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
【明心網】５、毛澤東對文革的細節性指導
毛澤東是文革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他對文革不但作整體性控制，也做細節性指導。
毛澤東親自撰寫「５１６通知」這樣的文革綱領、在天安門城樓上八次接見紅衛兵、提拔無限吹捧他的林彪當「接班人」、建立以他妻子江青為「第一副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動「打倒劉鄧陶」、支援所謂「一月奪權」、組織「革命委員會」、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等等，這些無疑都是對文革的總體性的指導。另一方面，他顯然對指導細節也相當有興趣。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毛澤東接見北京五所大學的五個「造反派組織」的領袖。談話的主要內容是毛澤東派「工人宣傳隊」進入大學。就在結束談話之前，毛澤東的話題忽然轉到了劉少奇的身體上，他說：
「聽說劉少奇也救活了。劉少奇、薄一波幾乎死了，得了腎炎、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四種病。四、五個醫生搶救，兩個護士才救過來，脫離危險期了，你們聽說了嗎？」
這段話有文法錯誤，但基本意思是相當清楚的。
毛澤東的長篇談話就結束於此。這段話和前面的談話內容並不相銜接，突然轉到劉少奇身上，顯然是因為毛澤東的心裏在牽掛此事。這一談話發生在劉少奇被連夜建築的高墻隔絕一年之後，距離劉的死亡也還有一年多的時間。看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狀況了解得很清楚，連有幾種什麼病都記得很清楚。
在劉少奇的子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中提到，１９７２年他們給毛澤東寫信，請求見父母。毛澤東批示讓他們到監獄見母親，批示的開頭一句是「父親已死」。
從這個情節可知，毛澤東對劉少奇死後子女探監見母親這樣的細節，也是親自控制的。
另一個例子，是林彪乘飛機出逃時，其女林立衡沒有隨從，而是向上報告了她父母的動向。但她後來也被監禁。據《我所知道的葉群》（官偉勛，中國文學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３，１８０頁）說：
「１９７４年７月３１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對林立衡的監護，允許她和張清林來往，她和死黨有區別。’ 」
張清林是林彪夫婦生前為其女兒選好的「對象」。這段批示也顯示毛澤東親自控制林的女兒與其對象來往這樣的細節。那時候林彪已經死了三年。
這樣的細節令人可以推斷，為禁閉劉少奇而連夜築墻、停發他服用的糖尿病藥、他癱瘓後還把他綁在床上，以及最後在渾身發臭的情況下運送到開封囚禁，也都可能直接來自毛的命令，而不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張的。
還有一個例子。１９６６年７月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北京大學「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遭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皮帶抽打、戴高帽子、坐「噴氣式」（指被反剪雙手彎腰低頭被鬥的姿勢）。８月１７日，毛澤東的指示被傳達：「張承先可以和工作組一塊出來（指離開北大）。張承先有心臟病，有錯誤不要整死。」（見《北京大學紀事》，６５１頁，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張承先文革後發表的文章也提及此事。）張承先地位沒有劉、林那麼高，是一個省部級幹部。
毛澤東就是這樣直接地、細致地控制某一個人是否應該「整死」。
上述幾例，僅僅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被大大刪節過了的歷史事實。毫無疑問，大量更多的陰暗恐怖的細節，則由於明顯有損於毛澤東或者共產黨的形象，而始終被掩蓋著，或以某種手段永遠抹掉了。
對迫害過程中細節的這種關註，體現了毛澤東的個人風格。這種關註的後面是一種對迫害過程的欣賞，他不僅欣賞對從普通人直到他的戰友、輔臣的生殺予奪，也欣賞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絲絲痛苦。
這種施用權力於他人並欣賞對方的痛苦的心理傾向，可能很多人都有，並不奇怪。但是，在常規情形下，殘害、施暴於他人，是被法律、道德制約並制裁的。在中國的專制底下，毛澤東有無上的權力，沒有法律也沒有任何人能制約他，他內心的殘忍惡劣的願望可以肆無忌憚地發泄。文革更是給這種迫害心理提供了宣泄和暴露的極大機會。
毛澤東年輕時代就崇尚不受制約、為所欲為的哲學。１９７０年，他告訴美國記者斯諾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斯諾不懂這句歇後語的意思，理解為毛澤東覺得自己像一個孤獨的雲遊世界的和尚。）後來審判「四人幫」的時候，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法庭上還傲慢地引用毛澤東的這句話。
