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林
【明心網】坐過幾次國際航班的朋友一定會有這樣的體會，各國航空公司飛機上的服務員，清一色是年輕漂亮的女郎。穿著各色制服的空姐，是航空公司的招牌，借時下的流行語，那是現代環球旅行中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自然，人不可能永遠不老。空姐老了，那就不能再是空姐了。這是問都用不著問的。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美國的航空公司。美國航空公司的飛機上，不僅有年輕的空姐空哥，還有中年的空嫂空叔，甚至雞皮鶴發的空太空爺。不是美國找不到年輕人，而是法律如此規定。美國法律禁止在就業、雇傭、升遷、工資等方面歧視四十歲以上“人老珠黃”的人。2000年6月12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9比0一致作出裁決的“瑞夫斯對桑德遜公司案”就是一個年齡歧視案。
瑞夫斯是一個57歲的老工人，在桑德遜公司裏管一個只有幾個工人的制造車間。他的主要責任就是管理工人的出勤，作好出勤的紀錄。1995年，公司上層發現這個車間的產量下降，懷疑那是工人經常缺勤，遲到早退沒有人管而造成的。但是根據瑞夫斯的月報表，並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公司決定來一次審查。查下來，公司認為瑞夫斯確實沒有盡到管理工人出勤的責任，表現不稱職，宣布解雇瑞夫斯。
這一切，在自由就業、自由雇傭的美國，似乎無暇可擊。可是為瑞夫斯想想，幹了幾乎一輩子了，57歲的時候給炒了魷魚，你還上哪兒去找同樣的工作？空太比得上空姐嗎？人老珠黃不值錢了，怎麼和小夥子競爭呢？
且慢。早在1967年，美國通過了聯邦反年齡歧視法，就是為了保護由於年老而成為弱勢的人群。六十年代民權運動後期，是人性普遍覺醒的時代。同時期通過的一系列法律，保護少數族裔，保護婦女，保護殘障者，保護社會上的弱勢人群。美國政府為此成立了聯邦公平就業辦公室，專門指導機關商家實施聯邦公平就業法令。
了解了這個背景，就能理解美國的商家或機構雇人的一些有趣現象了。雇人的時候，你是不可以有年齡、性別、膚色、種族、宗教信仰、母國國籍、個人身體素質、家庭狀況等方面的要求的。在申請表格上，這一類的問題都不能有，你一提這個問題就有了歧視的嫌疑。到了面試的時候，來的人是黑的白的，老的少的，預先渾然不知。到了面試的時候，這樣的問題也不可以問。這是在美國做老板的常識。
舉個例子說，倉庫要雇一個守夜的警衛。除了人要健壯，有一定的警衛專業技能等合理的要求以外，當然還要求是一個守法清白的人。那麼，是不是可以問這樣一個問題：你以前被警察逮捕過嗎？
不可以問。因為根據法律，在經過法庭審理被判定有罪以前，任何公民都是無罪的。被捕不等於有罪。從理論上說，被捕完全可能是警察錯了。所以，一個人是否曾經被捕過，是這個人的個人隱私，不是這個人的過錯，不是這個人歷史汙點，馬丁•路德•金不是也曾經被捕過多次嗎？這個問題雇主沒有權力過問，自然也不可因此而歧視。那麼，要雇一個守法正派的警衛，該怎麼問呢？正確的問題是：你曾經被法庭判定犯下刑事重罪了嗎？
可見，在雇人的時候，什麼可以問，什麼不可以，做老板的還真得學一學。
57歲的瑞夫斯向法庭控告桑德遜公司違反了1967年反年齡歧視法。在法庭上，桑德遜公司提出，瑞夫斯被解雇是因為他沒有按照要求紀錄工人的出勤。瑞夫斯則提出，他是作好了工人的出勤紀錄的，公司解雇他是因為他老了，幹不動了，所謂沒有盡職純粹是一個借口，實際上是年齡歧視。公司方面則否認這一說法，說我們公司還有的是50歲以上的人，他們都幹得好好的呢。
在聯邦地區法庭上，陪審團作出了對瑞夫斯有利的判決，但是在上訴到第五巡回法庭時，法庭以瑞夫斯提出的證據不足為由推翻了這一判決。這樣，這個案子來到了聯邦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冗長裁定書劈頭就指出，原告所提起的這個訴訟是一個“表面上證據確鑿之案子”（Prima facie case），或者說是不證自明的案子。
這就要指出這類案子的另外一個特點了。雇主和雇員發生這樣的民事糾紛，雇員自然是處於劣勢一方。相比之下，雇主財大氣粗，用得起高明的律師，有精力財力來收集證據，單個的雇員勢單力薄，怎能經得起經年累月的官司。所以，歷來弱勢一方不敢上法庭，有了糾紛就只能讓老板擺布了。那麼，法律若保護弱者的話，一個重要方面是改變對雙方的證據要求。
六十年代的一系列反歧視方案通過以後，到八十年代，法庭曾經有過保護雇主的傾向，指控老板歧視的原告方雇員必須提出證據來證明這一指控。而進入九十年代以後，法律重新衡量了雙方的力量強弱，開始在證據要求上保護弱勢的雇員，從而明確地提出，在發生歧視爭議的民事爭訟中，“證明的負擔”是在雇主這一方。也就是說，提出歧視指控的原告方雇員，並不需要提供確鑿證據證明老板歧視，而是老板必須提出證據證明他沒有歧視。如果老板不能用證據證明自己沒有歧視雇員，那麼雇員的指控就能成立。這就是瑞夫斯的這個案子是“表面上證據確鑿之案子”的意義。
在這樣的證據要求下，如果被告方雇主提出了為自己辯護的證據，比如瑞夫斯的失職，原告的瑞夫斯只要提出證據證明被告之說法不實就可以了。事實上，在地區法庭的審理中，被告雇主提出過種種理由來說明瑞夫斯失職，而瑞夫斯則證明他並沒有失職，或者失職是情有可原的。只要在這方面打個平手，原告對老板歧視的指控就能嬴了，因為法律一開始就把弱勢的雇員放在嬴面大的一邊，他沒有“證明的負擔”，他不需要證明自己的指控。
最高法院的裁決指出：法庭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解決原被告雙方的所有指控和辯解中的是非，在這種情況下，原告雇員一方的“表面上證據確鑿之案子”再加能夠證明被告雇主一方的辯解不成立，就足以證明雇主犯下了非法歧視。
被炒了魷魚的57歲老工人在聯邦最高法院嬴了這場官司。這場官司給美國所有的公司老板，所有的權勢人物再一次敲響了警鐘：反歧視的法律仍然象一把劍一樣懸在他們頭上。美國的所謂自由市場經濟並不是放任自流不受法律幹預的天地，再也不是老板們的天堂了。法律是要幹預的，而在法律幹預的時候，它越來越多地護著弱者。
這就是美國不會有革命的原因。
（思想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