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心 【新生2月27日訊】數十萬香港市民在去年的七一大遊行中所傳遞出的信息，對於依然迷戀獨裁權力的中共當權者來說，就是在於提醒他們：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都將給依靠暴政來維持“穩定秩序”的專制統治，帶來最悲觀最恐怖的前景；而對於一向依仗附從獨裁權力的御用文人們來說，則是在於提醒他們：要想抑制民主自由的潮流，就一定要在文化道德的“思想陣地”上，有效地操控乃至壓制民間的自由輿論。
對於一貫嫻熟於用“統一思想”來誅殺“反動勢力，牛鬼蛇神、敵對份子和異端邪教”的幫兇幫閑們來說，要在傳統中國封建古董文化中，創造出一種具有類似“不容質疑永遠正確”地位而有具有現代活力的“思想法寶”，來“有效控制”公民言論自由權利，實在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只要將“韋小寶”們在肆意玩弄恩賜權力的“專業級崗位”上，所靈感突悟的“太平盛世之浩蕩皇恩”的“業餘級榮奴感”繼續發揚光大；那麼，現代阿Q們所閉眼歌頌的“偉大領導之繁榮娼盛”，也就不再僅僅是用來掩飾真實社會中大規模不公平現實的蒼白幕簾，而是應當升華為感召億萬百姓來心甘情願地供奉膜拜獨裁權力的“示愛牌坊”。
這個被暴政權力所樹立的“牌坊”，以前叫“君父”，現在則叫“愛國”。假若有人認為這會玷污他們“真正純潔”的愛國之情，我們也不妨姑且叫為“牌坊化的愛國”以區別之。古今的“牌坊”名稱雖異，冒犯的後果代價卻相同，都是被權力者剝奪權利。所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如今則謂之為“愛國者治港”，說白了就是“你若不愛國，就不准享有民主權利”。“愛”與“不愛”的觀念判斷，借“一國＝中央領導＝不准反對黨”暗渡陳倉之後，就轉變成為是否“恩賜民主”的標準。如此“愛國”就成了操控公民權利的大棒，成了凌駕於獨立司法之上的“原則”。於是誰有權力來決定“愛”的定義，誰就將成為騎在香港六百萬人們頭上的太上皇，如同騎在十幾億大陸人們頭上的“黨媽媽”一樣，擁有行使和佔有（代表）公民權利的“領導地位”。
鑽進傳統文化的醬缸思維，對於保守戀舊者來說有一個大好處，那就是可以將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來個混淆不清的胡扯，任何持異議者的言行，都可以依據當權者的好惡來定性量罪。在當今的世界中，可以有適用於敵對環境的“叛國罪”，也可以有適用於國家利益的“買國罪”，甚至可以有適用於獨裁權力的“顛覆罪”，這些定罪都是同具體行為及其所造成的後果緊密關聯的，但從來未有過適用於思想忠貞的“不愛國罪”。蓋因人思想上的“愛”與“不愛”，是屬於感情範疇的心靈活動，它不能用科學儀器來準確測量，也不能用學術理論來推測估計，更不能用群眾運動來批判檢討。法律的罪罰適用於人的具體的社會行為，在文明的世界裡，單純的言論若非煽動了沒有完備思考能力的人的具體行為，也不能作為定罪的依據。一個人內心熱愛國家的感情程度，即使可以從其種種客觀言行的觀察，來被外界做出主觀的分析推理，也依然缺乏訴諸法律的行為證據，更不能作為剝奪其公民基本權利的依據。
被幫閑文人和幫兇政客們訴諸牌坊化的膜拜情緒來喧嚷的“愛國”，就是這樣的一個用來壓制公民權利的權力工具。假如說從“愛國”到“擁護一國兩制”並不存在明顯衝突的話，那也恰恰因為“一國兩制”是明確寫進大陸和香港雙方法律的條文，因此一貫聰明伶俐的御筆們從一開始舊顯得急不可耐地模糊化“愛國”的定義。於是就有了將“擁護一國”解釋為“擁護中央領導”，又從“擁護中央領導”解釋為“擁護共產黨”，再玩一下否定之否定的語言遊戲，就成了“不准反對共產黨”的經典旨令。於是乎，橫行大陸五十多載的專制思維，就堂而皇之地借“一國”的暗道成功地偷渡過了“兩制”的屏障，開始挑戰“一國兩制”的法律條文中曾經明確地給予香港的民主自由的承諾。
“愛”是具備理性思維能力的人所具有的非常感性行為，要驅使人去愛一件事物，需要的並不是唯一正確的理論指導，更不是權力強迫的思想壓制，而是在平等尊嚴共識下自由心靈的交互。借國家的名義來反對公民的民主自由權利，所損害的正是滋生真正的“愛國”感情的土壤。伊朗總統哈塔米在警告一意孤行地限制公民選舉權利的保守派時說：“如果以宗教的名義忽視人民的要求，就會使伊朗年輕一代拋棄伊斯蘭共和國的價值觀，甚至可能拋棄伊斯蘭教本身”。中共的幫兇幫閑們正在幹著跟宗教狂徒們同出一轍的蠢事，他們不僅將會摧毀香港人們嚮往民主自由的寧靜自然的心態，也將會摧毀香港傳統文化中的持久凝真的愛國主義。
（博訊）
(2/27/2004 7:38: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