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慧燕
【明心網】
肉體與名字無聲消失
文革中發生無數學生毒打或打死老師事件，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以「歷史的義工」自居的文革史研究學者王友琴首位采訪的受難者對象。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鬥爭了學校五個負責人：副校長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和副教導主任汪冰瑩。當時這所中學沒有正校長。
紅衛兵把五人都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分子」的牌子，把被鬥者拖到操場邊的水泥高臺上，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高喊「打倒黑幫」等口號，並大聲「揭發」和「控訴」。
棍棒毆打、開水淋燙被鬥者
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臺下。人群中，有人大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還有人去開水房取來開水，要燙被鬥者。
接著，五個被鬥者被從高臺上拖下來「遊街」。紅衛兵強迫他們一邊敲打手裏的鐵制簸箕，一邊重復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從學校的大操場走到小操場。紅衛兵要他們在小操場上「勞改」。那裏有一堆砂土，是兩個月前修操場時運來的。紅衛兵命令「黑幫」用扁擔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裏的沙土，用鐵鍬拍了又拍，裝得堆尖。她挑不起沈重的土筐，就被劈頭打倒在地。
五個被鬥者被亂棒橫掃，這些棒子，有壘球棒，有跳欄上的橫檔，還有從木工房拿來的舊桌子椅子腳，桌椅腳上有釘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個小洞，血隨即從小洞裏湧流出來。
「勞改」了一陣以後，「黑幫」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在一樓的廁所裏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樓走廊的白色的墻上，留下了「黑幫」的斑斑血跡。
「黑幫頭子」挨打最重
卞仲耘在三個副校長中排名第一，因為她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5點來鐘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在那裏踢她的身體，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臟東西，大聲咒罵她「裝死」。
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搬上一輛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紅衛兵還在繼續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這輛手推車旁，另一副校長胡志濤看到躺在手推車的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上面布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但是嘴巴還呼哧呼哧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側小門旁邊。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紙蓋了起來，上面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7點多鐘，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卞仲耘終於被送進郵電部醫院。但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人已經死亡多時。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副校長胡志濤被帶釘子的木棒毆打，又被押到廁所摳洗茅坑蓋，手指甲蓋都磨去半邊露出鮮紅的肉，渾身是血水和糞水。她被打得暈倒在地，又被揪起來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後來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鋼背心。教導主任梅樹民，五十年代初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他的背部遭到帶釘子的木棍毒打，穿的布襯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絲深深嵌進肉裏。他遭受的肉體折磨和精神驚悸，導致了嚴重的心臟病。四個人眼睜睜看著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體和心靈兩方面所受的折磨，極其深重。
最後的照片無言控訴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聞訊趕到郵電醫院，看到妻子渾身傷痕。他當即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照相機，在醫院的太平間裏攝下卞仲耘最後的照片。這些照片保存至今，盡管是黑白照片，但屍體上的大片血斑傷痕仍清晰可見。
第二天，王晶堯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她身穿軍裝，腰系皮帶，臂纏袖章，這是當時紅衛兵的典型裝束」。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她的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仲耘死於心臟病，而不是被打死的。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所以當時還有所顧忌。半個月之後，紅衛兵暴力進一步發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還成了炫耀吹牛的內容。
