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林
【明心網】發生在1971年的"紐約時報等對美國國防部"一案，是一個聞名世界的案件。
此案圍繞著是否公開發表五角大樓秘密文件的爭議，展開了緊張、快速而幾度反復的司法較量。這一案子的實質是，面臨新聞自由和國家安全的兩難處境，報紙和政府之間應該怎樣分割權力，怎樣互相制約，服從怎樣的遊戲規則，這些規則又是怎樣從美國政治制度中產生。對於我們來說，饒有意味的是，當年的報紙從業人員，記者編輯和發行者們，是根據什麼信念，堅持要發表政府規定的秘密文件；而聯邦司法分支的法官們，直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又是根據什麼法律觀念和邏輯，最終作出對報紙有利的判決。這場官司很有美國特色，這些關鍵的理念和運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的意義。所以，我們現在回顧三十年前的這一案件，可能還不是多此一舉。
一、五角大樓文件
說到五角大樓文件，不能不說到六十年代涉入越南戰爭最深的一個人，美國國防部長麥克耐馬拉。
麥克耐馬拉是肯尼迪1961年上臺以後，把他從福特汽車公司總裁的位置上提來當國防部長的。肯尼迪被刺殺以後，約翰遜上臺，他又繼任國防部長。這一段時間，是美國在越南戰爭中越陷越深，從戰爭升級到不能自拔的階段。麥克耐馬拉參與了美國這一時期越南戰爭政策制定的全過程。可以說，美國在這一重要時期，有關越戰的所有重大決策，無一例外都經過麥克耐馬拉的手。所以，有一種說法是，越南戰爭是"麥克耐馬拉的戰爭"。
越南戰爭以後的幾十年，美國人對國家陷入越戰的教訓作出了一遍又一遍的檢討和反省，對當年參與決策的每一個個人的所作所為都反復地查驗。毫無疑問，美國的越南戰爭決策，麥克耐馬拉和當年的肯尼迪總統，約翰遜總統，要負重要責任。麥克耐馬拉本人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承認，他們這些當年為美國制定政策的人犯了錯誤。"我們錯了，可怕地錯了！"他的聲音在電視上反復地播出。
麥克耐馬拉是美國管理階層的典型精英。這些人，受過良好的教育，自信，聰明，堅定，同時對自己有明確的道德要求。可惜的是，無論有怎樣好的教育，不論你多麼聰明，人的智慧總是有限的。麥克耐馬拉這個聰明人就義無反顧地踏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淖。但是，我們看到，他一旦知道錯了的時候，他公開地認錯。他不是以動機良好為自己的錯誤辯護和開脫，我們知道，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這樣做過，而對自己真正有道德要求的人卻不會這樣做。公開的懺悔和認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實，麥克耐馬拉對越南戰爭的動搖和懷疑，在他國防部長任上就已經開始了，而這和美國國內的反戰聲音是分不開的。早在1966年11月，麥克耐馬拉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的安排下訪問哈佛大學，和哈佛大學反戰師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辯論，這給他很深的印象。後來，他在和一些哈佛教師的談話中，不由自主地說到，有必要將美國對越戰爭的歷史寫下來。
以後，從1967年開始，麥克耐馬拉對越南戰爭的激情開始消退。他公開反對轟炸北越的人口密集地區，在給總統的備忘錄中要求約翰遜明確限制派到越南去的美軍人數。但是，美國的戰爭機器已經在他自己先前的參與推動下高速運轉，他想讓它停下來，一時也做不到了。在一開始，他對越戰的支持深刻地影響了約翰遜總統，在他開始轉彎的時候，總統卻比他慢了一拍。他的反對總是被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否決，他的意見越來越得不到總統的重視。與此同時，美國在越戰中繼續越陷越深。
