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ya (以色列)我叫Tanya，今年54歲，修煉三年了。在我六歲時有一次坐在家附近的小山上，想我長大以後將會怎樣。我閉上眼睛問：“我長大要做什麼？”然後，我就看見一位年輕的中國人。我就想：“他是誰？為什麼是個中國人？”
我活到了51歲時，才明白這個人是誰。我當時半死地躺在一家醫院的病床上，身上的幾個器官已經被切除，我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我當時處於覺得生命沒有意義和沒有答案的狀態。後來一位護士給了我大法的書《轉法輪》。那一刻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我馬上就被這本書迷住了。
5月13日“世界法輪大法日”，我第一次煉功，當時是手術後13天，而且我決定停止化療。親友們不停地給我打電話說：“你是不是不要命了？”我只是不停地用書中的話代替我舊的思想，來加強自己的主意識。每天早晨我和一位朋友到公園一起煉功。後來其他人開始參加煉功，我們就建立了一個煉功點。
我痊癒了。
＊我決定到北京去
我決定到北京去講真相，向人們展示這個功法無比的價值和迫害的嚴酷，並告訴人們我痊癒的奇蹟。
因為有沙塵暴，北京天空很暗。天安門廣場滿是人。我舉起雙手開始唱“法輪大法好”。可是警察們自己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在唱歌。我做了最壞的準備。我想，如果我被捕的話，我就告訴他們我曾經在是癌症晚期的重病號，我還要告訴他們，我的一位同事，和我得同一種癌的初期時，我給他看書，可是他沒有相信，就去世了；而我卻好好地活著。我要感謝大法和師父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唱完了歌就走了。沒有人阻止我，我也沒有被捕。我周圍有一種恐懼的氣氛，我一生都沒有見過人的目光裡有這麼多的恐懼，這讓我明白了在中國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是多麼的殘酷。
在一個由北京起飛的航班上，有人要求和我換位子。換了以後，我發現自己身邊坐著一位年輕的中國人，他當時馬上向我笑笑。他會的英語不多，我會的也不多。盡管如此我們還是開始交談。他問我是否去過天安門。我把整個過程都告訴了他，然後我問他知道不知道我為什麼沒有被捕。他笑著說：“你的師父幫了你。”我告訴他法輪功在以色列是如何的流行。他聽了很高興。我仍然記得他的笑容。
＊我的兩個兒子
我向周圍的人發了很多的傳單。當我講真相的時候，我生起這樣一個想法：“我自己的孩子怎麼辦？”
我的兩個兒子住在國外，可是我一有這個想法時他們兩個就一起來看我們。大兒子由於工作出差來了幾天。小兒子來的時間長一些。我當時很清楚他們是為了大法來的，可是我沒有強迫他們。我的小兒子跟我一起讀《轉法輪》並一起交流。我請他製作了一個關於揭露迫害的圖片。當他在上面寫上“無辜”這一詞時，我看到他眼裡的痛苦，我看得出他是發自自己內心來做這件事，而不是為我。
大兒子和我們住在一起那幾天心情很不好，總是在抱怨。在他要離開的那天，我正在房間裡學法，他進來跟我說：“我受不了胸口的疼痛。”我告訴他：“你知道這不是偶然的。”他說：“我知道。”我說：“孩子，你知道你現在身上發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你不是無緣無故回家來的。”他說：“我知道。”我說：“你一向想要過有錢有地位人的生活。現在按真、善、忍開始新生活還不晚啊。那時你的健康才不會有問題。大自然就是這樣的，只是人們不知道，也可能他們不想知道，卻在個人的幻想中感覺還很舒服。”
我們一起讀書，讀了很長時間，他什麼都明白了。然後我問他：“還疼嗎？”他說：“一點也不疼了，疼痛停止了。”
當我看見他由於讀書而變得紅潤的面孔又變成灰濛濛的，眼圈發暗時，我問他：“你又想什麼不好的事了吧？你還在擔心你的健康嗎？”他很驚訝：“您是不是有他心通啊？您總是看穿我所想的。”
後來我們聯繫上一位荷蘭的學員。我的兒子請求他幫助他了解大法，然後他把提箱裝滿了師父的講法錄音和很多經文。
＊向在特拉維夫市的中國工人講真相
特拉維夫市有成千的中國工人在他們的休息日聚集。學員們每周六到那裡向他們講真相，已經一年多了。那裡周六沒有公共交通工具，所以我一直沒法去。終於有一次我早晨很早來到那裡。有許多中國人在吃飯、休息、在街頭理髮。當他們看到我們幾個新面孔時走過來說：“法輪大法好。”然後從我們手裡要大法資料。當他們看到資料是舊的時就用希伯來語對我們說：“新的，新的”，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每周看到新的《天地蒼生》周刊。
我看他們已經走近大法。當其他學員帶著新資料來到的時候，我們看見這些中國人迫切地讀著。我們開始演示功法。中國人從附近的街道來圍著我們看。看著這些人們，我心裡真的很高興。
(4/5/2003 12:45: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