王晶堯堅決反對解剖屍體。他不願讓妻子慘死後，還要遭受無理的切割。結果，屍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盡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顯。卞仲耘被打死時，50歲，在這所中學已經工作了17年。她是四個孩子的母親。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建立於1917年，是北京歷史最長的中學之一。師大女附中位於北京西城區，離天安門廣場與毛澤東和其它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裏遠。文革前，該校是北京的「重點中學」之一，很多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學上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是文革前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學生。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學的學生中，高幹子女占了一半。這一特點，不幸與卞仲耘被打死有相當聯系。
在這之前，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參加。幾個學生把卞仲耘押到臺上，90度大彎腰，以示「低頭認罪」；上臺「揭發批判」者，都作氣憤填膺狀，聲音高八度，講話時揮拳頭跺腳。有學生跑上臺，用學校自制的槍頭包有鐵皮的假步槍，這個一槍，那個一槍，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幾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澆她的頭，然後揪著她的頭發，把她拖起來。
會後，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她在信中寫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上身彎到和下肢成90度），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汙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唾沫。」
陳彥榮和無名氏之死
王友琴在接受訪問時，在她采訪的四百多名「普通人」的死亡故事中，還特別講述了普通工人陳彥榮的悲慘遭遇。
1966年，陳彥榮是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家住北京海澱區藍旗營109號，恰恰位於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附近。
1968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慶祝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幾十萬人，多報數字是為了壯大聲勢)。接見大會後，紅衛兵對平民的暴力迫害和殺害的規模急速升級，被打和打死的對象，從教育工作者擴大到北京普通市民。
同年8月27日，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紅衛兵抄了陳彥榮的家，要陳家拿出金條、手槍、「變天帳」和「地契」等，陳家拿不出來。紅衛兵仔細搜查也沒有找到，就把陳彥榮和妻子劉萬才一起帶走。他的12歲的兒子陳樹剛也被打了。接著，「紅旗戰鬥小組」的人叫來一輛卡車，把陳彥榮和其妻子拉到清華園中學，將他倆綁在暖氣管上，用皮帶和鐵條抽打。打了一段時間，又被拖上一輛卡車拉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校內。
在那裏，他們又被綁起來，繼續被拳打腳踢，還被用木棒和銅頭的軍用皮帶抽打。紅衛兵一邊打，一邊問：「你是不是地主？是不是富農？」「你有沒有罪？你該不該死？」
陳彥榮夫婦一直被打到後半夜1點左右，陳彥榮死了，快咽氣時，他跟妻子說：「我要喝水。」妻子向看守的紅衛兵要水，不肯給，37歲的陳彥榮死在妻子面前。那晚跟他們在一起被毒打的，還有一個比他們年紀大的女人。他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被打死了。
「打死個人只是28塊錢的事」
隔天紅衛兵把陳彥榮的屍體與同時被打死的女人，一起送火葬場燒掉，未留骨灰，但要陳家付28元（人民幣）火葬費。
陳彥榮被打成重傷的妻子第二天被放回家，身上留下了永遠的傷疤。「紅旗戰鬥小組」的人對她說：「你回家拿28塊錢來。」當時的火葬費是28元。所以在北京的中學裏曾流傳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嗎？」指的就是火葬費。「打人的人這樣說，覺得很得意，以為表現了他們打人的無限權力和對被打死的人的輕蔑」。
陳彥榮家裏拿不出28塊錢，被紅衛兵打死的人，跟人借錢也不容易。大兒子陳書祥東借西借，好不容易湊全了這筆錢。他拿著錢去北大附中。到了學校門口，那裏的恐怖氣氛使他猶豫再三，不敢進去。當時打人還在校園繼續進行。北大附中的紅衛兵不但打學校裏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也打他們的兒女，紅衛兵把這些人叫做「狗崽子」。
陳書祥害怕進去後也會被打。徘徊了一陣，他在校門口聽到有人說，今早有兩具屍體被拉去燒了。他想其中之一必是他的父親。他改變了主意，無聲地離開了。後來紅衛兵來他家拿走了那28元錢。
屍體被摩托車輾來輾去
據北大附中校內的目擊者、一位老師說，曾經看到有死屍丟在校內空地上，紅衛兵騎著摩托車從死屍上輾來輾去。不知道那是否是陳彥榮的屍體？陳彥榮被火化了，他的骨灰被丟掉了。留下來的是一張未被使用的由清華附中紅衛兵寫給北大附中紅衛兵的證明信。因為陳書祥那天沒有進北大附中，所以沒有交掉這張證明，得以保存。
