現實思考中卻是一個缺點與弱點太多的女子，故像林昭這樣熟通《紅樓夢》的北大中文系女學生，我們稱她為“林姑娘”時，她或可領受，而若真的說她是“林黛玉”時，她會怒不可遏，感到是一種羞辱！一年之後，大家相處已熟，有人或偶戲稱之為“林黛玉”，但只能是背地裡的微辭，而非源自她自己的聲張。而這主要是由於她確實瘦弱，而且又確實表現了勤學善思、語多卓見的特點！──這些值得注目的優點，如果集之於一個年輕姑娘身上，則更會引人驚嘆。
我第一次與她交往，是在圖書館的善本書庫裡，她正在那不太亮的檯燈下翻閱著一大堆線裝書，我看出那是《毛詩鄭箋》。後來我們從圖書館裡出來，在南閣、北閣旁的透迤小路上，她邊走邊對我說：“《豳風﹒七月》中‘女心傷悲，殆與公子同歸’說的是什麼？我看說的是女奴隸為奴隸主的小姐作陪嫁奴隸的制度，她們陪嫁異國，就永遠不會再見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傷悲’。古代的學者早就指出：‘婦人謂嫁為歸。’還說，‘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可見‘公子’是貴族小姐，不是少爺。現在許多注本，都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女奴悲傷，害怕被奴隸主公子擄去，受到侮辱。’豈不荒唐！”她又進一步分析說：“其實，我看整篇《七月》幾乎用了極大篇幅描寫了奴隸主為他的女兒準備出嫁的細節，從養蠶採桑到織布染色，從狩獵狐貍到‘為公子裘’，準備的都是嫁衣。”她的這些觀點，大約也曾請教過遊國恩先生，記得有一次，遊先生身體不適，我到燕東園去探望，他還談到林昭的勤學與多思，提到她對《七月》的見解，遊先生多有稱讚。後來，聽說遊先生曾建議系裡把林昭從新聞專業轉到文學專業，先生以為：林昭若從事古典文學的研究，會很有前途。後來不知為什麼遊先生的這一建議沒有實現。其實，林昭在考人北大以前就在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學習，畢業後，在《常州民報》當記者，考人北大中文系仍在新聞專業學習，她博覽群書，文思敏捷，眾文體皆能，若不是命運不祥，她會成為一位優秀的新聞文化工作者、文學研究者的。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為林昭舉行了平反追悼大會之次日，我與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到北京大學燕東園楊晦先生的寓所去拜望並辭行，這位八十六歲的仁厚長者見到我們潸然淚下，他向我說了兩件事：一、當年在討論逮捕我的時候，先生是堅決反對的；二、當年在討論遊先生建議林昭調入文學專業的時候，先生是堅決同意的。──但皆適得其反！先生不無興嘆地說：“我每當想起這些就覺得心裡難過！”稍停又說，“林昭是遊先生看重的學生，多少次遊先生的學術講演，都是即席發揮，沒寫講稿，事後都是根據林昭的記錄整理存文的，如果沒有後來的那場運動，林昭可能會成為遊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專業也無妨於此！”
◆在芬芳燦欄的日子裡
1955年春天，北大學生會設群眾文化部，大力組建了名目繁多的文學藝術社團，例如國樂社、西樂社、舞蹈社、戲劇社、大學生合唱團、攝影社、美術社、武術社、北大詩社等等。
北大詩社集中了北大校園詩壇上的著名學生詩人，當時的社長是現代派詩人越曙光，社員則有古典派詩人崔道怡、哲理詩人馬嘶、李任、海濱詩人孫克恆、敘事詩人薛雪、抒情詩人張玲、學者詩人謝冕、大漠詩人任彥芳、唯美詩人王克武等，都是北大詩社的台柱，也是今日蜚聲詩壇的著名詩人與詩歌評論家！
而林昭則以江南女兒獨具的聰穎與文思，以她的古、近、今體兼能，詩、詞、文俱佳的豐贍素養，在北大詩壇佔得一席之地！“林姑娘”的美稱由此興焉！她極愛與人逗嘴，每次雅集總不免先口戰良久，戲謔爭勝，猜燈謎、憶亡書，氣氛熱烈。其時，我混跡於這北大校園詩人群之間，忝列末座，耳濡目染著天才花園裡的春色，肥沃了自己的貧瘠與乏陋，獲益匪淺！今日思之，堪謂幸運！但這種文學與友誼的結社，自1957年後，便霜殘雨摧。真可謂燕園春色滅、斯文絕，大有“草色遙看”的悵惘與蕭然之態！令人興嘆！