「無法無天」，就是既不遵循法律，也不受制於道德。傳統中國人相信，每天行為是善是惡，都在「天」的監察之下，對「天」的畏懼使人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束。奉行「無法無天」的哲學，那麼就沒有任何惡行是不敢做的了。毛澤東向往並實施「無法無天」，也許正是傳統在中國崩解的一個明顯例證。他用「無法無天」所作的自白，提供了一個角度來解釋為什麼從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１年，毛澤東不但害死了無數普通的中國人，也把他身旁的兩個第二號人物劉少奇和林彪都「整死」，他卻從來沒有感到驚恐、負疚或罪惡感。這種自覺追求的「無法無天」哲學該是他支柱之一。
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描寫那些以迫害人為職業的「肅反」工作人員時，有一段議論，他說，弗洛伊德把人的基本欲望歸結為飲食和性是不夠的，應該加上一項：權力。他引述了托爾斯泰是怎樣描寫當一個人對自己面前的另一個人有生殺大權時的那種快樂，這也就是那些「肅反」人員所得到的快樂。
關於這一點，索爾仁尼琴只寫了短短的一頁。他並沒有試圖建立新的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學理論。不過，不但蘇聯的故事可以給他的說法提供大量證據，中國文革的故事也可以為其提供大量證據。僅本文提及的幾例毛澤東很瑣碎的批示便顯示，對毛來說，生殺予奪是相當有樂趣的事情。
６、劉少奇和文革暴力
１９６６年８月劉少奇從第二號人物一下子跌到第八的時候，他被指責為派出「工作組」，壓制了學生運動，阻礙了文革。這種說法當時占有絕對強勢。由於沒有清算文革歷史，這種說法在文革以後還有相當影響。
劉少奇子女的《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中還在強調，派工作組到大學中學的決定是劉少奇請示毛澤東以後作的。劉少奇的子女要說明，對劉少奇的指責不符合事實，劉少奇沒有自作主張去作毛澤東不喜歡的事情。他們在為其父辯解時所用的邏輯是，如果派工作組是毛澤東同意了的，就不是劉的錯。他們不把法律和道德當作評判事情的準則。
事實上，如果承認文革是罪惡，那麼對劉少奇以及繼任他的位置的林彪來說，他們的主要罪責應是他們在第二號人物的位置上時，都充當了毛澤東推動文革的第一號助手，也就是第一號幫兇。
事實非常清楚，派工作組就是為了發動對教員和學校領導人的攻擊。若僅僅是為了「壓制學生運動」，依靠原來的學校領導人足矣。１９５７年，大學領導人把大批學生劃成「右派分子」並對他們實行嚴厲處罰和迫害，非常順手，毫不困難。
上文已經說到，劉少奇主持召開了制定「５１６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派工作組到大學和中學，就是為了貫徹「５１６通知」的精神，到教育界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裏「奪權」。
沒有工作組的發動和領導，學生們怎麼敢起來攻擊學校當局？學校都是由共產黨黨委領導的。在共產黨中央的支援下，學生才開始大規模的攻擊學校領導，把他們統統說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
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參與清華大學工作組。他們撤銷了時任高教部長、清華大學領導人的蔣南翔的職務。
劉少奇的一個女兒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１７歲，她最早開始在中學裏攻擊學校領導人，並當上了該校文革委員會的頭頭。
北京的中學在６月初停課，工作組也在那一時期進入學校。劉少奇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０日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的工作組成員的講話中說：
「劉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鬥劉超還是早了，先攻敵人的弱點，再攻敵人的中堅，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敵人，那幾個都是受到劉超指揮的，要爭取幾個人起義。首先要爭取學生，教員也要爭取。」「要鬥劉超，現在不鬥。不是不鬥，積極準備鬥，不是停下來，是積極準備。」
劉超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校長及中共支部書記。他在兩個星期裏被國家主席定性為「敵人」，既不能自我辯護，也無處可離開，更不能反抗。
以堂堂國家主席的地位，把一個中學校長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敵人」，親自指揮、策劃工作組以及他的１７歲的女兒攻擊這位校長。這樣冷酷無情、違背法律程式的迫害，直接來自劉少奇。
這不是劉超一個人的遭遇。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７月，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全中國學校的老師校長都受到攻擊。在筆者所作的調查中發現，不但在北京，連遙遠的雲南邊疆思茅專區，交通落後，學校稀少，也把所有的中學教員都翻山越嶺召集起來，集中居住，不準回家，命令他們「交代問題」。
北京大學是全國最早派進工作組的。工作組６月初進校後，立即「揪」出了一大批人「批判」「鬥爭」，很快發生了教員自殺的事情。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在北京大學發生了未經工作組允許的毆打「黑幫「的暴力事件，後被稱為「６１８事件」。那一天，在全校範圍內，一些學生和工人「鬥爭」了幾十個已經被工作組「揪出來」的「黑幫分子」：把他們拉到高臺上下跪，撕破他們的衣服，給他們戴高帽子，把廁所的汙物簍子扣在他們頭上，對他們拳打腳踢，等等。
