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明見網12月26日訊】5.誰打老師?
在1966年夏天，教師隨時可以被罵被打。這些行為在當時被當作“革命行動”，不受法律、規定或常規的束縛。然而，通常並不是所有的學生，而是只有“紅衛兵”組織的成員，被允許參加在學校中打教師及在學校外打“牛鬼蛇神”的暴力行為。在當時，參與打人被認為是一種光榮或者特權。
一位被訪者--當時是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的學生--說︰“我媽媽是‘革命幹部’，可是我爸爸在1957年被劃成了‘右派分子’。因此我不夠格當紅衛兵也不能去抄階級敵人的家。那時候我為自己覺得很遺憾。”
紅衛兵組織規定，只有出身於五種家庭的學生才有資格成為其成員 。這五種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貧下中農”。但是在北京這樣的城市裡，沒有農民，因為按照政府政策農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間都是絕對不准搬進北京城裡的。北京也沒有很多工廠和工人。另外，按照北京紅衛兵組織的規定，只有在1945年以前參加共產黨的幹部（那時一般都已經是相當高級的幹部）可以算作“革命幹部”。因此，在紅衛兵運動最早興起也最為活躍的北京的海澱、西城、東城區，實際上只有“革命幹部”子女成為紅衛兵成員，這些人只佔中學生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比如，在紅衛兵組織的誕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在全校一千五百多學生中，紅衛兵成員不到三百人。這個比例在其他中學如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也大體如此。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學，這個比例甚至更低，因為這個中學的幹部子弟少。構成城市人口主體的人，如商店工作人員，各種專業工作人員，普通的機關工作人員，技術員，工程師，教師(如果他們還未被劃入“牛鬼蛇神”)，等等，他們的子女不被准許參加紅衛兵，只可以參加一種叫作“紅外圍”的組織，支持和協助紅衛兵。從“壞家庭”出身的學生則遭到人身侮辱及折磨。下一節中將談到他們。但是少數紅衛兵學生在當時得到了極大的權力，控制生殺予奪，所以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和後果。
在多數情況下，打人是一種集體行動。一群紅衛兵一起行動，煽起敵意，互相鼓動。有時候，打人發生在幾百人幾千人面前。在這種場合中，每個人均要顯示對“敵人”的痛恨與無情。另一方面，在這種情況下打死一個人的時候，這一群打人者都不認為是他們哪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擔心犯了殺人罪。比如，卞仲耘，1966年夏天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是在被許多學生打了以後死的。在數小時長的折磨期間，這個學校的1600名學生中沒有人曾試圖說服打人者停止這種非人道的行動。在打人過後的那天晚上，在學生食堂中有學生高聲談論他們如何強迫她吃廁所中的臟東西以及如何用開水燙她。那裡沒有犯罪感，只有興奮與輕浮的氣氛。
有相當多的女紅衛兵曾經猛烈地、殘酷地鞭打折磨老師。北京的第一位受難者卞仲耘是被一些年齡在14-19歲之間的完全是女性的學生打死的。從我的調查所涉及的學校的名單中，也可以看到很多死亡是發生在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手中的。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學生不但打死了校長沙萍，而且發明瞭各種方法折磨在“勞改隊”中的另外十三名老師，包括跪帶溝槽的洗衣板，彎腰到地，在地上爬，用塑料鞋底扇耳光，摸死人，等等。在北京第八女子中學，有學生命令“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們排成一列，然後用錘子挨個打他們的頭。北京第五女子中學的學生多次用繩子把校長李一茹吊起在樹上，然後突然鬆開繩子，把李重重摔在地上。李的肋骨被打斷三根，還留下了其他後遺症。在男女合校的學校中，比如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女學生在打他們的女校長時起了重要作用。據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韓家鰲說，在這個學校中，男女學生都打了他和其他老師，但是一般男學生比女學生打得兇。
在中學和大學中，“牛鬼蛇神隊”通常置於紅衛兵的領導人之一的分管之下。這個人的年齡在14-24歲之間，有很大的權力控制教師的命運。這個人可以隨意決定折磨的等級。於是，在某種程度上，折磨的程度取決於這個人的道德和心理狀況。另外，據一些被訪者說，在很多學校都有這樣的一批學生，他們在暴力行動中非常活躍，而且似乎欣賞暴力施用本身，把打人當作樂趣。在一個學校裡，這樣的學生越多，老師遭受的折磨就越多。
據被訪者說，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裡，最早和最嚴重的暴力行動發生在有較多政府和軍隊幹部子女的學校，比如北京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第六中學和北京外國語學校,上海的復興中學和南洋模範中學。明顯地，這一現象和紅衛兵運動的起源相關。這一運動是由出身於高級幹部家庭的中學生開始的。
也有教育工作者的子女跟隨學生打了自己的父母。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當紅衛兵打學校的負責人姜培良時，姜的兒子--這個學校初中一年級的學生--用一根棍子打了父親。在姜被打死後，這個兒子精神失常。據一位在1994年見過他的被訪者說，他仍然未能恢復正常。另一個例子是北京戲劇學校負責人江楓。江自殺了。
四、同時發生的迫害同學
