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2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盧璐報導/台大經濟系教授張清溪及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暢銷書《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作者何清漣女士一月三十日晚應華府民間機構“華府論壇”之邀，在美國馬州蒙郡議會大樓就“中國經濟現況與趨勢”同台發表演講，對中國經濟的緊急情勢共同發出警告。何清漣所著經濟學著作在中國大陸及海外有廣泛的讀者基礎，引證的材料豐富翔實,論述嚴謹，其中《中國現代化的陷阱》成為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她曾在一次採訪中談到“學者最重要的素質是要有社會關懷，超越個人利益思考一些社會的重大問題”，這使得她在嚴厲的共產黨體制下敢於大膽直言，揭示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中存在的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讀者稱譽她代表了「中國改革的良心」。
此次論壇她特別以《官出數字 數字出官》揭示中國統計數字的虛假。以下是根據何女士現場演講整理。
一、中國GDP高速成長神話
既然用“神話”二字來形容中國的GDP高速成長，就意味著說它不是事實。中國GDP的增長一直是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百般誇耀的成就，1978年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中國的GDP總值是3,624億元，25年後即2002年GDP已經達到102,938億元，已經增長了將近30倍，按照中國政府自己的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GDP總值將超過35萬億元，這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是從來沒有過先例的，所以國際媒體經常討論這個問題。但是在去年的11月12日，發生了一件令人驚訝的事，國務院在開國務會議時作了一個決定：從2004年開始中國要做一次全國的經濟普查，從此以後不再以GDP作為衡量中國經濟成就的指標。
中國政府所說的理由是為了保持資料的透明性、可靠性，以及為了和國際社會通用的統計規則接軌，所以中國要改變統計方法。大家都是中國人，了解中國話的特點，從這一“理由”中可以讀出幾層意思：第一，增加透明度的說法，表明中國政府承認過去的統計資料並不那麼透明，也並不那麼科學；第二，以往的統計方法它和國際通用的統計規則並不接軌。
我今天要談的問題分兩個方面：第一個就是中國的GDP神話到底是如何造出來的；第二個就是用GDP衡量中國經濟的主要缺陷。我先談第一點。
1. 中國的GDP神話到底是如何造出來的？
中國的統計資料歷來分五級核算，中央、省、地、縣、鄉(鎮).鄉里是如何造出來的呢？據我所知，每年到10月份左右要報統計資料的時候，在不少地方，各鄉秘書都要請相鄰的鄉吃飯，互相打聽對方要報多少，然後回來再確定自己要報多少。一些明智的鄉幹部懂得，不能比鄰鄉高太多，太高了容易引起大家嫉妒，“槍打出頭鳥”，私下裡給你穿小鞋。但是也不能報得太低，太低了顯得在各鄉中太落後，所以每年如何報是種政治藝術，秘書打聽小道消息的功能特別重要。這方面有個典型就是湖北省一個號稱“五毒書記”的縣委書記，叫張二江，在出事以後媒體揭露了他是如何假造資料的。一個鄉里的理髮店只有兩個理髮師，他居然報出每年的營業額是36萬元，那兩個理髮師後來說：就算我們每天工作24小時，我們理一個頭才收兩元錢，一年要剃多少頭才能掙出這些錢？還有一個村連一個魚塘都沒有，居然報出畝產200多萬斤的數量。他那些年的政績要麼是無中生有，要麼就是誇大幾倍幾十倍。這位縣委書記如果不出事，這種造假也不可能被揭露出來。這是縣一級的。
再談省一級，去年審判了安徽省常務副省長王懷忠，我注意到其中一個細節，就是假造GDP的問題。安徽省每年向中央上報的GDP增長是年增長22%。據安徽省計委官員說，這個數字還是他們力爭減下來的。王懷忠訂的標準是28%，計委幹部覺得太高了，讓人家覺得不真實，於是反覆跟王懷忠討價還價，才砍了6個百分點。
省裡是這麼造出來的，那麼中央一級是如何看的呢？中央一級心裡很清楚，我借用一句流行歌曲來形容，叫做“GDP神話騙得了別人騙不了自己”。去年2月份，國家計委政策法規司司長曹玉書在接受廣東“21世紀經濟報導”採訪時說：中國統計資料的不真實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中央訂的指標是8%，那麼省裡報的就是9%，到了縣裡就是10-12%，他們的標準是一律按照省裡報的砍掉兩個百分點，然後定成8%。至於如何知道水份是2%呢？他沒有說。實際上也是拍腦袋想出來的，沒有什麼科學根據。
閱讀每年的中國統計年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各省加總的GDP和各省分項的統計資料不等於中央公布的統計資料，中央公布統計資料要比各省統計資料分項加總要小得多，讀一本中國統計年鑑，讀得頭昏腦脹。