北大詩社自1955年春即出版月刊《北大詩刊》，初為三十二開小本，後自1956年改為十六開本。我和林昭都被任命為編輯部的成員，於是經常與校印刷廠打交道。林昭對清樣的校對往往三四次仍不放心，往往在車間裡一呆就是半天，連當時的廠長唐海寬先生對她的認真與細心也佩服不已。記得1955年的12月31日下午，全校已經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濃郁氣氛之中，她還在印刷廠的辦公室裡對《1956年新年專號》的清樣作最後的校對，而後簽字付印。那一期她和我是責任編輯，我們走出印刷廠的大門時，夜幕已經降臨，校園裡播放著悠揚優美的輕音樂舞曲，學生餐廳的除夕聚餐宴會已將結束，我和她走到大飯廳裡時同學們多已散去，食堂工人已在收拾餐桌，迎新年通宵化裝舞會即將在這兒開始，我們只從窗口要了兩份菜，在一個角落裡的餐桌邊匆匆吞咽了事。元旦清晨，未及到老師家中拜年，我和她如約在印刷廠見面，取走了工人師傅昨晚加班趕印的《北大詩刊──1956年新年專號》，專號的封面用的是粉紅色膠版紙，印著提著燈籠的女孩的刻紙圖案，堪稱樸素而美觀──這是出自林昭的匠心！
但是，林昭在《北大詩刊》編輯部卻只是兼職，她的“本職”則是在校刊編輯部，與我們的另一位女才子張玲同編副刊《未名湖》。我有時向校刊文藝副刊投稿，便會受到林昭的“編輯大人”般的品頭評足，幸虧張玲往往在場，為我聲援。“張玲、林昭”，這兩個不可分開的名字，在當時北大校園詩壇上引人注目，她們的詩情與奇想，往往令我等“鬚眉”之輩瞠目驚嘆。她們的詩已不僅僅在北大校內刊物上發表，還在《光明日報》等刊物上相繼問世，張玲的一首題為《照相》的詩，其中有句雲：“笑呀，笑出聲來，最好連聲音也照上！”可謂“黃絹、幼婦”、“絕妙好辭”！我迄今未能忘懷。張玲祖籍山東煙台，她的父親是北大西語系教授、著名翻譯家、哈代研究權威張谷若先生，家學淵源，張玲有著與林昭異曲同工的才思與文學根基，她有山東人的耿直，不似林昭的尖刻，所以常保我的拙稿勉強過關。例如：我曾寫了一組短詩，共三首，題為《陽春三弄》，自我感覺還算“良好”，可是林昭卻大筆一揮：“不用！”而且說這說那了一番，後來畢竟還是發表了《其二》，共八行，其末兩行為：
忽然，夜風把湖心吹起漣漪，
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
張玲說：“我很欣賞你的格律，這大約是受了林庚先生詩風的影響！”她其時已是學者味十足。
三首取其一，張玲之見也；捨其二，林昭之見也。取捨之間，所見略同。
今年北大百年華誕期間，張玲夫婦邀我宴集，我們的老同窗、著名詩人鄧蔭柯夫婦光臨弄觴，言及林昭及往事，我等傷之於懷！張玲而今已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編審、著名翻譯家、散文家，是一位有世界聲譽的英國文學學者，她當年與林昭同住一室，是林昭最親密的“閨中詩友”，林昭長她四歲，常以“大人”自居，呼張玲為“小鬼”。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為林昭舉行追悼會，張玲參加了這個大會的籌備工作，將一腔久鬱的友愛親摯之情通過哀婉的祭奠寄往那冥冥無憑的靜界幽境，去慰藉那不朽的天才詩魂的英靈！
1956年秋天，北大黨委決定創辦一個綜合性學生文藝刊物，這就是非常著名的《紅樓》。《北大詩刊》停辦，並對其編委會成員作了增補，而成《紅樓》編委會，陣容如下：
主編：樂黛雲先生
副主編：康式昭、張鐘
編委：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張元勛、謝冕、張炯（名字的次序是依當時的年級自高而低排列的）
可以看出：這回林昭是以“本職”從校刊編輯部調到《紅樓》的，於是便有了一句口頭禪，稱她為“紅樓裡的林姑娘”。
