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明心網】三、技術烏托邦
科學思維與哲學思維不同，前者要求排除主體的主觀因素，力求趨向客體；後者則不僅要求主體趨向客體，也要求客體趨向主體，即它們的關係不僅是單向映射，而是雙向互動。這使得科學與哲學的理性內涵是不同的，後者的理性包含得有價值，或者倫理因素。
技術作為科學的實用表現方式，基本上排除了價值判斷，它的意識形態表現為一種技術理性主義。這種技術理性主義已排斥了理性中的人本之維。它就是“邏各斯”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的各種物化的表現形式。它本質上不是一種人類生活方式和生活意義的指南，而是人類用以改造自然的工具，是人的身體器官的延伸。
人從自然裡走出來，並且無法離開自然而存在。因此，他先在地具有與世界同構的屬性，人的認知、理解的邏輯結構自動地切入世界的客觀邏輯結構中，它們的同構性使主、客體的邏輯結構具有一種“連通性”。正因如此，人才能把握、認識世界。技術理性也才具有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功能。
由此，可以探尋到技術理性的三個意指。第一、由於人的理性與世界的同構，人可以通過洞悉世界的規律，通過一種黑格爾意義上的“理性的狡黠”讓自然物相互作用，產生人需要的創造物。第二、技術理性是一種實用性的東西，可以給人類帶來幸福。第三，人無法離開技術理性，也不能違背技術理性，它是“科學”性的東西，與“真理”接近，甚至就是“真理”本身。因此，技術理性在它的邏輯演繹中內含著這樣的指令：它成為判斷對錯的標準，它因能給人帶來物質享受的幸福而確定了生活的意義，它的發展存在著解決人類的生存困境的可能，它可以創造一個人間仙境，就像是上帝的千年王國。
這種技術理性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已成為現代社會的文化象徵。人們對技術理性所造成的人性異化，以及它的“結晶”核武器寧可視而不見，也要依靠它踏上通往想像中的“千年王國”的長征。上帝被殺死了，人也死了，技術理性成了新的上帝。它獲得了一種自律運轉的力量，逐漸失控而取代價值理性，獲得了規範的權力。
其實，技術既然只是人的身體器官的延伸，那就只是一種工具，而且是一種有限的工具，這種有限的工具不具無限的屬性，而是可由人把握的客體，雖然它已取代了人的軀體的功能。它也不具規範的權力，它不能確定價值，而只能強化或弱化它。從這種意義上講，技術的作用領域和效用都是有限的。可是，如果人不滿足於這一有限的目的，而非要將自身的人之無限的屬性投射到它身上，進行一種技術理性主義崇拜，則修改了技術的有限屬性，將它變成了一種萬能的工具，或者說新的上帝。而一旦技術變成新的上帝，它便變成了目的，人則了工具，人的主體性和自由成為它的奴役下的犧牲品，導致人仰賴技術而進入一個美好社會的夢想只是一個烏托邦。
技術意味著對人自然的控制，人通過技術而與自然是單向的支配、改造、利用的關係。這種嚴格的主客體劃分在一定程度上無法阻止人類對自然的破壞和無休止的索取，將破壞生態系統的平衡，導致人類的生存陷入困境。因此，真正重要的已不在於技術的控制之維，而在於控制的重新定義。在這方面，如果有什麼能讓“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保持必要的張力，使技術改造的自然不致成為人類的葬身之地，那麼就不是用技術控制自然，而是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四、發展的屬人本質
福柯曾經對人類的“進步”、“發展”提出質疑。他認為，人性並不會在持續的社會發展中進化，人類的所謂“進步”不過是從一種暴虐形式轉化為另一種暴虐形式而已。
整個社會歷史支持了福柯的這種說法。我們可以這樣認為，自從出現國家，出現以權力壓迫、經濟剝削、意識形態奴役為特徵的統治以來，少數人利用大多數人的實質並沒有多大改變，改變的不過是形式、花樣、程度而已。變來變去的意識形態眼花繚亂，但終究是人吃人。
