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明心網】一、被抽幹的血液
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驚世之作《增長的極限》，在二戰後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向人類不顧後果地掠奪自然資源、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發出了警告。這種敢於與人類理性的非理性狂熱叫板的舉動透出濃重的悲壯意味，並受到技術樂觀主義的迎頭痛擊。幾十年後，在中國他們得到了搖滾歌手的呼應，黑豹樂隊的《綠色劫難》，仿佛就是專門為他們而作的：“我要張開臂膀，擋住無知瘋狂，別再糟塌最後希望！”
然而，羅馬俱樂部的成員不是搖滾歌手，不是左派，甚至也不是純粹的環保主義者，他們是人類學家、自然科學家、教育家，等等，而參與《增長的極限》寫作的則幾乎是清一色的自然科學家。他們在《增長的極限》中訴諸的不是藝術，不是情感，不是良知，不是價值判斷，不是熱情，不，他們控制著不讓它們流露出來，他們訴諸的是自然科學嚴謹慎密的實證，以及冷冰冰的數據和邏輯分析。正因為是這種超越於意識形態之上的、力求排斥價值判斷的研究方式，他們所揭示的人類生存困境更讓人觸目驚心。
地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母體。人類在源源不斷地從這個母體裡抽血，以供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工業革命以來，這種抽血的速度一日千里，導致這個母體日益乾枯，可以預計有些方面甚至永遠失去了造血、補血的機會。
地球這個母體裡的“血液”便是人類所依賴的資源。人在地球上一出現，人與自然的關係就開始了，人類就是通過對自然物的利用而讓自己活下去，並發展下去的。因此，從寬泛的角度上講，被人類利用的自然物便是資源，它構成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支點。地球畢竟是一個體積有限的家園，因此資源也就有限，也大致可以被量化。
一般來說，資源可以被分為礦產資源、土地資源、森林資源、草地資源、水資源、海洋資源等。僅僅以不可再生的礦產資源為例，據資料顯示，到目前為止，全世界發現的礦產近200種，而按現在的用量，現有資源的儲量最多可供人類使用500年；如果消耗量每年遞增25%，則最多只能使用90年。羅馬俱樂部的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當代主要工業過程中使用的礦產和能源資源作了考察，指出：如果將各種資源的儲量在1970年探明儲量的基礎上翻五倍，大多數資源維持其消費所持續的年數也大多不會超過100年。比如，最敏感的石油資源，目前世界上已探明的儲量約為7000億桶，全球陸地的儲量最多也只有5萬億噸。按現在的開採和消費的速度，已探明可開採的石油最多只能用30、40年。雖然已有數據估計海底石油儲量在2500萬億噸以上，按現在的消耗量，可以用270年，但由於是深海作業，開採起來將困難重重。即使這一切困難都排除，當所有的石油資源全都枯竭時，人類能否找到一種新的、像石油一樣的能源，也是很成問題的。
資源的枯竭，有可能意味著現代文明模式甚至人類文明的完結。而資源的短缺所引發的一系列效應，比如貧困、環境污染、人口問題、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懸殊、自然災害、戰爭等，更有可能直接將人類帶入一個混亂、仇恨，甚至相互毀滅的世界中。人類的戰爭和相互殘殺，很多時候都由爭奪稀缺資源引起。當石油等戰略性資源稀缺到一定程度時，擁有核武器、生物化學武器的各個大國、人類集團能否保持冷靜而不相互毀滅，可能只有上帝才能給出答案。
二、人類文明的負效應
在羅馬俱樂部發表《增長的極限》後的第二年，即1973年，動物習性學家康拉德.洛倫茲發表了他的《人類文明的八大罪孽》，通過對文明進程的各種負效應形式的考察，深刻地揭示出了文明的內在困境。