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國防部長麥克耐馬拉想全面地檢討一下美國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政策，想知道當前的政策到底是怎樣形成和演變過來的。他沒有經過總統和國務卿，就在自己管轄的國防部內，搞了一個"越戰歷史專題組"，由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局ISA的萊斯利.蓋爾勃（LeslieGelb）負責。
麥克耐馬拉要這個專題組全面地收集美國幾十年來對越南和印度支那政策的資料，分類編輯匯總，要求"包羅萬象並且客觀"。他不要求專題組來回答什麼決策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他要想了解的是，美國是怎樣從二戰結束走到1967年深陷於越南這一步的。
為了理解麥克耐馬拉的想法，我們必須了解美國政府的一個歷史淵源，這就是美國政府行政分支官員的輪換制度。
在200多年前美國建國的時候，政界還是少數人的活動領域。那時候的權力結構更分散，大部分所謂從政的人，都是在地方上施展身手。而聯邦政府的財政外交國防等領域，只是一個不大的圈子。盡管美國憲法規定了主權在民，國會兩院和總統要有一定的選舉程序產生，但是具體統治管理這個國家的人，還只可能是一個穩定的少數人群。經過三、四十年，到1826年，這種情況有了一個重大的變化。那一年，第一個出身平民，從墨西哥戰爭中打出來的安德魯•傑克遜當選為總統。他極端反感那種少數精英壟斷的政治，主張"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新總統撤換前任任命的行政官員，搞大換班。這種制度，有一個不大好聽故而很容易誤解的名字，史稱"政治分贓制"。
在這樣的制度下，誰也別想在行政官位上吃鐵飯碗。民選的總統一換，任命的官員就要換了，誰都只有一屆兩屆的機會，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種制度的好處是，民間和社會底層有德有才有志的人，可以通過參與政黨活動，一旦本黨領袖當選，自己就有機會"分贓"，踏入以往被少數人壟斷的政治管理層一顯身手。
美國政治的兩黨制、美國政府立法與行政分支的定期改選，行政官員的輪換制度，等等，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使得美國政府的政策永遠處於動態之中。在這樣的體制結構下，美國即使不提倡，也永遠在改革。它的糾錯機制和決策機制一起，是這種選舉和輪換制度本身就有的功能。
只有理解了這種制度結構，才能理解美國內外政策的動態性質。美國人非常自豪他們的制度是民主制度，他們的管理者由民主選舉產生的。這種自豪，並不是說民主制度不會犯錯誤。民主制度一樣是由"人"來決策和判斷，任何人的判斷決策都有可能出錯。但是民主制度不會惡意地堅持錯誤。自私和私利擋不住對錯誤的糾正。這種糾正，不依賴於人，而依賴於制度。
這是不是說，美國政府的政策就失去連續性，一貫性，因而不可靠呢？事實上，盡管美國每四年一次大選，大選之間還有一次中期選舉，總統和國會議員處於輪流大換班之中，但是從幾十年的時間尺度來比較，美國的內外政策，相比其他大國，卻是相對最為穩定的。原因非常簡單。正因為民主選舉，民眾價值觀的穩定，決定了美國政府政策的相對穩定。