筆者訪問過「６１８事件」的受害者胡壽文老師，他那時是北京大學生物系講師。他說，幾個學生沖到他前面，把一根繩子往他脖子上一套，拖了他就走。胡壽文那時３５歲，腿腳還很靈便，但他跟不上學生的移動速度，跌倒在地，那幾個學生並不因此止步，繼續拖他，繩子勒住他的脖子，胡壽文不能喘氣，幾乎昏死過去，他滾爬中用雙手使勁拉住繩子，才稍微松弛一點繩子的緊勒，沒被勒死。
雖然那天被暴力「鬥爭」的人，也都是工作組的攻擊對象，但是北大工作組不允許不經過他們批準的「批鬥「行動。工作組為此寫了第九號簡報，報告他們如何制止這種現象。劉少奇向全國批轉了這個簡報，並且寫下批語說：
「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這個批語表明，劉少奇不反對「鬥」，但反對「亂鬥」。
一個多月以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來到北京大學，在全校萬人大會上宣布「６１８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組錯了。緊接著，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編號是中發〔６６〕３９２號）撤銷載有劉少奇上述批語的文件。
這是文革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大規模的暴力迫害立即從北京大學興起並迅速發展到全國。「６１８事件」被使用過的暴力手段被廣泛運用並且大大強化。前一階段被工作組「揪」出來的人首先遭到殘酷虐待和拷打。８月５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８月下旬，暴力迫害發展到北京每天有三位數的教育工作者和普通市民被紅衛兵打死。屍體堆積在火葬場來不及焚燒。這是文革中最血腥的階段之一，這是中國和世界文明史上少見的殘酷事件。
劉少奇也在此時失去了他的第二號人物的地位。事情的發展過程很清楚：發動暴力迫害和罷黜劉少奇，是同時發生的。
劉少奇並沒有反對毛澤東的文革計劃。他積極推行「５１６通知」，甚至親自組織北師大一附中「鬥」校長劉超，他只是反對北大「６１８事件」，反對「亂鬥」。當他因工作組之事被毛澤東指責之後，他很快作了自我檢討，他沒有表示異議──至少我們至今看不到這樣的史料。
劉少奇平反後發表的文章裏，描寫了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被「鬥爭」後押回辦公室時，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表示抗議。
這一抗議似乎義正詞嚴，場面也夠戲劇性，但讀者們卻會質疑：這時候劉少奇想到憲法了，他早幹什麼去了？在此之前，多少違反憲法的事情都發生了，他是國家主席，他說了什麼？難道劉少奇真的以為，那部憲法並不需要實行，而是要等到他這個國家主席失去自由了，才需要實行？
老百姓並不糊塗。不過，這種質疑不會被發表在報紙的「讀者來信」裏。
７、「揪劉」的「造反派」的下場
１９６７年７月８月，在中南海的紅墻外面，發生了當時稱作「揪劉行動」。以大學生的「革命造反組織」為首，據說有二十萬「革命群眾」，駐紮在中南海墻外，要求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
發起這一行動的是北京建築工業學院的「造反派」，他們甚至舉行了「絕食」行動以制造轟動效果（假的）。
當時的場景是頗為壯觀的。中南海西側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鑼鼓喧天，口號聲歌聲不斷。貼在紅墻上的大標語一張紙只寫一個字。剛成立不久的新權力機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給學生提供大量紙張印刷報紙和傳單。全市各個單位的「造反派」都前來支援。大卡車從郊區的大學校園運來食品、宣傳品和廣播器材。學生組織的報紙上還留下關於這一行動的一篇紀實文章，題目叫做「三十一天慨而慷」。（這是從毛澤東的詩句「天翻地覆慨而慷」演化來的。）
三十一天慷慨激烈的「揪劉」行動，學生們成為一時的風雲人物。和他們在紅墻外的行動配合，紅墻內對劉少奇的「鬥爭」殘酷程度在升級。但是學生只得到了劉少奇的書面檢討，始終連劉少奇的面也沒有見到，也未有機會進入中南海。
可笑而又可怕的是，１９７０年，在新一輪「清查５１６運動」中，１９６７年的「揪劉」變成了「圍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
「清查５１６運動」的邏輯是：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已經被「打倒」，戚本禹曾經出面直接支援「揪劉」，學生領袖在「揪劉」中和他接觸，所以就是參與了「反革命活動」。在當時關於這一事件的正式「報告」中，一方面繼續把劉少奇稱作「劉賊」，另一方面，對組織「揪劉」的學生，作結論為「以‘揪劉’為幌子，用‘絕食’手段，造輿論，拉隊伍，搞暴亂事件，以反總理為目標，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進行反革命奪權。」（北京建工學院調查組，１９７１年２月２５日，油印打字稿）
一批「揪劉」的積極分子被「隔離審查」和「鬥爭」，被強迫「交待問題」和「認罪」。在這個過程中，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機電系二年級的女學生董臨平上吊自殺。她２０剛出頭。她是該校「造反派組織」「紅衛兵八一戰鬥團」的頭頭之一。
文革的沈重鐵輪可以碾死第二號人物劉少奇以及曾經攻擊劉少奇有功的２０歲的年輕大學生。
董臨平的死亡，其實和劉少奇的死亡有內在聯系。一個有權力的人，在整個社會奉行非正義的時候，也可能會成為犧牲品，而如果他未曾試圖制止非正義，則他只是他自己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