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生:誰來擔罪?(下)

◎西域的憂傷

【明心網】三、俄羅斯比我們多什麼

“一個真正自由、民主和人性的社會是允許人軟弱的,因為它理解人承受壓力的能力有限,也就會致力於解除加在每個人身上的壓力,使每個人盡可能自由輕松地活著。”(謝有順《《話語的德性.尤鳳偉:1957年的生與死》P63)而在一個強權社會裏,軟弱是一件可怕而令人絕望的事情。它只可能被強權肆意踐踏和蹂躪,而不能給使用者一點點哪怕是最不可依賴的保障。所有那些在強大的壓力和死亡的威脅面前曾經選擇了軟弱和卑瑣的人,並不一定要受到什麼譴責,也不一定將懺悔掛在口上,更不必要哪個人或哪些人為一個時代負責或因為自己曾經有過的軟弱在人前擡不起頭來,在那樣的環境下,要求人人都必須具備以生命抗爭強權的勇氣和舉動,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在這裏還是不能不提到一些沒有放棄自己的信念的人來。他們也不是在那種情況下非得高高昂起自己的頭,但是他們不願意匍匐自己的靈魂在地任人踐踏。《一天》中有一個著墨不多但形象非常鮮明的人物,我們甚至都無從知道他的名字,只有從一個只能讓人聯想起恥辱的印記“尤.81”——他的犯人代號把他從人群裏分辨出來。這是一個個子高高的老頭,在監獄裏生活的年頭已經無法統計(共和國的哪一種赦免令都不適合他,蹲滿一個10年,又接著給他另一個10年——他只能是一個政治犯,盡管書裏並沒有直接這樣稱呼他),但是他的直挺挺的腰桿在犯人裏面很突出:因為勞改犯人都是駝背。作家在文中寫到:“從他那又黑又大、滿是裂口的雙手可以看出,多年來的監獄生活並沒有使他變得遲鈍。他的內心告訴他永不妥協。”這句話,正是索氏本人的真實寫照。

索爾仁尼琴因在與友人的通信中有不滿最高當局的言論而被捕入獄,被判8年監禁,刑滿釋放後又被流放。無論是在獄中還是在流放地,索氏本人始終沒有匍匐下他那不屈的靈魂。他的許多作品都是在最艱難的境遇下創作的,有的甚至是在監獄裏:沒有紙,沒有筆(有也不準用來寫作),沒有寫作的空間——物理上的和心靈上的,都沒有。有的只是牢獄、孤苦、監控,被拋擲在正常的家庭和社會生活之外,為了能夠寫作而東躲西藏,時時為自己的手稿擔驚受怕,有時甚至不得不毀掉它們:“把劇本燒掉我心痛得流下了眼淚……”(《牛犢頂橡樹》P9)。然而,他還是選擇了這種除了危險以外沒有其他任何可以預料的回報和保障的職業:地下寫作。他的回答也是:“寫作的目的只是在於不忘懷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為後代知曉。”(《牛犢頂橡樹》P5)。僅僅為了這一點,他象一條深潛水下的深水魚,在勞改營、流放地和地下深處整整躲了15年,寫出了一部又一部作品。而這些作品的命運幾乎就等同於作家的命運:小說《一天》發表後不久就遭到公開批判,旨在暴露斯大林時代陰暗面的長篇小說《癌病房》、描寫政治特別收容所的《第一圈》和以揭露十月革命以來“非人的殘暴統治”為主旨的《古拉格群島》等作品在國外才得以出版,在國內根本沒有面世的可能,索氏本人則被蘇聯驅逐出境,去國20年。

他的筆下的所有主人公也是那種腰桿筆直的人物:舒霍夫,雖然似乎為了填飽自己的肚子也做出過不那麼光彩的舉動,但是,他沒有告密過,沒有低三下四地圍著派工員轉以減輕自己的勞動強度,也沒有象那些已經失掉了所有的做人的尊嚴的人那樣去舔別人的飯盆,更沒有承認自己有罪,而在幹活的空隙裏在思考造成他蒙難的根源。科斯托格洛托夫(索爾仁尼琴的另一作品,長篇小說《癌病房》的男主角),即使已經身患絕癥,也沒有放棄對使整個民族罹難的深因的探究以及在最惡劣的環境裏對真理的堅守和對美的守護:這個人生經歷極為坎坷的前勞改犯人,幾乎可以說就是作家本人的真實寫照。他們同樣淪為了極權的囚徒,但是,他們沒有輕易認罪。有罪的是當局:他們常常以一種輕描淡寫的口氣跟同伴們聊起自己被關進來的經過,這些平淡的文字給我們的信息卻是有力地痛斥極權的專斷和野蠻。他們和索氏本人一樣,從未也決不屈服:“只要還活著,或者直到牛犢頂到橡樹上折斷了脖頸時為止,或者是橡樹被頂得吱吱響,倒在了地上為止。”(《牛犢頂橡樹》P228)”這句話,也是索氏的內心永不妥協的一個響亮的宣言。

而《1957》裏面,能做到這樣的人,幾乎沒有:軟弱成了他們的一種權利。或者忍辱偷生(如周文祥一再說自己的女友不思變通,認死理),或者順應時勢(如蘇英每次來看望周文祥都帶來禮品分送管教),或者裝瘋賣傻(如吳啟都假裝精神失常而免造迫害),或者諂媚管教(如陳濤向管教送蛇以求盡快改造好自己,以便早日脫離苦海)……所有這些費盡心機的舉動,為的只不過留得自己的一條命在。固然趨利避害是一種本能,但是他們這種做法已經有一個先決條件:他們是在自覺意識到自己有罪的情況下才這樣做的。僅此一點,就和索氏筆下的人物有了相當的距離。

俄羅斯比我們多什麼?這個問題,是作家尤鳳偉,同樣也是我們在思考的一個問題。尤鳳偉在剖析這些知識分子在苦難面前的軟弱行為時並沒有一味采取責難的態度。很顯然,在他的平淡的敘述中,他對他們的不幸境遇還是抱有深深的同情的。然而,這種同情不能遮沒作家的內心的思考:誰來為我們那個苦難的時代和時代的苦難承擔罪責?

