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明見網12月25日訊】一、文革未被報告的一面︰題目和背景
在中國曆史上，一直存在著尊重教師以及對教育體制的敬畏的傳統。因此，1966年夏季發生的學生紅衛兵攻擊折磨教師的大量事件，是非同尋常的，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革命”，如果我們僅僅從對傳統習慣的偏離程度的角度來定義什麼是“革命”的話。事實上，這些事件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從1966年到他死去的1976年間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66年夏天，在中國的宣傳媒體上，對這些暴力事件卻未提一字。雖然當時的媒體熱情洋溢地支持1966年8月在全國各地興起的紅衛兵運動，並且幾乎天天把紅衛兵的活動作為頭版新聞報導。從中國官方當時出版發行的報紙、雜誌和新聞紀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的圖景只是千千萬萬戴著紅衛兵袖章的青年高呼萬歲走過天安門廣場，而紅衛兵的領袖們則在天安門城樓上圍繞毛澤東歡呼鼓掌。在天安門紅牆的背景上，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本、紅旗、紅色標語以及興高採烈的年輕的紅衛兵們，構成了一種非常獨特的“革命風景”。這一類材料已經變成了今天關於“文革”的主要資料來源。
然而，在開始分析和評價這些已經被記錄的“文革”故事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個革命還有未被報告的另一面。而這未被報告的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量教師遭到學生暴力攻擊並被打傷，有一批教師被打死，還有一批教師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後自殺；另外，還有很多學生遭到他們的同學的打罵和侮辱，甚至被打死。
這些暴力事件不僅僅在其發生之時未被報告。十二年之後，從1978年開始，由於中共領導人開始“否定文革”，中國媒體開始謹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難者的名字以給他們恢複名譽。但是，這種報導的範圍只限於數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級幹部和個別社會名流，普通人不在其中。
就學術性的研究而言，在現有的已經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別印刷於1986，1988，1995年)[1]，沒有一部報告了1966年夏天發生的施行於教育工作者的殘暴行動。兩部數百頁長的紅衛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二、調查缺失的歷史︰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從來未被報告這一現實情況，迫使我們必須超越歷史學家通常採用的通過現存的文字材料或電影紀錄片來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調查始於十多年前。我已經和數百名曾經歷了學校中的“文革”的人談過話。他們之中大部分當時是學生，還有一部分是教師，也有一些是受難者的家屬。他們講述了發生在115所學校裡的故事。這些學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裡，包括大學、中學、小學以及一所幼兒園。
在所有115所學校中，〔3〕在1966年夏天，無一例外地發生了學生用暴力攻擊教師的情況。其中有四所學校，各有兩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一共有27名教育工作者被殺害了。此外，大量教師被嚴重打傷，有的在受到嚴重侮辱與折磨後自殺。還有學校外的人也被學生打死在校內和校外。
除了與被訪者的一對一談話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電腦網上作過兩輪問卷調查。在第一輪中我問了毆打教師是否在網絡使用者的學校中發生過。大多數網格使用者都太年輕而不可能見證這一類事件，但是我還是收到了七所學校的名字。在那些學校中，都發生了打老師的情況。在第二輪調查中我詢問未發生過打老師的情況的學校的名字。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我還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沒有發生打老師的情況的學校。
大多數被訪者都願意講述他們的所見所聞。為了避免記憶錯誤，有些被訪者為本文以下將寫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閱了個人的或學校的有關記錄，或作了交叉證實。一些曾參與打人活動的人拒絕或不情願和我談話。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經被打的老師往往不能提供有關細節。對他們來說，關於這一時期的記憶因其過於羞恥、過於痛苦而不能回想起來。舉例來說，是中學學生而不是老師，向我提供了下文記錄的《牛鬼蛇神歌》歌詞。所有我訪問過的曾在“文革”中進過“牛鬼蛇神隊”的老師都說，他們已經忘記了這個“歌”的歌詞，雖然他們當年曾被強迫一日數次地唱這個自我詛咒的“歌”。克服對文革的“選擇性記憶“是作者在寫作本文過程中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面。另外，由於不能獲準查閱死亡檔案，所以對於調查所及的學校的傷亡，一定會有遺漏。文革的這一部分的事實，由於各種原因一直被有意無意地忽略疏漏了。這篇文章只能試圖對1966年的迫害教師提供一個不完全的再現。還有很多事實依然不為我所知。
