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見網10月29日訊】（外灘記者 老牛／報導）恐怖主義，對於中國人究竟意味著什麼？１０月１４日，在王鵬魂斷巴基斯坦之後，這個問題又一次逼著人們不得不面對。
“９﹒１１”以來，一些國人習慣以看客心態對待國際恐怖主義，視其為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的一種懲罰，反美仇日的“民族主義”聲音在網上論壇中不絕於耳。而且，這些人似乎堅信，中國人仍生活在國際恐怖主義的陰影之外。
而這回，恐怖之刃再次毫不領情地斬斷了一位中國公民的生命之路。
《外灘畫報》（簡稱《外灘》）專訪了劉軍寧（北京學者）、朱學勤（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和徐友漁（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三位知名學者，請他們就“恐怖主義”和“民族主義”話題發表各自看法。
《外灘》：美伊戰爭後，面對中東地區不斷發生的恐怖組織綁架、殺害人質事件，部分中國民眾表現得有點漠然，更多時候恍若置身事外的看客，有人認為，這一現象與當下中國民族主義思潮有關。您認為當下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主要理論淵源是什麼？有怎樣的歷史和現實背景？最主要的表現及社會效果是什麼？
劉軍寧：民族主義強調族國的絕對主權，從而極可能壓制、剝奪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造就對內對外都不受約束的絕對專制的政治主權。在民族主義者看來，人類最重要的生存單位是民族（國家）和種族；一切其他的生存單位，特別是個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有不計代價的本民族成員的個人犧牲，才能換來民族利益的實現，即以割股啖肉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一個典型的民族主義者眼裡，個人的利益和全人類的利益都微不足道。為了維持民族或種族的生存，無論要個人承擔什麼樣的犧牲（如充當人體炸彈），都是理所當然的，它常常要求人民奉獻出最高的忠誠。所以，民族主義的意外後果之一，就是追求民族利益的良好願望，反而造成本民族成員要承擔極大的個人犧牲。恐怖主義往往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一種極端形式。恐怖行徑調動人性中最惡劣的東西（如仇恨、殘忍），拆除一切道德防線，牢記仇恨（可能是階級仇恨、種族仇恨，對知識分子、商人、不同政見者或異教徒的仇恨），不擇手段，甚至犧牲自己，去消滅敵人。恐怖主義泯滅人性中最可貴的東西，如對生命的敬重、對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碼良知。
徐友漁：當前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基本上是情緒性的，沒有什麼理論淵源。它有時是自發的，有時是舊意識形態的延續。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受西方列強的侵略、欺凌和歧視，民眾中不少人對於西方的任何倒霉事要麼幸災樂禍，要麼不表同情。這不僅是一般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且混雜了仇外和反西方的情緒。二戰時，中國與英美等西方國家並肩作戰，取得抗戰勝利，民族情緒趨於正常和自信。但內戰爆發之後，反美反英意識形態變本加厲，成為主流。
一般來說，不同國家之間自然會有利益衝突，文明古國對於新興強國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強勢地位也會感到不安和不快，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超出了這種自然、有限的程度。這與“反霸權”的意識形態相關，源於對國際事務信息獲取的有限性和新聞報導的誤導性。
這種情緒的最大特點是缺乏真誠，骨子裡的崇美和外表的反美混在一起，既想移民、甚至和美國人結婚，又要喊口號、遊行，朝大使館扔石塊。其實，真正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應該是在經濟政治各方面把中國的事情做好，使我們真正與西方大國一樣，在經濟實力和社會制度方面有優勢，感到自信。《外灘》：這次中國人質遇害事件，讓此前多少顯得遙遠的恐怖主義，突然變得讓我們無法迴避。中國民眾看待恐怖主義的態度可能因此產生怎樣的變化？該事件可能對中國的民族主義產生怎樣的影響？在一些網站的網友留言中，有大量對遇害者表示同情、對馬哈蘇德進行譴責的帖子（此前似乎從未有過這麼多類似帖子），但同時仍可看到“都是美國惹的禍，害中國人無辜地為之買單”，“馬蘇德你抓錯人了。要抓就抓美國人和日本人吧，他們才是你的敵人，也是我們的敵人”這樣的帖子。