完全有權利說是權力意志肆意踐踏和戕害了人的尊嚴,因為正是整個國家機器的聯合運作和集體意志的強制管理才造成了民族和時代的悲劇。但是,也不能不考慮這樣一點:如果作為客體的每個人不都是那麼軟弱,不都是那麼主動地配合權利意志的話,極權能那麼容易就封死了整個民族和時代嗎?人的過分軟弱難道不應為這一悲劇承擔一定的責任嗎?軟弱給了政治以可乘之機,集體的喑啞無言換來了靈魂匍匐在地的必然結局:這種結局是我們應得的。我們太缺少俄羅斯傳統上就具有的那種永不妥協的精神。

當然,這種永不妥協的精神在《1957》中也不是完全沒有的。馮俐,周文祥的女友,就始終沒有低下她那顆高貴的頭顱。一直到被害都沒有承認自己有罪,這個底線,是多少應該堅持的人都沒有做到的,她卻用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做到了。她本來是一位對政治並不是很關心的人,但是因為男友周文祥的原因也身陷囹圄。在獄中,她沒有像明智的人在災難臨身時通常表現的那樣委曲求全,什麼“既在屋檐下,焉能不低頭”,什麼“瓦罐井上破,小腿怎能扭過大腿”的古訓,對她全無用處:無論是在獄中,還是在勞改農場,甚至在面臨被處決的威脅時,都不顧性命地向當局抗議、爭辯。像這樣一個弱女子,以自己的生命來為那個時代塗抹上一點亮色,當然是值得我們贊嘆的。可惜,這樣的亮色比起那個時代的集體喑啞無言、忍辱偷生,未免太微弱了。而把一個時代的歷史重負都擱置在一個弱女子的肩上,不也太令那些本應該挺直腰桿的人汗顏了嗎?


四、歷史是一面空鏡子

索爾仁尼琴在創作《古拉格群島》時,許多人勸告他不要做下去,因為“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就讓它過去吧。”並舉出俄羅斯的一句著名的諺語說:“如果常常牢記過去,回失去一只眼睛的。”可是索氏加上了一句:“這句諺語的下一半是:忘記過去,你會失去兩只眼睛。”(張曉強《索爾仁尼琴——回歸故裏的流亡者》P262)忘記是對歷史的批判,因為歷史的苦難只有被人記住的時候,才有可能不被還原成當權者所希望的那種空白的狀態。記住我們的苦難,應當是每一個有良知和責任感的人所不能回避的。然而,1957年的反右運動到現在也不過三十多年的時間,漠視和遺忘便已成了它最大的敵人。

責任對於許多知識分子來說,如今已經是非常陌生的字眼,而一個民族的一段苦難的歷史又多半和政治與權力聯結在一起。記住並再現這種苦難無疑要承擔一種特殊的責任,尤其是在與這段歷史有涉的執政者希望和鼓勵這種忘記的時候,這種承擔,更需要良知和勇氣。誰來擔負這個反抗集體遺忘、警惕失憶的這個責任?誰願意面對歷史的黑暗角落,進行心靈的逼問和審視以免歷史被輕易地篡改,歸於虛無?無疑,那些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不能將加在自己身上的歷史重負像普通人那樣輕松推開——無論是被歷史和時代強加於身還是出於自己的良知感受到某種使命感而自覺背負在肩。這一點,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做到了,中國作家尤鳳偉也做到了。

知識分子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班達曾經給知識分子作過這樣一個著名的定義:“知識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他們構成人類的良心。”根據這一定義,真正的知識分子在任何時候受到真理和正義的感召時,都應敢於斥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權威。有時甘冒被燒死、放逐或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險。(班達《知識分子之背叛》P43)這樣的說法雖然不免有極端之嫌,但是,我以為,這才是知識分子應有的本色,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依然應該呼喚的一種特質。

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寫作者,選擇這樣的題材進行創作,已經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而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筆力所及又這樣銳利深遠,《一天》和《1957》在這個意義上,已經是那種集體失憶癥的最大的敵人。而在困境裏堅持作出這種選擇的兩位作家,索爾仁尼琴和尤鳳偉,他們的頭顱上,應該是配得上戴起“人類的良心”這一桂冠的。

歷史是一面空空的鏡子,需要由人的記憶串聯起一個個復雜的段落,並將這段落如實地回映在上面。而怎樣在那面空空的鏡子裏再現那些已經離開我們已經有一段距離的歷史的真相,仍將是我們所不得不繼續面對的一個問題:這需要真誠、良知和勇氣。索爾仁尼琴和尤鳳偉,已經走在了前面。


參考書目:

1.索爾仁尼琴《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2000年1月第一版
2.索爾仁尼琴《牛犢頂橡樹》2000年1月第一版
3.索爾仁尼琴《癌病房》2000年1月第一版
4.尤鳳偉《中國1957》2001年1月第一版
5.張賢亮《綠化樹》,《新時期爭鳴作品叢書》1994年12月第二版
6.班達《知識分子之背叛》2002年4月第一版
7.謝有順《話語的德性》2002年5月第一版
8.張曉強《索爾仁尼琴———回歸故裏的流亡者》1996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