我也閱讀了在“文革”期間由官方發表或學生組織散發的有關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報》和大量的群眾組織的小報。處於“文革”領導人嚴密控制下的宣傳媒體顯然有意隱瞞了校園暴力的事實。當報紙讚美紅衛兵卻對他們的暴力行為不置一詞時，死亡數目大規模升級了。殺戮也很少被群眾組織的宣傳品提到。據有的被訪者說，這是因為這些殘暴的行為最多也只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過火行為”。“文革”史實與當時寫下來的材料之間的這種很大的差別－－需要對歷史真實先有一個清楚的了解的基礎才能認識到這一巨大差別－－可以告訴我們那一時代的人們對暴力和死亡的特殊心態。如果僅僅閱讀這類來自文革時期的材料，則可能導致今天對“文革”的性質與後果的種種曲解。
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主要通過我調查得到的材料再現並分析“文革”的一個部分。文中有大量實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從其他書面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註明出處。那些未有注解說明來源的故事則都出自我的調查。
三、學生怎麼打老師?
1.規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園暴力從中學開始也在中學最為嚴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高中一年級的一些學生髮起“打黑幫”。被打的“黑幫”包括三個副校長和兩個教導主任(其時正校長職缺)。很多學生來參加。學生往這五個人的衣服上倒墨汁，強迫他們戴高帽子，給他們脖子上掛牌子，牌子上把他們的名字打了紅“×”，強迫他們跪在地上，用帶釘子的棒子打他們，用開水燙他們，等等。經過三個小時的折磨，第一副校長卞仲耘昏迷倒地，後來被置入一輛運垃圾的平板車上。兩個小時後她被推入馬路對面的醫院。在醫院裡，她被發現已死亡多時。另一位副校長胡志濤，被打得骨折。另外三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卞仲耘其時五十歲，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被中學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4〕
實際上，大規模的暴力行為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開始了。劉美德當時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化學教員及常務副校長。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過她的化學課的幾個學生在辦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兩個小時，把木棍都打斷了。7月底宣布工作組撤離後，紅衛兵在學校“鬥爭”劉美德。他們把她的頭髮亂七八糟地剪掉，強迫她在操場上爬行，並且一邊爬一邊喊︰“我是劉美德，我是毒蛇。”還把地上的污物塞在她的嘴裡。8月中的一天，她被強迫爬上一張桌子並跪在那裡。一個紅衛兵把一隻腳踩在她的背上，擺好了毛澤東曾描述過的鬥爭姿勢︰“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5〕由《北京日報》的一名記者照了相以後，這個紅衛兵一腳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劉美德當時正懷孕。由於先天受傷，她的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時期，這個學校的其他很多老師也被折磨。教務員李潔跪進一個抽屜裡被用火鉤子毒打。李潔在兩年後再次被毒打而死亡。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韓家鰲被多次毒打。萬邦儒的腎臟被嚴重打傷，頭上的大傷口久不癒合。6401班(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曾強迫韓家鰲跪在他們教室的地上，全班一個接著一個，輪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帶打了韓家鰲一個多小時，然後用火點燃了韓的頭髮。萬邦儒和韓家鰲被強迫在衣服的胸前縫上一塊黑布，黑布上分別寫著“黑幫大頭”和“黑幫二頭”。他們的頭髮被剪掉。他們還被強迫互相打。顧涵芬，一個女職員，不但被剃了半邊頭髮，而且有一隻眼睛被打得失明。1966年8月26日，校園裡掀起新的一輪打人高潮。那天晚上，紅衛兵召開全校性“鬥爭大會”，“鬥爭”一大批被他們認為“有問題”的教師和幹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師幹部那天在會上被嚴重打傷。26歲的化學教師劉樹華，被毒打和侮辱，在“鬥爭會”後從學校的煙囪頂上跳下身亡。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旗戰鬥小組”。在這之後，暴力行為迅速蔓延到其他學校。1966年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學，紅衛兵打鬥了十多位教師。他們強迫這些教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爬行，以致這些人的手掌和膝蓋都流血不止。他們用銅頭皮帶打這些教師。其中的女教員被剃去半邊成為“陰陽頭”。美術教員陳葆昆被毒打後又被丟入噴水池淹死。
