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新生4月26日訊】記得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我讀到了一本名叫《抓住劉曉波的黑手》的書。這本書本來是企圖通過對劉曉波全面的批判和深刻的辱罵，達到讓其民聲掃地的目的。沒有想到，我卻在附錄部分讀到了劉曉波的幾篇最著名的文章。於是，這本書成為我少年時代文化啟蒙的重要讀本之一。後來，我跟劉曉波成了好朋友，我發現他不僅沒有一雙“黑手”，相反他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罕見的大寫的人、罕見的毫不妥協地面對專制和邪惡的勇敢者。
真正有一雙看不見的卻無所不在的“黑手”的，恰恰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充當中共專制制度幫兇角色的中共中央宣傳部。今年春天以來，中宣部再次露出猙獰面目，對若干新聞媒體和出版機構下手，關閉報刊、處分編輯、傳達封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黑名單”。薩斯病毒肆虐之後，海內外曾經有一些善良的人士樂觀地估計新一代黨政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會由此展開新聞改革，並由新聞改革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然而，隨著中宣部一系列鐵腕行動，人們的夢想再次破滅了。
由中宣部所主導的對新聞媒體的壓制和迫害行動，從二零零三年春天一直持續到夏天。最早在今年二三月間，中宣部下令關閉了南方以鼓吹改革著稱的《二十一世紀環球報導》。這是一份隸屬於南方報業集團的、《南方周末》的姐妹報紙，我的許多同學在此擔任重要的編輯和記者工作。在它的最後一期上，刊登了黨內改革派元老李銳先生的一篇訪談，李銳溫和地談到了黨內民主改革的問題，並對鄧小平晚年未能實現民主而提出批評意見。正是這篇文章敲響了《二十一世紀環球報導》的喪鐘。有趣的是，就在這一天的報紙上，發表了我討論伊拉克戰爭的文章──《倒薩之戰，美國當仁不讓》。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國內罕見的一篇公開發表的支持美國倒薩軍事行動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我所主張的“人權高於主權”的價值觀，由於過於“敏感”而被編輯刪去，但文章的基本框架卻保留下來了。
《二十一世紀環球報導》的倒霉絕不僅僅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到了六七月份，薩斯的恐懼剛剛消退，中宣部卻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薩斯戰役”。許多傳媒工作者驚呼：“中宣部的命令比薩斯病毒還要可怕！”此次遭到整肅的報刊多達數十家，如《南方周末》、《南風窗》、《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經濟觀察報》、《中國經濟時報》、《新報》、《財經》等等。這些報刊，有的遭到了被停刊、被吊銷刊號的滅頂之災，有的則被收回某一期的報紙和雜誌，有的處分高層管理人員並開除一批基層編輯和記者。人們發現，凡是受到老百姓歡迎的、敢於說一些真話的報刊，無一例外地都成為中宣部的“眼中釘、肉中刺”，非得除之而後快。中宣部黑手所到之處，連一向以“黨的喉舌”自居的中央電視台，也未能倖免。央視因為播放一部有借古諷今之嫌的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而遭到中宣部的嚴厲批評。該劇一邊播放一邊修改，在央視匆匆播放完畢之後，被禁止繼續在地方電視台播出。
二零零三年七月初，在中宣部的命令下，國務院新聞出版總署召有各地重要的出版社社長和總編輯參加的會議，在會議上再次公布一張所謂的“黑名單”，即一批為中國的改革和民眾的苦難呼籲的知識分子的名單，他們悍然宣布這些人的著作不得出版和發行。讓我感到光榮的是，我的名字也名列其中。會後，中宣部的官員還特意打電話到上海市委宣傳部，命令上海展開禁書行動──我的一本雜文集《鐵磨鐵》今年四月剛剛在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上海市委宣傳部接到命令之後，立即打電話訓斥上海三聯書店，不僅命令其不准再出版我的另一本著作《閃光石》，而且命令其不准繼續加印已經出版的《鐵磨鐵》一書。上海三聯書店無奈之下只好取消與我簽署的出版合約。鑑於這是一種“不可抗力”，我也向出版社社長表示不追究出版社的違約責任，不要求出版社賠償我的經濟損失。但是，中宣部的斑斑劣跡，我每一筆都記載了下來。
中共政權是一個靠謊言和暴力來支撐的政權，而中宣部正是其用來扼殺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有力工具。新任中宣部部長劉雲山秉承其前任丁關根的作風和思路，以宣傳謊言、消滅真話為己任。某些講話和作為甚至比“殺手”丁關根還要狠毒。他是中國的戈培爾，也是中國的薩哈夫。高層選擇由這樣一個人物來擔任中宣部部長，顯然是深思熟慮的。中宣部很難再出現一個像朱厚澤式的開明派──在最近中宣部內部傳達的黑名單上，朱厚澤名列第一。這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由此看來，中國大陸要實現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還遙遙無期、任重而道遠。不過，讓人欣慰的是，今天的中宣部不得不躲到幕後進行種種操作，他們再不敢像毛澤東時代那樣，振振有詞地宣傳謬誤和毒素、並展開對知識分子的大批判。他們知道，那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越批判越香。他們也知道世界民主大潮不可抵抗，但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和利益，只好通過“打電話”的方式來實現禁書、禁報、封殺作者的惡行。他們不敢光明正大地下發文件，他們害怕在歷史上留下醜惡的記錄。在執行更上層的命令的時候，他們自己心裡也感到理虧。這些蝙蝠們躲在黑暗裡，揮舞他們的黑手；而在不久的將來，在陽光照耀在這塊土地上的時候，這些蝙蝠們終將現形於光天化日之下。那一天，公民們將牢牢抓住中宣部一雙雙的“黑手”。
如美國哲學家米克爾約翰的著作《表達自由的法律限度》一書的中文譯者侯健所說：“自由的歷史首先表現為言論自由的歷史，充滿衝突、流血和悲劇。”我願意為言論自由而付出任何的代價，我願意為推倒中宣部構築的無形的“柏林牆”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日
（大紀元）
(4/26/2004 7:57: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