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愛宗（浙江）【明心網】如果說，因言獲罪還在世界上存在的話，那麼，因言獲罪就可以稱之為人類上下五千年來最古老的罪名了。
說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甚至搭上性命，在中國曆史上更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翻開歷史紀年的史書，可見令人吃驚的例子比比皆是。對於皇帝來說，說真話，說令他不高興的話，就是一種冒犯，就是死罪。司馬光《資治通鑑》記載，隋煬帝楊廣這個奢靡腐朽的暴君，生性如禽獸，當上皇帝後，更加自負，誰若敢上諫，輕則杖擊，重則即令賜死，死者數目沒有具體統計。楊廣明知道自己拒諫是毫無道理的，但暴君就是不喜歡聽不願意聽的。不但政客因言獲罪被斬殺，就是文人也不例外，比如有人寫的詩比他好，就可以獲得殺頭的罪名。在這種“白色恐怖”下，“臣下相顧，鉗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當然，這個十分聰明的皇帝也知道自己這樣下去，“寶座”將被推翻，就表現出一點自知之明，摸著自己的腦袋說，這個“二斤半”的玩意兒，有多少人惦記著呀。最後，民賊獨夫楊廣得到報應，他的“二斤半”被部下活生生勒下。
比起楊廣，唐代兩皇帝李淵、李世民父子則是進步很多，他們被稱為有史以來“納諫”工作最出色的皇帝之一，納諫美名並得以名揚青史。不過，他們也不是沒有動搖過，只是鑑於前面隋煬帝拒諫而亡，為了不想讓歷史重演和自己的江山永固，就認真以史為鑑，堅持把納諫工作做好，事實上確實成就了大唐的統治事業。
史書上講唐太宗也懼怕下屬的批評。有一回，唐太宗得到了一隻很漂亮的鷂子，於是帶著玩弄。突然，魏征來了，太宗趕緊把鷂子放進懷裡。魏征心知肚明，卻假裝不知道，上前和皇帝談正經事。而且，還談到古時一些因縱於逸樂的故事。他故意拖時間，太宗一向尊敬他，又不敢破壞納諫的規矩，就只好耐心地等他講完。魏征還沒說完，可憐小鳥早已悶死了。還又一次，太宗罷朝之後，怒氣沖沖地回宮，喊打喊殺，說非殺掉那個“倔老頭”不可。可這時，正巧把深明大義的皇后驚動了，趕緊問發生了什麼事，誰斗膽觸怒了皇上。太宗說，還不是魏征那傢伙，“每廷爭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原來魏征當著百官面前和皇帝爭議，不給皇帝面子，使得皇帝惱羞成怒，但又不敢公開發作。
面對皇帝，臣民勇於批評和指陳政策失誤，是需要勇氣和膽量的。因為那個時候沒有言論自由，價一句話，或者多說一句話，皇帝就可以隨時說“拉出去斬了”，沒有絲毫商量的餘地。
同樣，作為統治者，能聽聽真話，也是需要肚量和勇氣的。這個肚量和勇氣，就是皇帝要有把自己的國家當作全民的國家的肚量和戰勝自己的勇氣。曹操早就說過，天地間，人為貴。首先，人應該是人，然後才是臣民。人與人之間應該互相尊敬和直言，平等對待。當然，這話也只能在李世民時代說說，如果趕上不幸的楊廣時代或其他暴政時代，即使有十條命也早被斬盡殺絕了。
暴政時代是沒有絲毫的言論自由可言的。暴政的主宰者是暴君，暴君擁有絕對的權力，他們是以自己的利益而用暴政權力剝削臣民的統治者，不論他的政府權力是掌握在一個人、少數人還是所謂的多數人手裡，暴政都是苛政的原型。即使暴君是一個傑出的統治者，如果他沒有廣開言路，而是封鎖信息，奴役臣民，因言治罪，他照樣獲得暴君的稱號。
比起敢於想皇帝進言的大臣來說，生活在暴政時代的文人，更是不幸中的不幸，因為文人除了研究與思想之外，別的都不是什麼長處了。研究與思想，都應該以言論、文字的形式來表達，但是這樣的形式注定會留下確鑿的罪證。白紙黑字，一個字就可以改變一生的命運。據說，在相對比較開明的唐宋朝代，文人因言獲罪，被貶者之多，勝過牛毛。許多文史留名的文人官員，為官時幾乎都遭過貶謫，如王維失意唱陽關，韓愈被貶走秦嶺，白居易被貶潯陽江頭邂逅琵琶女，蘇東坡被貶高唱大江東去等，還有一位曾經提出“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同樣受過貶謫，只是他所侍奉的皇帝比楊廣開明一些，他得以保留性命而已。
歷朝歷代，文人或知識分子，說真話都是需要驚人的膽量和超凡的勇氣的，甚至還要提前想到要付出的沉重代價。近一百年間，邵飄萍、林白水等新聞報人就是因言獲罪，死於暴政的屠刀之下。大約四十年前，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毛澤東面對假如魯迅還活著的話這一問題，這樣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還披露說，毛說這話時，周谷成、羅稷南等人在場，當時羅稷南先生就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
都說舌頭長在自己嘴裡，說什麼話，怎麼說，是自己的自由。其實並非如此簡單，有些話是別人讓自己怎麼說就怎麼說，自己的喉舌其實是別人的喉舌。所謂舌頭上的權利是天賦人權，實際上在統治者眼裡是隨時都可以被剝奪掉的所謂人權。
（議報）
(2/4/2004 7:12: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