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四中學、第六中學和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開“鬥爭大會”。中山音樂堂位於緊靠天安門的中山公園中。在音樂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觀眾面前，二十多個來自這三所學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幫分子”跪成一排。紅衛兵對他們拳打腳踢，用銅頭軍用皮帶抽打。孫國棟，北京市教育局長，被打斷了三根肋骨。溫寒江，北京第八中學的副校長，渾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溫是脖子上套著一根繩子，一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的。繩子的另一端牽在一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裡。一個在鬥爭會後見到被鬥者的學生說，那些人的形象極其嚇人，因為他們都被打得“不像人樣”了。後來，在同一舞台上，還召開過一系列的這樣的“鬥爭會”。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一些老師，也同樣在那裡被打並被剪了頭髮。
在位於和平門附近的北京外國語學校，紅衛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語文教員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這個學校還有兩名老師自殺，有一個被逼瘋。
1966年8月22日，沙坪，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被打被折磨三天之後，死在學校裡。她的頭髮被薅掉，嘴裡塞滿污物。在她死後，紅衛兵還強迫其他教員打她的屍體。數學老師張梅岩上吊自殺。
同日，在北京第八中學，學校負責人華錦被打死。副校長化學老師韓九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引起嚴重敗血症。她的家人設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嚴重後遺症，終身殘廢。歷史老師申先哲被打後自殺身死。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學生在學校裡打死了三個人︰靳正宇，語文教員；姜培良，共產黨支部書記，這個學校的最高負責人；樊希曼，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校長高雲被命令站在毒日頭下，額頭上被紮了一排圖釘，還被用沸水澆。那個夏天，高雲多次幾乎被折磨死。
1966年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陳沅芷在關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紅衛兵還把她推到架起來的兩張桌子上面“鬥爭”，然後把桌子推翻，使陳摔下。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打死了一個校工。還沒有找到記得他的姓名的人。
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喻瑞芬，一名生物教師，在教師辦公室裡被擊倒在地並被打。接著，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兩腿拖出房間門和樓門，她的頭在水泥台階上磕擊碰撞。一桶沸水澆在她的身上。經過兩個小時的折磨後她死去了，打人者還不滿足。他們強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強迫圍繞喻瑞芬的屍體站成一圈，輪流打她的屍體。
在北京景山學校，傳達室的工友李錦坡被打死。
在北京朝陽區的第四女子中學，一個教初中語文的女老師被打死。被訪問的幾個學生說已經記不得她的姓名，只記得名中有一“嫻”字。這個中學的校長潘基，被打得差一點死掉。
位於北京宣武區的第138中學負責人也被打死，姓張，名字已經被忘記。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關押在學校，飽受毆打和各種折磨後，死於1966年9月6日，時年36歲。副校長易光軫在被毒打後，於8月下旬自殺。
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學(這所學校離天安門城樓一公里遠，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學生把音樂教室建成了一座監獄，在屋頂上設有瞭望哨和強光燈。他們在監獄的牆上寫了“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後來在那裡打人時，醮了被打者的血重描這六個大字。這座監獄存在了三個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六中有九名教職員被自始至終關在這座監獄中，其中一人離開監獄一個月後死去。另一些教員、學生以及從校外抓來的“階級敵人”也曾時間長短不等地被關在那裡。有三個人被打死在這座監獄裡︰一個是退休校工徐霈田，一個是學生王光華，一個是學校附近的一個房產主何漢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寫到的，北京還有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高萬春，北京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二十六中學的紅衛兵“鬥爭”了該校46名教師。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高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鬥爭”之後自殺。李培英，北京社會路中學副校長，被打並被關在學校中。她渾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在關押她的房間的暖氣管子上吊死，。彭鴻宣，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校長，被打被關，自殺。