從七月到八月，一副“對聯”先在北京的學校、繼而在全國各地迅速傳播開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1966年夏天，這副對聯意味著那些父親是“革命幹部”的學生天然地是文革的“好漢”，而那些來自“反動家庭”的學生則是“混蛋”。這副對聯最早出現於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隨後貼遍了各個校園。事實上，這副對聯也是紅衛兵組織成員的資格評定標準。一些人有一個錯誤印象，以為整個年輕一代在1966年參加了紅衛兵運動並且稱他們為“紅衛兵一代”。這樣的看法與發生的事實不相符。在紅衛兵運動的發生地北京，多數青少年不被允許參加紅衛兵，有的學生還像他們的老師一樣被他們的同學迫害。
比如，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召開“鬥爭會”鬥同班同學。在這個班的45名同學中，十名“家庭出身好”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壞”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其他學生則在鬥爭會期間坐在地板上。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牆上。“狗崽子”在當時被廣泛用來指“家庭出身壞”的青年。一根長繩子繞過被“鬥爭”的十個學生脖子，把她們拴成一串。他們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與此相仿的鬥爭會在這個學校的其它班級中也發生過。在同一天，校長卞仲耘也被打。卞被打死於第二天。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這副對聯的產生地，很多“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的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她被強迫站在教室裡的一把椅子上任由皮帶抽打。打的過程中，有同學把椅子從她腳下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朱同是高三學生，他的父親也是“右派分子”。有一天晚上他爬著回家，因為被嚴重打傷不能走路。
在紅衛兵的產生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相當數量的“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被欺負，他們的私人物件被搗毀。多名女學生被剃了“陰陽頭”。一位名叫郭蘭蕙的學生，父親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不能忍受侮辱，服毒自殺，死時19歲。楊愛倫，初二學生，出身於“右派”家庭，試圖在學校附近臥軌自殺。她被火車撞傷，但幸而未死。
在北京第一中學，不但有由教師組成的“牛鬼蛇神勞改隊”，而且有一個由兩百名學生組成的“狗崽子隊”－－“狗崽子”是被廣泛使用的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侮辱性稱呼。這些學生被強迫“勞改”。一天晚上“勞改”過後，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在“鬥爭會”上被鬥。會議結束時，幾個紅衛兵把一隻貓放進這個學生的褲子。貓抓他咬他。這個學生慘叫了一夜。很多人聽到他的慘叫，但無人為他說話。
1966年8月25日，曹濱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據說他拿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同學。結果，曹的母親樊希曼在那天被打死。曹濱海精神失常，以後從未恢復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任松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歡書法，在舊的《紅旗》雜誌上練習毛筆字，被同學發現在毛澤東的名字上寫了“墓”字。紅衛兵強迫他從家裡象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中，他被關押在那裡並且被多次毒打。初中三年級的學生武素鵬被綁在一條麻袋裡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出身於“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准許就去外地“革命串連”。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進學校的監獄之中。他在那兒被十多個紅衛兵幾次毒打。王光華死於第二天，9月28日，時年19歲。幾個已經在這個監獄中被關了一個月的老師把他的屍體抬出了監獄。
在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生王一民因其父親曾是資產階級，被同學毒打和侮辱。王一民自殺。
由於“紅衛兵”組織擁有的如此特別的地位，“冒充紅衛兵”當時成為大罪名甚至被作為借口打死學生。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悅，123中學的學生，“理由”是他“冒充紅衛兵”。在上海復興中學，一個外地來的學生被覆興中學紅衛兵打死，“理由”也是他“冒充紅衛兵”。
前述“對聯”傳遍了全國。在我調查所及的學校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遭到了來自他們的同學的語言侮辱、暴力攻擊甚至兇殺。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沒有一個對聯的受害者能在公開場合反對這副對聯，也沒有一個對聯的受惠者拒絕參加紅衛兵以反對其組織原則。
五、為什麼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會產生?