這位洛倫茲就是寫作《論侵犯》的那位洛倫茲。他關於人類破壞性是與生俱來的生物本性的觀點遭到了弗洛姆的有力駁斥。在弗洛姆的《人類破壞性剖析》裡，他對洛倫茲進行了辛辣的諷刺。這與弗洛姆理性、平和的平日風格是大大不同的，在批判中他都滲透著濃厚的人道情懷和價值關懷，但面對洛倫茲他卻並沒有這樣做。我想，這可能是弗洛姆是猶太人，並親身領教過納粹的罪惡本性的原因，而非常不幸，洛倫茲在人們眼中是一個“戰爭狂人”、“納粹分子”。
雖然我對弗洛姆的觀點非常認同，但我有理由激賞寫作《人類文明的八大罪孽》而不是《論侵犯》，以及其他作品的洛倫茲。他例舉出的人類文明的“八大罪孽”是：
一、人口爆炸。由於地球的資源、能源和容積有限，根據熵定律，人類的人口增長必然有一定的限度，否則將給人類帶來無窮的災難。而“眾多人口擠在狹小的空間裡，不僅會導致人際關係的衰竭，出現喪失人性的現象，也將導致侵犯的發生”，這種“侵犯”可以是局部的仇殺，也可以是毀滅性的戰爭。
二、生存空間遭到破壞。由動物、植物、微生物構成的整個生態系統是一個有機的、互相牽制的體系，它們必須互相適應，或者說本質上它們的關係是一種“休戚與共的利益組合”。因此，人類破壞生態系統等於自掘墳墓。
三、競爭使人類在異化中喪失作為人類最根本的特性。人類是自然選擇的產物，但人之為人卻具有超越於弱肉強食的特性，即仍然陷於弱肉強食的競爭只會取消他作為一個人的特性。這時間，競爭本身成為目的，人成了自我折磨、自我摧殘的機器。這種“恐懼性忙碌”和“忙碌的恐懼”將剝奪人類的每一次自我超越和自我優化的機會。
四、情感的曖死亡。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強化了追求快樂與逃避痛苦的本能，借助於科技手段，人類開始獲得了自我欺騙和自我麻醉的能力，但由此也遠離內心本性。這樣，唯一讓人獲得快樂的只有不斷的新鮮刺激，但如此一來則在本能的萎縮中使快樂的心理生理機制窒息，它對人類的真實性產生的影響是毀滅性的。
五、遺傳的蛻變。人類除了保留自己的生物屬性，還是一種文化動物。文化可以將人帶向未來的的優化和進化，但人的文化屬性與生物屬性是一個體系，是不可分離的。剝離了人的生物屬性就等於廢除了人的特異性選擇，等於打破與自然界的平衡，這將導致生存的障礙。
六、拋棄傳統的危險。傳統構成民族和人類生存的基本模式，通過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方式無所不在，最終控制人類的行為，故此，任何發展無論是否承認都是以傳統為基礎的。抽空傳統等於抽空發展的現實性。
七、可灌輸性和可控制性。拉美特利說：“人是機器”。薩特說：“存在先於本質”。作為超越性的存在物，人的存在本質展現為一系列的社會和生物屬性，因此，神經生理機能作為意識的物質基礎，為作為社會性和文化性的人的存在提供了被操縱的可能。人就是由社會和他人的意見、觀念，以及各種意識形態體系的指令驅動。所有這一切意味著人的人性和自我的消失，最終通過人遠離自我而遠離人本身。
八、核武器。1945年的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的爆炸不僅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結，也宣告人類人類終於第一次獲得了自我毀滅的超級武器。從此人類歷史與死亡恐懼形影不離。核武器威脅人類，也威脅恐懼本身。核武器既是理性發展的登峰造極，同時也是理性已經瘋狂的證據。這是一個極限，無論如何，一個“世界末日”的圖景已不僅僅是宗教的鼓吹。核武器能不能再爆炸，得看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否足以產生約束力，足以把握和控制自身。
值得一提的是，人類文明的負效應還深刻地反應在生態系統的變異之中，導致生態系列的結構與機能出現障礙。人類生態系統建立在少數幾種農作物和動物的基礎上，這是不穩定的、簡單的，而這種不穩定和簡單經歷了快速的變化和大幅度的波動，實際上使人類根本無法預測未來的結果。照這樣變化下去，地球上包括人類在內的生物都有可能將趨於滅絕。
(3/21/2004 3:25: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