當然，人性並非沒有進化，不過比起生活環境的改變來說，它的進化是相當緩慢的。它遠遠滯後於人類的生活環境的變化，不僅在於精神、意識相對於物質變化的惰性，還在於至今人類從未能提供出一個良好的、適合它進化的環境。甚至，我們看到，它還出現了倒退。人想進化很難，想倒退回禽獸，則是相當容易的。
這就隱約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的發展並不真正是人的發展，倒可能是人之外的物的發展。正如發展學家F.佩魯在他的《新發展觀》裡指出的：“在整個人類發展史中，社會和人都曾沉浸於定性價值中……對平均值進行統計、加減和計算並把它們組合起來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們身不由已，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於物和物質對象上。但此路不通，因為不論社會還是人，都不是物。”
佩魯這些話已經不客氣了。無論是極權主義國家，還是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人們不言而喻的發展都是經濟的增長，發展不發展看的是經濟指標，不是人，而是那些冷冷的數字。不管怎樣，人曾經是統治機器的工具，他是附著於統治機器之上的，這種所謂的發展不是人的尊嚴和自由的獲得、人的需要的滿足，而是人吃人的秩序的穩定。到現在，仍然如此，只不過，對經濟指標的強調是基於這樣的一個原因：經濟機器的運轉本身已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論證統治者的統治合理性的標準。發展首先意味著統治的穩定，其次是享受的可能，再其次才是被統治者付出代價以後分得的一杯羹。在這個過程中，雖然人的需要的滿足也被強調，但由於是與人類群體的分裂作為潛在背景，它的人本主義關懷仍然顯得虛偽而毫無意義。
在這種畸形的發展觀下，人與自然的關係又如何呢？我們也許用不著設想，一個在視野裡沒有人的觀念體系，同樣是沒有自然的任何地位的。這種人類中心主義實際上也不是以“人”是中心，而是以某類人為中心，以物為中心，它並沒有給自身賦予人本之維。這樣的發展觀必然會在客觀的生產活動中，加大對自然的掠奪。如果說財富的來源一是對自然的掠奪，二是對人的掠奪，三是技術創造的附加值的話，那麼，對自然的掠奪仍然，並且可以預想在遙遠的將來仍然是根本性的。而這種對自然刻薄寡恩的行為由於缺少人本關懷，缺少對人與自然關係的認識以及長遠利益的考慮，掠奪將是毀滅性的。礦產資源的枯竭、能源的短缺、草原的沙漠化、淡水的污染、酸雨的出現，以及天氣的異常，既是對人類的報復，也是人類在畸形的發展觀下不計後果地破壞與自然的生態平衡的證據。
佩魯認為，一旦接受了以人為本的新的發展觀，就可望出現人類價值觀念方面的相應變革：“個人的發展，個人的自由，是所有發展形式的主要動力之一。”這似乎意味著，在新的發展觀裡，人本身和自然本身必須統一起來，即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必須置於這一觀念的中心。非常明顯，人作為一種絕對價值，構成了一切社會物化過程的“阿基米德點”，而所有的物化過程都只能是人的發展的手段。這樣，發展便被置入人的解放和進化的軌道，人本身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構成了價值判斷的前提。
人本主義和生態主義的結合將使人的發展限制在生態系統的平衡之內。以破壞生態系統為代價的任何過程都是危險的，人類向大自然的進軍必將遭受毀滅性的報應。就此而言，人類文明的“罪孽”如果同樣得不到清洗，並將一切超人的異化力量和實體，以及看起來已不可控的進程置於理性和人的手裡，那麼人類越發展，越能加快危險的進程。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人類社會歷史就像是一列速度越來越快的火車，向不知是福是禍的前方飛馳而去。
(3/21/2004 7:25: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