王友琴強調，北京在1966年夏被紅衛兵打死的幾千個老百姓，都像陳彥榮這樣，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不用提供罪名和罪證，也不用劊子手行刑，就由一夥紅衛兵隨意打死。「北京歷史上不曾有過這樣的事情。這種做法的野蠻和殘忍，前所未有。到了九十年代，還有一些當年的紅衛兵，在不能掩蓋他們打死平民百姓的事實時，就轉而辯說，他們當時打死的是『壞人』，拒絕認錯。事實上，在被打死的數千人中，沒有一個人被判過死刑，甚至沒有被判過任何罪。」
陳彥榮之死，不是孤立事件。1966年8月27日，即陳彥榮被打死的那一天，據一份內部統計，北京有228人被打死。這還不是打死人最多的一天。1966年8月下旬，北京每天有數百人被活活打死，再加上大量被打被侮辱後自殺的人，比如，作家老舍就是在8月23日被鬥爭和毒打後，於8月24日自殺身亡。「北京城猛然增加了大量的死亡人數，以致北京火葬場的焚屍爐供不應求，燒不過來，出現了火葬也要排長隊等候的情景。」
據指出，「平常火葬場焚燒的屍體，都是身體幹凈服裝整齊的。讓死者幹凈整齊地離開人世間，文明社會的人們已經這樣作了數千年了。但是這些人被從打死的現場直接送到了火葬場，加上他們是被打死的，屍體上有大量的血，時值盛夏，死人太多，燒不過來，屍體上加了冰塊，所以屍體堆上冰水和血混合流淌，氣味極其可怕。目擊者說，慘不忍睹，恐怖至極」。
在被打死與驅逐間選擇
還有一個與陳彥榮同時被打死的女人。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她被送去火葬場燒掉了。「從那時起，她的肉體與名字，都永遠地消失了。比陳彥榮更甚，她是一個無聲無息而且無名的受難者」。
就在陳彥榮被打死後，「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發出「通令」，北京市九個城區近郊區有十萬居民被驅逐出北京。這些人占了當時總人口的2％。這些人被註銷戶口掃地出門，被強迫去農村地區，只被允許帶走每人一個鍋一個碗和極少量的衣物。他們中有的人在火車站，又被守在那裏的紅衛兵毒打甚至被打死。有的人在火車上被打死，也有的人被送到農村後，再遭鬥爭而自殺。
總之，這十萬人後來的遭遇十分悲慘。但在當時，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驅逐之間選擇，他們只好毫無反抗地離開了。
也就在陳彥榮被打死的時期，北京砸毀焚燒了無數文物和書籍。當人命都不能保障的時候，沒有人會站出來保護文物。盡管這些文物和書籍對收藏者來說非常珍貴，但人們不可能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護它們。
王友琴說，考古學家可以從骸骨掙紮的姿勢，來判斷在被挖掘出來的兩千多年前秦國的諸國王的墳墓中，有人是被活埋的。但是，未來的考古學家，卻不可能這樣來發現一個37歲的壯年男子陳彥榮的死因。因為在1966年那個夏天，被紅衛兵打死的陳彥榮和其它有相同遭遇的人，都已經被焚燒成灰。而且，連骨灰都已被"伷！賦慫塹募胰耍揮腥酥浪鞘竊蹣鬯賴模綣頤遣荒苡夢淖擲醇右約鍬嫉幕啊埂?p>文革網站文庫資料
1.「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Chinese Holocaust Memorial)，網址www.chinese－memorial.org，由芝加哥大學學者王友琴等人2000年10月建立。
該網站首頁設有四個欄目：「前言」、「受難者名錄」、「紀念文字」和「研究與評論」，醒目大字書寫其宗旨「為死難的親友留下永久紀念，為您見證的死難者留下記載」。其中已有700多名死者收錄在「受難者名錄」內，鍵擊一個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到關於此人的故事，有的還有照片和有關材料的復印件；另外還約有70個「無名氏」欄，內容為只知道死亡時間、地點或某人的親屬，卻不知道死者具體姓名的。
《紀念文字》目錄內，則收集有王友琴采訪文革受難者親友和其它人寫自己熟悉的死者的故事，如經濟學家張五常寫乒乓球國手容國團之死；遇羅文寫哥哥遇羅克的故事和二姨王桂蘭之死；彭令範寫《我的姐姐林昭》等。《研究與評論》一欄，則收錄有王友琴執筆的《學生打老師》等文。
2.網上「文革」博物館(Virtual Museum of Cultural Revolution)，網址www.cnd.org，1996年由一群旅美大陸學者在留學生電子刊物《華夏文摘》創辦，主編為現在華府從事空間科學數據系統開發工作的學者華新民，目前已收錄200至300多萬字資料。網頁造訪次數20多萬次，每天超過六千人次。
進入網址www.cnd.org後，點擊左下角的「文革博物館」，才能正式進入「展廳」，展廳有中英文選擇。此網上「文革博物館」分成九個「展廳」：包括最新展出、文獻資料、學術研究、史海鉤沈、往事回憶、上山下鄉、國際風雲、文藝作品及人物追蹤。該「博物館」目前開始收藏圖像和音響方面的資料，包括文革期間的照片、宣傳畫、歌曲和樣板戲等。
3.《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近日面世，由賓州迪金森大學學者宋永毅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歷史學家余英時作序。收集逾萬篇以上的原始文件，總字數近三千萬，相當於一個袖珍型「文革博物館」。
參與編纂「文庫」的八位學者，包括宋永毅（美國狄金森大學）、石之瑜（國立臺灣大學）、丁抒（美國明尼蘇達州若曼學院）、周原（美國芝加哥大學）、沈志佳（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郭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王友琴（美國芝加哥大學）和周澤浩（美國賓州約克大學）。
宋永毅等人三年多來，走遍世界各地的亞洲圖書館，征集了眾多的私人收藏及第一手文字資料，在數以百萬計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獻中進行專業性編輯校勘，匯集成光盤中的上萬篇文獻。「文庫」以類相從，分成七個單元，所收的都是第一手數據，余英時形容其為將來研究文革的學人，「提供了最方便、最重要的原始資料匯編」，「為革命暴力蹂躪中國，保存了最寶貴的紀錄」。
(世界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