朱學勤：“9﹒11”以來這三年，部分民眾對恐怖主義的危害十分冷漠，甚至以鄰為壑，幸災樂禍。“9﹒11”事件的第三天，我在浦東參加一個房地產商人發起的文化研討會。會議開始，那個民營資本家即離開議題，大談“9﹒11”襲擊成功，又一次證明“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底下坐的是上海著名高校的著名知識分子，有人沉默，有人附和。那樣的觀點不僅是對“美帝國主義”的曲解，也是對在座知識分子智商的貶低。忍無可忍，我不得不對如此時髦而陳舊的反帝理論公開駁斥。三年過去了，恐怖主義危害到國內同胞的生命，殘酷的現實希望能多少改變一點這種冷漠。我稱之為“粉紅色的冷漠”──底色是紅的，經西方後現代理論的粉飾和稀釋，呈粉紅色。我的估計並不樂觀，“粉紅色”的愛國熱情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歷史時期。
徐友漁：恐怖主義是一切和平人類的共同敵人。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謀求霸權，不爭奪石油，就不會得罪恐怖分子；也不會因為我們一向自稱第三世界國家，支持弱小民族，就會免於恐怖襲擊。
中國式民族主義的特徵是不真誠、不負責任，不講邏輯的一致。所以，瞎起哄的事情還會發生，比如那些網上發言。以後還會發生其他事件，使得目前反思性、冷靜、理性的考慮被抵消。
劉軍寧：有人可能辯解說，恐怖手段是弱勢族類不得已採用的手段。但是，弱勢不應是野蠻的通行證。弱勢無法使野蠻的行動取得道德上的正當性。
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吊詭之處，在於它一方面是弱者的主義，另一方面又常常嚴重地妨礙著弱者擺脫其貧弱的地位，是使弱者難以變強的主義。利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來提升民族和國家利益時要格外留神，以免像近代那樣再嘗民族和國家利益被狹隘、盲目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所踐踏的苦果。?民族主義者與恐怖主義者常有類似之處。他們都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價值不是平等的；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民眾（如美國人、西方人、被劫持的人質）的生命不應受到同等的尊重，我有權對非我族類的人任意殺戮。
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都排斥普世價值，所以你會發現，恐怖主義不僅視美國人的生命如草芥，也視中國的生命如草芥，而不論一些中國人多麼同情他們。恐怖主義的價值體系與文明的價值體系是完全顛倒的。在恐怖主義的價值體系中，生命的價值無足輕重；在文明價值體系中，生命的價值至高無上。不僅如此，恐怖主義正是利用了文明對生命的敬重，來做出那些殘害生命的事情。?希望中國的民族主義認識到，恐怖主義不僅與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為敵，而且只要他們感到必要，也會毫不猶豫地以中國人為敵。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應該認真反思自己觀念中那些與恐怖主義相同的東西。
《外灘》：為什麼在中國改革開放了這麼多年，全球化進程日益深廣之際，矛頭主要指向美國（還有日本，不過那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的民族主義思潮卻似乎擁有越來越大的市場？
朱學勤：這個問題應該分開討論，中國人對日本的民族主義有正當歷史理由。很多中國人，如果問及他的長輩，幾乎家家都有日本侵華造成禍害的慘痛記憶。這種民族情緒長期積蓄在民間，從來沒有得到正常的表述──要麼被壓制，要麼被利用。一種正當的民族記憶，如果只能以這兩種形式存在，當然會變質。變質後的民族情緒，就成了少數人做秀的題材，真的變成了假的，只能遭到外界蔑視。
中美關係則是另一種情況。中美之間並沒有世仇，相反，更多的是美國人對中國的善意，如二次大戰中對中國軍民的支持。但在這些年的輿論誤導下，片面報導引來片面情緒，假的也做成真的一樣。假作真時真亦假，中國的民族情緒怎麼能讓外人尊重？
劉軍寧：在目前中國，民族主義之所以崛起，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普世價值的傳播嚴重受阻，二是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受到嚴重削弱。這樣民族主義成了補救其合法性的最順手的“代用品”。
《外灘》：曾經有人指出，一些人潛意識裡將恐怖組織視為“反美戰友”和“英雄”，大概有“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邏輯在裡面。一些中國人視美為敵，而且是比恐怖主義更可恨的敵人。這種心態是如何產生的？
朱學勤：“粉紅色愛國熱情”有一些源於年青學生的無知，另一些則來自中年知識分子的勢利：只批判可以批判的，不批判不許批判的。他們是拿懦弱當勇敢。根本原因還在於這些年輿論空間不正常。你們做記者的，希望能發出一些理性的聲音，實在不能發，沉默的權利還有。從前是不僅不能說真話，還要逼你說假話，現在畢竟有了不說假話的空間，寧可沉默，也不能編制那些虛假版面。