麥克耐馬拉在1967年對美國的越南政策產生疑惑的時候，回頭去看，這個一貫自信的人眼前一團迷霧。因為美國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政策，必須追溯到二戰後期的杜魯門總統時期。杜魯門是民主黨的總統，接下來的艾森豪威爾是共和黨的，再下來的肯尼迪又是民主黨的總統。約翰遜總統雖然是民主黨接了肯尼迪的班，但是肯尼迪兄弟倆和約翰遜政見並不相同，那一直是公開的秘密。麥克耐馬拉覺得，要撥開自己眼前的迷霧，就必需追根溯源，收集幾十年來美國政府行政分支對越政策的資料，不僅著眼今天，還可以保存下來，使得後人可以進一步就此議題作探究。
麥克耐馬拉深知，事實上的決策過程往往和個人有關。比如，一個主意是怎樣產生的，怎樣得到權力中心的註意和重視，最終成為後果重大的決定。這種細節反映了決策的真實過程，卻不會記錄在正式形成的官方文件裏，而只在個人的筆記、備忘錄、互相傳遞的紙條、通信和電話記錄裏出現。要反映和了解幾十年裏國家對越政策的決策過程，就必須及早把這些資料和正式文獻一起匯集起來。這是麥克耐馬拉極有眼光的地方。他要做的是循軌跡找出真相，依真相作出正確決策，而不是隱藏和遮蓋。
這就是越戰歷史專題組的任務。麥克耐馬拉當然明白，他下令做這件事很可能要弄巧成拙。專題組弄出來的東西，很可能暴露出他本人在決策過程中的失策，使他面子上不好看。可他還是啟動了這個項目，提出的要求僅僅是：結果必須是"包羅萬象和客觀的"，此外不再幹涉。事實上，他一次也沒有和專題組的負責人蓋爾勃見面，盡管他們就在一個樓裏辦公。正是這一點，表現出麥克耐馬拉作為一個政界人物的歷史責任感和作為一個個人的品質。他知道，你可以有機會在歷史舞臺上表演，但是你不能任意擺布和篡改歷史。
這個越戰歷史專題組，原計劃只是找五六個人，在本職工作之余，用三個月的時間收集匯總資料。一旦開始，才知道工作量巨大，遠遠超過了原計劃。盡管國防部和負責外交的國務院各部門，所有人都表現得十分合作，調集資料只要一聲令下，沒有人耽擱，這個工作最終還是動員了幾十個優秀工作人員，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直到1969年6月，越戰歷史專題組才搞出了它的最終報告，總共7000頁的文件，匯編成洋洋大觀的47卷。這就是後來被稱為"五角大樓文件"的越戰歷史文件。
美國政府中有一些長期關註越南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專家，特別有一些對相關政策持懷疑態度的人。在他們看來，這套文件並沒有什麼特別意外的新材料，但是卻證實了，人們長期來對美國政府決策的懷疑，歐洲對美國政府的批評，是有一定道理的。
這套文件揭示了美國對越政策的起源，它是怎樣演變的。從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二戰將近結束的時候，杜魯門主政的白宮就忽視了胡志明要求美國支持的呼籲，轉而支持南越的吳庭艷。從艾森豪威爾到肯尼迪，一脈相承地向南越派出"軍事顧問"。文件展示了三十年中對越政策中的重大事件，比如"東京灣決議"是怎樣發生的，美國怎樣走上了戰爭升級的道路。
文件還揭示了，幾屆總統班子都知道，卻一直竭力向民眾隱瞞：在越南的軍事行動，特別是對北越的轟炸，殺死了成千上萬的平民。對於懷疑美國對越政策的人，對於反戰的人來說，這套由國防部自己編纂的文件所展示的美國對越關系全貌，證明美國的行政部門，幾十年來策劃和實施了一場在道義上站不住腳的戰爭。
那麼，為什麼從杜魯門到約翰遜的幾屆總統，有民主黨的也有共和黨的，會走這樣一條路呢？他們腦子裏在想些什麼，使得他們在越南戰爭問題上如此行為？
這套文件第一次明確地揭示了美國政府官員們的恐懼，這就是所謂的"多米諾骨牌理論"：如果南越倒臺變成共產主義政權，就會產生連鎖反應，所有印度支那國家，乃至所有東南亞國家，都會一個一個地變成共產主義國家，並且擴展到其他地方。這是剛剛經歷二戰的民主國家，非常容易陷入的一種恐懼。