1.毛澤東的引導和推動
從“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就決定了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者是“文革”的主要打擊目標之一。1966年5月7日，在給三個月後被指定為他的“接班人”的林彪的信中，毛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66年5月16日，由毛澤東發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的“通知”，這個“通知”在當時只傳達到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一年後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在這個“通知”中，毛寫道︰“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一些高級幹部被派往北京大學，動員寫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領導。毛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1966年6月1日晚廣播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並在後來稱其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26〕隨著這張大字報的發表，全國的學校停止了日常課程，學生們立即開始了對學校當局和教師們的攻擊。
1966年7月，毛澤東下令撤出在各學校的“工作組”並批評他們把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得“冷冷清清”，雖然在“工作組”控制學校運動期間暴力行動已經發生了。正式通知於1966年7月28日發出。在那一天，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澱區中學學生代表會上轉述了毛澤東關於暴力行動的話︰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為“紅衛兵”的學生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名為“紅旗戰鬥小組”的學生，給予他們“熱烈的支持”。〔27〕在這封信裡，毛特別提到了“紅旗戰鬥小組”的頭頭彭小蒙的名字。彭小蒙在江青和北京大學一萬多人面前用銅頭皮帶打了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如上文提到的，這兩所學校比其他學校更早開始了大規模的暴力行為。8月5日，中共中央發文正式撤銷了由劉少奇在6月20日批准下發的文件。那個文件支持北京大學工作組制止發生在6月18日的大規模暴力行動。〔28〕毛澤東說6月18日的事件是“革命的”。這樣一來，1966年8月5日的文件事實上直接支持了對教師的暴力行為。（29）就在這個文件下發的同一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卞仲耘被學生打死。
在紅衛兵把一些人打死之後，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以慶祝文化大革命。宋彬彬--來自北京最早打死老師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這張象徵著毛對紅衛兵的支持的照片被印刷出來並且廣泛流傳。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意思時，毛說，“要武嘛”。此後，宋彬彬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毛和她的談話，並把她的名字改為“宋要武”。〔30〕
事實上，卞仲耘被打死一事立即被報告到到了高層當局。在“內部報告”中，北京市公安局也每日向上報告被打死的人的數字。但是，毛澤東未說任何特別的話批評在他對紅衛兵表示熱情支持後惡性蔓延的暴力行為。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甚至把紅衛兵學生稱為“小太陽”。在北京，正是在毛澤東8月18日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和8月31日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之間，暴力行為迅速升級並在8月底達到了最高峰。至今還沒有一個接近毛澤東的人提供任何當時未曾發表的毛評論8月的大量死亡事件的資料。明顯的是，從上述的公開發表的指示來看，暴力行動是他引導推動的結果。
在1966年8月初，毛澤東已經剝奪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權力，軍隊的重要領導人林彪得到了一個新的頭銜“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而成為權力結構中的第二號人物。教師們沒有力量也沒有表示反對文化革命。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其功能只能是營造進一步的“紅色恐怖”。劉的某些孩子在八月中作為紅衛兵成員參加了暴力行動，但幾個月後，1967年1月3日，一些人進入劉的住處並召開“鬥爭會”鬥爭劉和他的妻子。〔31〕以後他們遭到進一步的折磨。沒有人出來說如此對待“國家主席”是違反憲法的，因為大量的更嚴重違反憲法的對平民的暴力攻擊和殺害不久以前剛剛發生過，那時也沒有人出來說那是犯法的。8月初對教師的兇猛攻擊作了暴力行動的開端，後來的種種暴力迫害就順理成章地持續進行。
2.紅衛兵組織的興起
如上文所描述，是紅衛兵學生在1966年夏天用暴力攻擊了教師。這些暴力攻擊被當作他們的“革命行動”的一部分，並且通常不是由單個的學生而是由一群紅衛兵進行的。紅衛兵組織在暴力行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紅衛兵”和類似的學生組織，在1966年6月1日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之後出現於中學之中。1966年6月2日，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名義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這張大字報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麼人，不管他打著什麼旗號，不管他有多麼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稍後作的“造反歌”詞是“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這樣的語言是典型的“文革”風格，不但無理、誇張、煽情，而且充滿暴力性。這種語言暴力和後來的大規模的行動暴力也顯然有關聯。