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曾經有一句形容中國的名言：“迄今為止，中國仍然是記者的天堂、統計學家的地獄。”他說的“統計學家的地獄”，指是統計資料一塌糊塗，摸不清哪是真哪是假。“記者的天堂”，並不是講記者在那兒過得很幸福，而是說中國每年要發生許多新聞性極強的事件，對於記者來說有很大的挑戰性。當然由於中國政府控制媒體，中國的記者不可能做很多的事。相對來說，外國記者的自由多一些，盡管這些年他們在中國受到很多限制，還受國安部人員監控，但是他們還是想在中國作採訪，因為在這個國家做新聞本身極具挑戰性。這些外國記者也堅信自己的努力能使中國的人權狀況有所改善。
2.為什麼要造假？
中國官員為什麼要在統計數字上造假？這是因為中國政府的幹喉拔機制。中國政府從改革以來，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標準以後，考察幹部主要是考察經濟業績，衡量經濟業績的一個簡單易行的指標就是經濟增長率，所以中國後來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叫“官出數字、數字出官”。
“官出數字”是指統計數字都是官員們造出來的，“數字出官”指的是，官員們的統計數字報的好，帳面上顯示的經濟成長率高，就容易得到升遷。當然升遷背後還要行賄受賄、買官。買官的價格標準，富裕省份和貧窮省份還不太一樣。大致說，“買”是台底交易，表面功夫即“政績”還是要做足，“數字出官，官出數字”就是中國官場目前的遊戲規則，GDP神話就是這樣造出來的。
3.用GDP衡量中國經濟發展的缺陷
用GDP衡量經濟發展有缺陷的，80年代中期，國際社會上就已經認識到這一點，那正是“發展經濟學”土崩瓦解的時候。“發展經濟學”一度被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權威學科，但是後來發現它不能解釋發展中國家許多社會問題：比如經濟發展的同時，伴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政府的迅速腐敗，生態環境的急劇破壞等等，所以發展經濟學後來就慢慢的衰落了。早在90年代中期，已經有人意識到用GDP不能衡量社會發展。我覺得，在中國用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至少帶來幾方面問題：
第一：GDP不能衡量中國社會為經濟發展付出的生態環境的代價。
中國為經濟發展支付的生態環境代價到底有多大？這只要閱讀國家環保局每年的年度報告就可以知道結果，我在國內時年年都讀。這個年度報告不是秘密材料，只是因為一般人不感興趣。雖然那已經是經過修飾後對外公布的資料，但還是從中可以感受到中國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的程度。
比如水污染的問題，從南到北，全國以七大河流為主幹，這些主幹河流和支流系統的一類水已經剩下不到3%了，二類水是30%左右，三類水也是達到30%多，淮河、海河、珠江等主幹河流基本上是四類水和五類水，這些水污染非常嚴重，根本就不能供人畜飲用，連灌溉農田都不能用，(一類水是可以飲用的水，二類水是勉強可以飲用的水，三類水是基本不可以飲用的水，四類水是絕對不可以飲用的水)。中國現在有許多大城市，尤其是華北及以北的地區都是嚴重缺水的地區，廣東原來是水資源比較豐富的，但是現在飲用水的量也大大下降。所以水資源將成為限制中國發展的一個嚴重約束。
最近《大紀元》報紙轉載了國內《新民周刊》關於血吸虫的報導，談到中國第一大湖洞庭湖區已經成了血吸虫肆虐之地，湖北省尤其嚴重。據衛生部的疾病防治司司長說：血吸虫病確實已經威脅到中國一億人口的生存。這類新聞能夠被報導，是由於上海的一個記者利用了地區利益的不一致，因為上海位於長江下游，而湖南、江西居長江中游。上海的《新民周刊》就登了這篇文章，原因很簡單，江西、湖南、湖北都是弱地方政府，背景沒有上海那麼硬，所以它登了後湖南江西也無奈其何，但是在湖南、湖北的本地報紙上，就根本看不到這類“負面消息”。
剛才我舉的生態環境破壞只是其中的兩個例子，至於土地沙漠化已經佔到國土面積的38%，不少地方已經成了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有一篇報導談到甘肅一個地方，10年前還有10多萬人口，現在只剩下一、二萬了，因為缺水，當地居民都紛紛往別的地方逃生去了，成了生態難民。這樣的地方中國還有很多，我就不多舉例了，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鄭義寫的《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那本書，他的書要比國家環保局的報告可讀性強一些，大家可以看看。
第二、GDP不能衡量社會的投資效益。
中國這十幾年GDP的高速增長，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支撐。什麼叫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就是地方政府的官員為了炫耀政績，為了給自己增添一點政治資本，投資後沒有產生效益的工程叫“政績工程”。這樣的工程在中國到處都是，珠海市長樑廣大一貫善於做這些事，前幾年投資6億美元修的珠海機場，一年吞吐量還不足相距不到5分鐘航程的香港一個月的吞吐量，跟它相鄰的還有廣州的白雲機場、深圳機場，同時香港又有新機場和老機場，珠海機場根本不可能產生什麼效益，所以這6億美元就趴在那裡了，但是在珠海特區計算GDP增長率時，這種形象工程是算進去的。這樣的工程在全國有很多，剛才張清溪教授談到的某一條生產線，某一種產品的產能過剩也是其中之一。中國的產能過剩，我在1998年寫過一篇文章《中國經濟的斷裂帶》，我專門列舉了13個大產業的產能過剩是多少？最高的是百份之六十多，最低的是百份之三十多。