這種理論還基於這樣一種未經查證的看法：共產黨都是一樣的，不管是在什麼地方，只要是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下，就都是一個路數。全世界的共產黨是鐵板一塊，越南共產黨只是莫斯科在東南亞的代理。
這種恐懼和思路，是美國在冷戰中所有的錯誤、特別是越戰錯誤的根源。為這一錯誤，美國付出了無法磨滅的歷史代價。
和外界的想象不一樣的是，越戰文件顯示，事實上，反而是名聲不好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曾一次次地告誡歷屆總統，所謂的多米諾骨牌理論是站不住腳的，共產黨並非鐵板一塊。而且，中央情報局還一再提出告誡，即使美國在越南有動兵的理由，如此動法也是註定無效的。中央情報局其實早就明白，美國應該撤出越南。這種真正明白人的聲音，卻被歷屆總統們當作左派的反戰聲音忽略了。歷屆主政者，先堅持對自己說：我們在越南做的是對的，然後再去告訴民眾。
五角大樓文件還展示了二戰後美國行政分支和國會的關系，在戰爭權力問題上的一個明顯轉變。
美國憲法規定，只有國會有權對外宣戰，白宮和五角大樓只是執行機構，戰爭的開關是在國會手裏。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國會宣布參戰以後，美國才正式派出軍隊的。
五角大樓文件顯示，直到艾森豪威爾總統，還是恪守這一戒律的。艾森豪威爾認為，白宮和國防部如果想對海外派出軍隊參戰，則必須先得到國會授權。所以，一直到艾森豪威爾主政，五角大樓派往南越的，還是數量有限的"軍事顧問"。艾森豪威爾還打算守規矩。而後來的肯尼迪和約翰遜總統，卻以"向海外派出少量士兵不需國會批準"為理由，逐漸"戰爭升級"，把外交意義上的"對越政策"行為，演變成了未經國會宣戰的事實上的戰爭。這一破例，是越戰留下來的後患無窮的遺產。
對於美國政界來說，五角大樓文件和其他正式官方文件的不同價值還在於，它收集了大量主事官員的筆記、會議記錄、電話記錄、備忘錄等"個人文件"，從而反映了幾十年來國家重大決策形成的細節過程。五角大樓文件實際描繪了在白宮和國防部已經形成的官僚主義文化氛圍。一個聲氣相投的小圈子互相呼應，控制了決策過程。反對聲音、正常理性和常識卻可能受到壓抑。糾錯機制功能不良。聯邦參議員MikeGravel後來指出："五角大樓文件告訴了我們一些以往被故意隱瞞和歪曲的事實。五角大樓文件證實，我們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裏，已經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一種用保密作為盾牌的、脫離美國人民影響的國家安全文化。"
1969年6月，越戰歷史專題組兩年的心血終於印成裝訂，一共只印了15套，全部編號，列為最高機密級別。這時，發起這個項目的國防部長麥克耐馬拉已經離任，出任世界銀行總裁了。但是，他對這15套文件的用途還有發言權。在任的助理國防部長打電話給麥克耐馬拉後，定下了這15套文件的去向。兩套送往國家檔案館，為肯尼迪圖書館和約翰遜圖書館將來收藏。兩套送往國務院。編號為一號的那一套，送給麥克耐馬拉。他的一個密友後來說，麥克耐馬拉從來沒有讀過這套文件，因為"他受不了"。
其中兩套送往著名的民間智囊機構蘭德公司，一套送往它在加州聖莫尼卡的總部，另一套送往它在首都華盛頓的分部。國防部高層之所以送這兩套絕密文件給一個民間智囊公司，不僅因為蘭德公司是久負盛名的、為美國政府出謀劃策的思想庫，還因為國防部高官知道，在龐大的官僚系統裏，官員輪換，人來人往，重要文件往往會淹沒在公文往來中。而民間公司反而比較穩定，萬一要用這套文件的時候，還不如去那兒要。當然，這種民間公司對於保密的規定，也是一樣要遵守的。這種民間智囊公司和政府的密切合作，也非常具有民間特色。
可就是這送往蘭德公司的五角大樓文件，引出了後來的故事。
（待續）
（世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