別看那麼一個著名的刊物，而真要到北大去找那個編輯部，卻是找不到的。因為根本就沒有那麼一間專用的辦公室，每次開編委會，都是臨時借用學生會、團委甚至黨委的辦公室，而具體的修改文稿、校對清樣等工作，就往往習慣性地擠在林昭的宿舍裡，那間屋在文科女生宿舍27齋二樓，四人一室。但我們在那裡打攪也只能利用課外活動時間，上午有課，晚上自是不應打攪她們。那層樓住著的新聞專業女同學，林昭之外，還有五位後來也成右派的，包括張玲、韓其慧，她們都在五七之難後，發配西北，韓其慧死於其處，棄身沙丘熱海之間。張玲在二十年邊塞大漠的磨難之後，有幸回到北京。其餘三位都由於憂患太重、去日苦多而身染沉痾。
1956年12月31日夜，北大的燕園內燈光如晝，可容納八千人的大餐廳，學生宴會之後，早就打掃得乾乾淨淨，大餐廳的中心放著一個直徑兩米的大花盆，裡面栽著一株五六米高的針松聖誕樹，枝葉之費光明滅，空間是被香水噴過了的，瀰漫著茉莉、玫瑰的芬芳！“迎接偉大的一九五七年”金色大字懸掛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燈都投射在這十個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將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明的日子！那光彩奪目、充滿偉大希望、展現燦爛前途的日子！
其實正是嚴冬，北京的冬季其實奇寒，而北大的兒女們的臉上都蒸騰著汗氣，舞廳內燈光微暗而柔美，姑娘們的臉上大約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塗過了的，在微暗的燈光中看去，紅唇卻成了黑色。林昭與張玲也在這無憂之境裡飛翔。這八千北大學子不是楚之驕兵，而是天之驕子！
午夜十一時三十分，我們敬愛的馬寅初校長、周培源教務長等學校領導來到迎接新年的會堂，登台賀年，舞曲驟停，八千驕子靜立。當午夜的鐘聲敲響第十二響，餘音未絕，北大沸騰了，如群山在笑！這八千子弟的第一句高呼，呼的是什麼？是──
“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馬老的習慣用語“兄弟我！”剛一出口，他的話便被海濤般的掌聲所淹沒，這位慈祥、正直、愛國、淵博的長者，又何曾料到這樣的坦率、真誠、融洽、無慮的聚會，以後竟不會再有了！永遠也沒有了！他何曾料到：再過四個半月、五個月，這個栽著鬱鬱蔥蔥的針松聖誕樹的大廳裡，這懸掛著十個赫然金色大字的北京大學的天堂裡會降下宙斯神火！一場史無前例的“引蛇出洞”之戰，竟會在這八千天之驕子中展開！
馬老的紹興鄉音未改，高呼：“兄弟我給大家拜年！”一個穿著大紅毛線衣、白色長裙的女同學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鮮花“項鏈”恭敬地掛在馬老的脖子上，垂在他的胸前！掌聲、歡呼聲匯成海洋！這時，馬老率領校領導們走下主席台，來到學生中間，舞曲又重新響起。一個男同學跟在他的背後，把雙手放在馬老的雙肩上，而周培源教授則又跟在這個男同學的背後，也把雙手搭在他的雙肩上，如此照做，很快一條“人鏈”連結而成，又似一列列車，在祖國大地上快跑，馬老是火車頭，在舞曲的優美的節奏裡，他帶領著這支中國一流的科學大軍向前快跑！他率隊而行，開始只在邊緣，隊伍像一條長龍蜿蜒蠕動，纏繞婆娑，逐漸向中心盤旋，於是八千人組成的長龍，形成一個極大的漩渦，八千驕子都墜入其中，而馬老則在這漩渦的最中心，豪情無限！
哪能想到，這真是一樁“異兆”！正如《紅樓夢》的第七十五回之“開夜宴異兆發悲音”一樣，以“漩渦”為開始的1957年，終於把馬老及八千子弟席捲而下，這悲壯的下場竟在歡樂之夜怪異般地形成！可是誰又能去思量與留意！