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紅衛兵之後，紅衛兵組織在各地迅速成立。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對教師的暴力攻擊是同時發生的。比如，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工作組一撤，“紅旗戰鬥小組”就在校園裡大規模開打老師。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組織建立於7月31日，卞仲耘校長被打死於8月5日。隨著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先後八次接見一千萬來自北京和外省的紅衛兵，暴力攻擊教師的波浪從北京擴展到了全國。比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到貴陽，打了貴陽的劇團演員，還用銅頭皮帶把貴州省文化局幼兒園的園長打得滿背血漬。
紅衛兵持有強烈的破壞性哲學。他們聲稱在建立一個新世界之前，必須先把舊世界徹底砸爛。
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在卞仲耘校長被打死之前，學生把校園裡尚未成熟的梨和蘋果都從樹上採下並吃掉，甚至連苦澀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被打光。教學樓裡掛的畫和入口處的正容鏡都被破壞。校園裡瀰漫著一片惡毒的氣氛。在北京101中學，有一個噴水池，其中有一隻白鶴。紅衛兵先砸了白鶴，後來又在噴水池裡殺死了美術老師陳葆昆。打陳葆昆的同時，還有十幾個老師被強迫在煤渣路上爬。有一個學生腳穿皮靴，伸腳重踩一個正在地上爬的女老師的手。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紅衛兵自稱自己的行為是“造反”。在傳統的意義上，“造反”當然意味著破壞，但是還要反對皇帝和承擔風險。紅衛兵實際所作，是在最高當局的全力支持下，砸毀器物及毆打殺害不能還手反抗的人們。
從打老師開始，紅衛兵先掌管了學校，然後，又走向校外。他們掌有生殺大權，凌駕於法律之上。在北京，紅衛兵建立了糾察隊，以確立紅衛兵的權力機制。1966年8月25日，北京“東城區紅衛兵糾察隊”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學打了46名“牛鬼蛇神隊”中的教師。校長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高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鬥爭”之後自殺。“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發出過十個“通令”。他們規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驅逐哪類人離開北京城去農村等等。他們的“通令” 用大號鉛字印刷出來，到處張貼，像政府法令一樣有權威性而且通過暴力來執行。按照他們的一項“通令”，在1966年夏天，有八萬五千居民被從北京市區驅逐出去，佔人口的百分之二。這些人失去了一切財產，在其後十多年間過著極其艱難的生活，其中相當一部分在遣返路上或到達農村不久就死了。紅衛兵執行了這一最大規模的迫害平民的行動的全過程，包括抄家，註銷戶口，沒收財物，押送上火車，以及處理死屍。“西糾”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廣州等地張貼或散發，指導那兒的紅衛兵的行動，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動。毆打老師實際上是更大規模暴力行動的最初練習和實踐。
紅衛兵把家庭背景強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們把家庭出身當作成為其成員的首要的也幾乎是唯一的條件，並且絕對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學生。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初二的一些學生成立了一個活動小組起名“梅花”，因其各種家庭出身的學生都有，被紅衛兵強令解散。由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思想佔了絕對統治地位，平等的同學關係被破壞了，一些年輕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輕人。如上文所寫，最早和最厲害的暴力行為發生在那些有較多高級幹部子女的學校中，那裡的紅衛兵也比別的學校更為活躍。對家庭出身的絕對強調給了某些年輕人巨大的特權。這特權甚至包括打死同學和別的人的權力。這種特權刺激了暴力行為的產生。如果每個學生都被允許平等地參加紅衛兵運動，這個組織可能不會如此狂熱與暴力化。
“紅衛兵”的名稱說明他們是毛澤東的衛兵並要保衛他。這裡不討論當時毛澤是否需要被保衛，而是要指出紅衛兵確實掀起了“文革”中對毛澤東的群眾性崇拜的第一波。他們也開始了一套新的禮儀︰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隨身攜帶《毛主席語錄》本，跳讚頌毛的舞蹈，到處張掛毛的畫像及語錄，每一次講話都以毛的一段語錄開頭，並以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結束。
作為一個青年組織，紅衛兵的三個主要特點--把家庭出身這樣一個先天性的條件當作組織成員的資格審定標準、強烈的領袖崇拜以及集體性的暴力行為--的結合，在歷史上有過先例，因此也更值得思考。
（全文完）
(12/26/2004 7:42: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