蕭靜，北京月壇中學校長，被打，跳煙囪自殺。北京第二女子中學的體育教員曹天翔和語文教員董堯成，被毆打侮辱後，跳樓自殺。北京第65中學的化學教員靳桓自殺。汪含英，北京第四中學的地理教師，被剃了“陰陽頭”，她的丈夫蘇庭伍，是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數學教師，在被“鬥爭”和抄家後，他們夫婦一起在北京郊區的香山服“敵敵畏”自殺。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校工馬鐵山上吊自殺，英語老師投水自殺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學美術老師，自殺。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教師石之宗投湖自殺。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一位生物老師割破動脈自殺，姓高，名不詳。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宋克被毒打和關押後在8月31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未死。
北京第三十中學的負責人孫樹榮的眼睛被打瞎。北京回民中學校長李玲善被長期殘酷“批鬥”後精神失常，卻被說成是“裝瘋賣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處。
在北京的大學和小學，也發生了大量暴力行動，總的來說不及中學殘酷，但也極其嚴重。1966年8月24日，由清華大學紅衛兵要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用卡車從12所中學運送紅衛兵到清華大學，在那兒他們毆打了行政管理人員和教授們。清華大學的學生也動手一起打人。在無線電系的幾個教師幹部被打後，血流在地上。有學生圍繞地上的血跡畫了一個圓圈並在旁邊寫了“狗血”兩個大字。那一天紅衛兵命令拆除一座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牌坊，那座牌坊建於1905年以紀念這所學校的建立。一塊一塊沉重的石頭由“勞改隊”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學生站在他們身後揮舞棍棒皮帶。那天夜裡，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的校級幹部全部被關在科技館中。他們一個一個被拉進一個小房間裡拷打，沒有一個人躲過。
在北京大學，7月27日，掌管學校的聶元梓“建議”對“黑幫”“監督勞動”。數百人被編入“牛鬼蛇神勞改隊”中。這些人被剪掉了頭髮，脖子上掛著寫有“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字樣的牌子，在校園裡“勞改”。一些教授，比如美學教授朱光潛，被剃光了頭髮，在離學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撿西瓜皮，隨時遭到大量前來“學習北大革命經驗”的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被強制“勞改”拔草時，有學生強迫他喝了水溝裡的髒水。這條水溝裡有從學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廠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說成是“裝死”，不准送醫院。當天夜裡吳興華死去，時年44歲。紅衛兵說他“畏罪自殺”，不聽他家人的反對，命令解剖了屍體以圖證實。8月24日，生物系的學生到講師胡壽文家中用銅頭皮帶打他。他的襯衫粘進皮肉裡。事後，他的妻子用溫水泡軟血衣，才把襯衫慢慢脫下來。1966年8月24日，英語教授俞大因（絲字旁）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後自殺，她是中國一部最好的英語教科書的作者之一。程賢策，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在受到了很長時間的折磨之後，其中包括在頭髮上剃出一個十字型溝和被皮帶抽打等等，9月2日喝殺虫劑“敵敵畏”自殺身亡。哲學系心理學教授沈乃章，他從年輕時候起一直蓄留的鬍子被強迫刮去。他被批判鬥爭和抄家。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殺。
在北京農業大學，教授陸進仁和其妻子呂靜貞被“鬥爭”後，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殺。
在小學裡，年齡最大的學生只有13歲。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姓葉的老師被學生強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學的學生剃去了四個女教師的半邊頭髮。在北京三里河第三小學，學生剃了音樂的老師的頭髮，還強迫她和她的教美術的丈夫在許多學生面前互相煽耳光。趙謙光，北京中古友誼小學的教導主任，在被侮辱毆打後從煙囪上跳下自殺身亡。趙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學校長，跳樓自殺。1966年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被毒打，兩天後死去。邵慶玉，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幼兒園的老師們也難逃惡運。北京東城區的幾所幼兒園的一些老師曾在中山公園中的中山音樂堂被批判鬥爭。從中學來的紅衛兵剪去了他們的頭髮。有幼兒園裡的孩子強迫阿姨喝痰盂裡的水。
(12/25/2004 7:52: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