而《紅樓》終於在1957年元旦之晨與八千兒女見面，在剛剛結束了新年通宵舞會的大餐廳門前，兩張大餐桌上堆滿了《紅樓》創刊號，參加了通宵狂歡的北大兒女們，晚妝未殘，微有倦意，便圍購如堵，林昭與《紅樓》編輯部的發行組組長李鑫與其他同學一起在那裡忙碌著，而大家都同時發現：創刊號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圖案，是一個牧羊人正驅趕羊群走下山崗，山上草木搖曳，山外濃雲翻滾，圖案題名竟是“山雨欲來”四個字。
“山雨欲來”，這對偉大的金色的1957年元旦的第一印象，竟不幸言中！我們已忘卻當時為什麼採用了這幅木刻作為《紅樓》的創刊圖標，圖文連述，豈不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嗎？這與那洶湧的漩渦豈不是異曲同工、不謀而合了嗎？為什麼竟如此之貼切！異兆與儆示在北大兒女面前發出了歷史的悲音！
這期刊物的第二頁，刊登的是林庚先生的《紅樓》：
紅樓
紅樓你響過五四的鐘聲
你啊是新詩搖籃旁的心
為什麼今天不放聲歌唱
讓青年越過越覺得年輕
《紅樓》的第2期於1957年3月1日出版，那一期的責任編輯是林昭和我，直到今天，那一期的二校清樣，還收藏在我的書櫥裡，那上面還留著林昭改稿校對的字跡和符號。
她在《編後記》裡寫道：
“我們希望能在《紅樓》上聽到更加嘹亮的歌聲，希望我們年輕的歌手，不僅歌唱愛情，歌唱祖國，歌唱我們時代的全部豐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們的歌聲像熾烈的火燄，燒毀一切舊社會的遺毒，以及一切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東西。”
可以看出：從林庚先生在《紅樓》詩中呼喚曾響過五四鐘聲的《紅樓》再“放聲歌唱”，到林昭呼喚“我們的歌聲像熾烈的火燄燒毀一切”“遺毒”和“不利的東西”，這種主張用五四傳統盪滌浮現在當時的黑暗與毒害的呼喚，是1957年新年伊始的一種思潮和渴望，一場“山雨”確實已在慢慢地向中國大地襲來！終於使“紅樓一夢”化作了“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了！
《紅樓》的第3期是紀念五四專刊，《紅樓》編輯部幾乎是全體動筆，馬嘶、謝冕、林昭都拿出佳作，我也寫了相形見絀之句充數於版面，另外，還收到孫克恆、任彥芳的優美詩作，大家都在五四這個主題裡馳騁詩情，跌宕幽思，形成了數十首異彩紛呈的崢嶸組詩！真可謂氣勢不凡！
這一期幾近詩刊的《紅樓》於1957年5月4日上午在燕園內隆重發行，很遺憾的是：當日發行了一萬冊，誰會料到今日竟片紙不存！而這一組組詩尚未排印之光便被北大詩歌朗誦團突擊排練，經過朗誦的藝術處理，成為一出動人的大型詩朗誦表演，於1957年5月4日的晚上，在北大東操場五四營火晚會上與火炬傳遞同時隆重演出。當時，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在主席台上把第一支火炬點燃，遞給站在台前二級台階上等待傳遞的第一位同學，那同學接了火炬轉身把主席台下的數十支火炬頃刻點燃，那數十支火炬又把等待著的數千支火炬點燃，整個操場頃刻之間變成一個火炬的海洋、光明的海洋、熾熱的海洋、呼嘯的海洋！而詩朗誦便在高音麥克風裡激昂響起！林昭站在主席台上南側，她是為詩朗誦作“顧問”的，她看著那翻動的火炬之山、火炬之海，聽著那詩歌之風、詩歌之雨，在這詩與火、聲與色、靈與情、靜與變的美景裡看著，沉思著。
最後，所有的火炬都堆在了一起，變成了一座山，湧起了凌空的烈火，把東操場照得如同白晝，數千北大兒女在這火的周圍鼓掌、跳躍、呼喊、歌唱──直到夜深，鬥轉星移，余燼漸熄。我與林昭離開這裡時，晨光熹微，已是5月5日的早晨，星期日，整個校園靜得像已入夢，連晨曲也破例未再播放，靜極了！猶如《紅樓》第2期“封四”的一幅題為“黃昏”的照片下的任鋒配詩，其末四句雲：
世界是這麼廣大
友誼是這麼真誠
生活是這麼美好啊
我們又這麼年輕
（待續）
(原載《中華文摘》2000年第4期)
(張元勛 6/26/2004 1:22: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