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的日子

【明心網】什麼是文學的真實，什麼是生活的真實以及怎樣由生活的真實通向文學的真實進而達到藝術上的超越，這都是我們長久以來懸而未決的問題。然而時下卻很少有人提起了，我們的作家和批評家沈浸在由酒吧、街道、時尚、小資生活等所營造的中產階級幻想中，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成為創作和批評的無形而巨大的背景，我們陷於其中而有樂於其中。在脫離了原來的宏大敘事的限制後，我們似乎發現了被我們所忽視的"日常生活"，以此我們似乎日益走近了文學的"現代性"。然而在我閱讀了大量的"新生代"文本之後，我卻更多的發現了其中的匱乏和虛假，一種厭倦之感圍繞著我。我似乎能夠理解，然而卻在生活面前日益跌落，飛翔的翅膀像是被突然折斷，於是我不敢再看，所謂的大眾文化離我越來越遠。我永遠屬於底層，即便是幻想也讓我感到奢侈。就在這時我讀到了《日子》，一種閱讀上的沈重的壓力讓我感到了某種希望，不是關於自己救贖的希望，而是對文本的某種希望。也許做到超越依然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我們是不是要一步步抵達呢，就像陳忠實一樣從《日子》開始，除此，也許我們別無選擇，否則我們只能在麻醉中靠幻想度日並將永遠跌落下去。

《日子》為我們講述了一對挖石頭夫婦的故事，支撐起整個文本的是夫婦間辛酸而又不失幽默的對話，而在對話中為我們呈現的則是石頭一般結實的日常生活。對於這樣的生活，我感到一種久違的溫馨，然而卻又無力正視，也許我早已喪失正視的力量。在文中陳忠實說“我頭一次來到他倆的羅網前是盲目的，兩回三回也仍然朦朧含糊，現在變得明白而又單純，看這一對中年夫婦日常怎樣拌嘴兒”。在對話中這個社會蕪雜的社會生活得以過濾和分化，一眼望過去仿佛就只剩下一對中年男女在日復一日的挖石頭。這一對中年夫婦在這片河灘上挖了十幾年的石頭，他們在認命中感到一種堅持下去的無奈中的力量。在我們的大多數都在幻想中產階級生活的時候，這一對夫婦卻固執的選擇了挖石頭作為生活的主要意義，也許我們的生活真的在哪裏出了問題。文中的男主人公也曾經有過掙紮和反抗，然而卻都失敗了，他不得不又回到了河灘又去挖石頭，因為他是個“硬熊”，而這個社會的遊戲規則是不適合“硬熊”的。最終他又回到了河灘以此來對抗外在所發生的一切，在他與老婆之間詼諧諷刺的對話中外在的世界的意義一一消解，貪官汙吏、賣官得錢、三星賓館、搓背按摩、雙規壯陽等等無不顯得虛妄與渺小，只有挖石頭才真正成為他無處不在的日常生活。然而挖石頭並不是先在而發生的，它依然有它背後的東西在支撐著，那就是他的女兒能夠考上大學，而考上大學的目的卻依然又是她可以不再挖石頭，由挖石頭所形成的世界的意義也轟然崩塌，我不忍再看，我不忍挖石頭的世界也是在悖論中形成，但誰又能逃脫呢？盡管男主人的願望是那樣的樸素。一種框架之內永遠得不到救贖與超越的追求卻成為我們生命的意義與目的，對此我們還能說些什麼。也正是因此我能感受到《日子》本身所產生的巨大的文本的張力，留給我們永遠的思考。陳忠實沒有提供答案，誰又能提供答案呢？生活嗎，而生活也是那樣的虛假。我們應該追求怎樣的日常生活呢，也許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思考的。

日常生活是什麼？它是生命的和文化的再生產活動，據說這是為了鑄造尚未完滿的渴望和尚未滿足的本能。當然，由弗洛伊德揭示出來的本能說起來並不好聽，更多的人的理論論證並不從弗洛伊德開始，而是將其溯源傳統。然而，無論是中華傳統還是古希臘精神，人們搬出來的老祖宗都脫離不了對肉身合理性的證明，在這種證明方式中，不是把道德撇一邊，就是把日常生活美學化。人們發現，經過改革開放的洗禮，日常生活的重建似乎第一次真正貼近了大多數中國老百姓的基本需要，因此，樂觀主義派的學者們歡呼它代表著中國文化前進的方向。然而，正是在這裏我們陷入了深層的矛盾。可以說，這種樂觀主義態度存在著頗多問題。這種問題源自對西方文化的普遍誤讀，也和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曲解有關。特別是在當下，在對中產階級生活的無邊幻想中，我們的日常生活再一次變得匱乏和虛假。列斐伏爾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個人生活已經被侵占了，成為資產階級統治的新的全面控制，在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裏，人都是被操縱的，人都成為非人，異化為一種非自主的客體狀態。這種新的異化工具是以符號和影像為核心的傳播媒介，通過電臺、電視和文字，使人成為虛假生活的木偶。人不是在生活，是某種非人的物占據了日常生活的場所。人在日常生活中喪失了自我，成為生活異化的犧牲品。這一點，他直接稱之為“日常生活的恐怖主義”。列氏的理論對我們當下的生活依然有很多借鑒意義。在這裏，如果考慮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現代積累的過程，那麼簡單把當下正在發生的日常生活視為一種解放的象征，這是極為幼稚的。當然矛盾的是，由於日常生活是人的存在的根本，因此我們並不能在日常生活之外去尋找解放的根基。在這一意義上，有人試圖用詩性來消解中國的日常生活，這是極為幼稚的，而用基督教從外面來解放中國也是行不通的。當然沈溺在對中產階級生活的幻想中並以此作為目標，更是對本真生存的一種逃避和遮蓋。這便是中國現代性問題的一種曖昧狀態。

而在《日子》中我則看到了日常生活的某種神性，我依稀感到了一絲獲得救贖的希望。盡管"日子"中的日常生活依然充滿了悖論，但一種堅韌的力量即便是在無奈中也存在了返回本真的可能。當下的生活中我們在新意識形態的幻想中一步步走向異化而不自覺，如何返回本真的生存而重建合理健康的日常生活成為我們自身和我們的文化的最大問題，我想《日子》在某種意義上恢復了我們瀕臨絕望的信心，從而在走向超越的道路上獲得某種啟發。

（世紀中國）

發稿：2003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