第三、GDP不能衡量社會分配。
中國的貧富差距是非常大的，中國這25年改革，是以權力資本化為起點，用權力創造市場的過程。結果是產生了佔總人口1%的富豪，但是同時卻生產著70%多的貧困人口。近20多年來，中國城市裡產生了大量的貧困人口，我在我的書中第五章“貧富差距的擴大”中，已經將資料更新到2003年，這裡就不多談了。
農村的情況大家可以從李昌平那本書裡讀到一些，李昌平所在的鄉不是全國的貧困鄉，也不是富裕鄉，它代表著中國農村一般水平。
這種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引起社會強烈不滿，導致社會摩擦加劇。中國農民的反抗從90年代後期起就已經很強烈了，也出了不少新型農民領袖。但是只要這些農民領袖一冒頭，就被共產黨政府抓起來，關到監獄裡，少數人不明不白地死在監獄裡了。象湖南漵浦縣，90年代後期出了5個農民領袖，領導農民抗稅。這5個農民領袖後來答應了政府的要求，承諾做農民的思想工作，政府達到目的後，這些農民領袖就被政府抓到牢裡。工人領袖的命運也差不多，遼寧前兩年就抓了好幾位。
第四、GDP不能衡量社會福利的增長。社會福利以養老金來說，現在全國很多退休工人領不到養老金，全國總工會早在1996年就做過一個調查，除了一般退休工人的生活狀態之外，那個調查中還提到一個特殊現象，很多歷屆的全國勞模退休後的生活都非常困難。這個報告是想說明：這些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全國勞模退休後生活都如此困難，一般工人就更不用說了。
社會福利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醫療保險，不少中國人現在看不起病，除了所謂的離休老幹部的醫藥費是百分之百報銷，很多退休者的醫藥費不能報銷。農村人口的醫療條件就更糟糕了，這都是有數字為證的事實：中國的城市人口只有30%，但是佔有85%的醫療資源，農村人口70%，只佔有不到15%的醫療資源。
從1984年開始，中國廢除了原有的鄉村醫療系統。從1992年開始，每年中央政府財政撥款500萬，由各個地方政府總共籌出500萬，這就是中國10億農村人口得到的1000萬醫療費用，平均每個農民每年從政府手裡拿到1分錢。1分錢意味著什麼？現在1分錢扔在中國的大街上，沒有人去撿。這些都是根據中國的統計年鑑計算出來的。大家如果不相信，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顯示，在191個國家中，中國的衛生系統總體績效評估，列在第144位，只比非洲一些國家好一些。
在教育投資方面大家也知道，目前中小學亂收費已經到了什麼程度呢？去年中國十大暴利行業，列在第一位的是房地產，列在第二的就是中小學，中小學成了暴利行業，這可能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蹟”。連緬甸那種落後國家都實行中小學義務教育，而在中國中小學教育卻成了暴利行業的第二名。去年的亂收費達到了多少？中國政府在相隔20多天的時間裡，公布了兩個相差很大的資料：今年1月6日，教育部部長周濟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去年在中國共查處教育違規收費8.53億元。但就在2003年12月16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2003年全國治理教育亂收費，專項檢查共查出12,600多件教育亂收費案件，違規收費金額達21.4億元。兩個部門均為“政府權威部門”，調查的專案均為“2003年教育違規收費”，兩則消息發布時間相差僅二十幾天，但查處的全國教育違規收費金額卻差出近兩倍，前者比後者的統計少了12.87億元。兩個部門的統計出現如此之大的誤差，真不知該讓人們相信誰。
在發達國家，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教育醫療都是社會福利。中國政府自誇GDP高速增長為世界之最，但是這兩項社會福利卻沒有增長。說起來可笑，中國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比起非洲窮國烏幹達還要低，也低於鄰國緬甸，更不用說還低於印度。雲南邊境小學中很多小學生，中學生已經不能支付自己在本國上學的費用，要每天走很多路去緬甸那邊上學，因為緬甸那邊收費便宜得多。這就是我們中國自己誇稱的經濟成就，中國政府總以經濟強國自居，但是老百姓卻沒有得到多少實惠。中國這25年改革確實造就了一批暴富，這些暴富者的富裕程度可以和世界發達國家的一些積累了幾百年財富的家族相比。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的“奇蹟”。
社會貧富差距太大，醞釀的社會仇恨越來越強烈。去年長沙縣委書記李振萼死在高爾夫球場，國內網友一片叫好，竟然說電瓶車是“反腐英雄”，這樣的貪官應該多死幾個。最近的蘇秀文案件反映出來的社會仇恨，表明現在的社會精英和草根階層之間的仇恨已經到了很難調和的程度。
(2/19/2004 6:28: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