徐友漁：這種心態的產生原因，一是我們長期把美國視為敵人，尤其是朝鮮戰爭之後。二是反對一個強大而又遙遠的敵人其實是很安全的，但又給人以“有批判精神”、“敢於反對強權”的自我滿足。長期以來，我們教授的世界和中國的近現代歷史，並不是一幅真實的圖畫（當然，近現代中國的遭遇也使我們易於用特殊眼光看待自己和外部世界）。中國不與世界主流政治文明匯合，總會在價值上與主流文明鬧彆扭。
《外灘》：從一些網上論壇的討論來看，許多激烈反美反日者是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人，很多就是正在讀書的大學生，而年齡較大的人觀點似乎平和得多。為什麼以大學生為主體這個年輕人群，在中國當下民族主義潮流中佔據著如此引人注目的比例？是否有著教育或其他文化制度層面上的原因？
朱學勤：從八十年代末開始，大學校園恢復了一些曾被改革開放否定過的政治教育，我一度以為那樣愚蠢的教條不會有生命力，最初三年的“軍訓”也確實以失敗而告終。但我現在承認自己還是錯了，沒有把機會主義的熱情估計在內。這種教育終於調動起年青一代的機會主義熱情，成功主宰了這些年的校園文化。
徐友漁：大學生的情感傾向和判斷主要來自課堂教育與宣傳，而年齡較大的人的觀點形成於長期生活經驗。大學生過的是集體性生活，大家在一起，左傾情緒容易佔上風。一般而言，年輕人趨於激進，年長者趨於溫和。
《外灘》：自中國有了“現代民族國家”觀念開始，民族主義和左翼思想似乎一直有種微妙的關係，最熱情的參與者似乎往往都以年輕人為主。記得克萊孟梭說過：３０歲之前沒有信仰過左翼思潮，心靈有病；３０歲之後繼續信仰左翼思潮，腦子有病。人的年齡與其立場真的有關嗎？
朱學勤：在一個健康社會，你提及的現象確實與年齡有關；在一個不健康的社會，年齡因素還存在，但更多則與年齡無關。這裡只說一點：當年否定“文革”，曾出現一個清理“五四”以來各種左翼思想的歷史性契機，但我們失去了這一契機。“文化革命”是以“文化革命”的方式結束的，結束之後沒有繼續深入對“文革”的思想追溯。這就造成一個奇怪現象：經濟改革向右轉，意識形態向左轉，“文革”的思想根源可以以新的形式合法存在。一些人表面上是新左，其實是老左的心態適機發作，從左的方面批判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八十年代的老左、新左處於蟄伏狀態。八十年代結束，校園氛圍左傾，單一經濟體制改革的弊端一一呈現，社會氛圍也開始向左轉，懷疑市場經濟與改革開放的情緒悄悄瀰漫，那些早年喝下的“紅色狼奶”就擇機發作了。這是對“文革”結束方式的機會主義做法的懲罰。
《外灘》：事實上，很少有哪種全國性思潮不是由知識分子開端，並為之提供“批判的武器”的。近些年來國內思想界部分學者（以“新左”為代表）對以美國為標誌的西方新殖民主義以及“全球化陷阱”的批判，與部分國人“反美反西方”心態或當下民眾層面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怎樣的聯繫？如果有的話。
徐友漁：肯定有聯繫。新左派的話語起了很大作用。新左派援引西方左派對自己社會的批判，這使人感到：“哦，他們自己都這樣說自己不好，那肯定就是不好。”中國人援引西方人的話證明西方不行，中國行，早已有之。樑啟超在《歐遊心影錄》中就引證一個西方人士的話說，西方人惟一可做之事，就是等待中國的思想傳過去超度他們。中國人很少學西方知識分子對自己社會文化的批判。
《外灘》：隨著中國近些年來經濟實力的增長，如李澤厚先生日前所說，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對本土資源有了信心，漸漸感到不必再俯仰於（西）人了。這似乎是指國人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力的重拾，聯繫魯迅當年對民族“自尊”、“自信”與“自大”的分析。您怎樣看待當下中國“文化自尊”（或是“自信”、“自大”）這個話題？這與現在的民族主義思潮有無內在聯繫？
徐友漁：從道理上說，知識分子應該對本土資源有信心，不必俯仰於西方人。但我們現在還做不到這一點。現在大談這一點的人實際上是對西方學術、文化了解不深，對好幾十年中國學術、文化遭到的破壞和摧殘估計不足。
一般而言，談文化的本土資源有激勵自身努力的作用，但現在中國對此大談的人有一種特殊的心理情結，他們在國內是精神導師或知識界領袖，但在西方國家受到冷遇；有些人在攻讀博士時失敗，有些人完成學業後不能在大學任職。他們談本土資源是在心理上安慰自己：我不行，是文化不同使然；我寫的東西很好，只不過不是英語才得不到承認。
他們的遭遇有可同情之處，西方學術界當然也有偏狹之處和偏見，有既得利益。但許多大談本土資源的人不是以正常心態對待這些問題，他們把自己的遭遇和心理問題用學理包裝起來，變成公共話題，是誤導人的。
劉軍寧：民族主義的價值基礎是文化和價值相對主義。高舉民族主義旗幟的弱小民族，往往用本民族價值觀和文化傳統來抵抗大民族的價值觀和文化傳統。所以，民族主義反對多元文化、排斥普世價值，導致文化和道德的不寬容，給政治專制鋪墊了道德文化基礎。
《外灘》：最後一個問題，您覺得“中國威脅論”和“民族偉大復興”口號，對於民族主義在今日中國的發展可能會有何種影響？
劉軍寧：在當代，可取的民族主義是開放的、溫和的、理性的和尊崇個人自決權的。它對其他觀念價值是開放，並通過相互補充來提供行為準則；對內它也接受多元的價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構內發揮作用，因而不致變成盲目的排外主義。
（《外灘畫報》）
(10/29/2004 8:03: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