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 【新生12月3日訊】盡管，我在《民間維權在肅殺中成長》一文中，對民間維權的最近發展，做了正面的描述和評論。但是，那篇文章所涉及的主要是知識界的維權運動，通過網絡的聚集和對個案的持續關注而初見規模。然而，我也時刻意識到大陸民間維權所面臨的嚴峻處境和巨大困難，不要說知識精英和工農大眾之間仍然橫亙著巨大的鴻溝，使大陸的民間維權難以形成各群體之間的相互支援，就是知識界的維權本身，不僅參與廣度極為有限，而且在有限的參與者內部，也難以用同一個聲音發言，而處在體制內外的割裂之中。對此種分裂，任不寐先生的《李思怡之後，何為？》（載於“不寐思想論壇”）和余世存先生的《中國人是否應該在體制內生存？》（載於“多維新聞網”）兩文，有著更詳盡的論述，我就不再贅言，而將重點放在知識界與工農大眾之間的斷裂上。
僵化的制度現實和分裂的社會狀態，使維權運動的前途並不光明，離真正的成熟還有不小的距離，可以說是任重而道遠。在所有困境中的最大困境，不是政權本身的僵化和鎮壓，而是維權運動本身的內在分裂。與中國社會的城鄉之間、中心與邊緣之間、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斷裂一樣，民間維權運動也處於斷裂狀態。具體而言，就是大陸最草根的民間維權與知識界的維權之間出現斷裂。
在進入新世紀的大陸中國，民間維權的草根運動，主要由兩大群體承擔：利益嚴重受損的工農大眾和受到嚴厲打壓的法輪功群體。工農維權的困境，不僅因權利匱乏而處於分散狀態，而且因在精英中缺乏利益代言人而陷於失語狀態，只能進行自發的上訪、示威、請願和個體的極端行動。知識精英對工農維權的關注，還只處於個別化分散化的水平上，無法形成有效的力量凝聚.
法輪功作為半信仰半健身的氣功組織，本來與政治毫無關係，而主要是滿足了普通百姓的強身健體和社會交往等需要。然而，江澤民政權的野蠻打壓和法輪功信徒的頑強反抗，使之演變為六四以來最大規模的民間維權運動，法輪功在迅速政治化和國際化的同時，也變成了國內公共輿論中禁區。所以，法輪功維權因過於敏感而罕有社會精英敢於公開關注，致使這一爭取信仰、言論、結社和人身等自由權利的草根運動，在經歷了頗為悲壯的反抗之後，在國內逐漸趨於被迫的沉默。在獨裁政權不准信仰的鎮壓之下，法輪功維權所表現出的堅韌和勇氣，足以令自稱有良知的知識界汗顏。說句重話，中國知識界對法輪功受到殘酷迫害的集體沉默，無疑是由冷血和懦弱所帶來的巨大恥辱。
也就是說，當社會各階層的維權只能在孤立無援中獨自掙扎時，任何一個單獨的群體（即便人數再多的群體）在與國家機器對抗時都無法取得成功，無一例外地被政府的鎮壓和收買的兩手策略所分化所瓦解。而當最廣大的弱勢群體在強權壓制下的維權運動，得不到社會其他各界、特別是精英階層的支持時，中國社會的漸進轉型和人權保障就將遙遙無期。在中國，已經有太多的草根維權運動，皆因缺少社會精英階層的引導和支持而淒涼收場。對於這些草根維權，除了個別知識分子著文關注之外，國內知識界再無任何群體性反響。
同時，這種分裂還表現在言說與行為的悖論之中。在他們的言說中，農民和城鎮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卻成為知識分子用以贏得學術地位的資源，更成為“新左派”復活毛澤東主義的經驗支撐，其中的極端者用“格瓦拉精神”來宣揚無產階級的仇恨和革命。而在現實生活中，宣揚者自己卻對身邊的罪惡視而不見，完全按照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自我推銷，享受著“精神白領”的物質生活與審美情趣，開“奧迪A4”，住高尚社區，出入於三里屯酒吧和建國門的外交公寓；他們忙碌地往返於中國與美國之間，名曰文化和學術的交流，實質上更像文化掮客和學術販子；他們渴望受到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邀請，更渴望榮獲西方標準的國際大獎，甚至為此還不惜拿赴美簽證來自我炒作，而他們的問題意識和理論言說，卻沉溺於反美反西方反全球化的激憤中。
中國知識界與工農大眾之間的斷裂，形成了左派的民粹主義悖論和右派的市場主義悖論，而在根本上，這種斷裂來自知識界的言行不一的犬儒化生存方式。
造成民間維權的令人痛心的分裂的深層原因，除了當局鎮壓所帶來的巨大風險之外，起碼還有以下幾種原因，而這些因素無不與毛澤東遺產和傳統帝制文化的雙重餘毒高度相關：
一、在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期間，階級劃分和階級改造的統治，造成人為的政治身份制歧視，一個社會被分為相互敵對的三六九等，地理上的國家和民族也因此陷於事實上的社會分裂狀態，其極端時期甚至出現了令人震驚的階級滅絕。工農兵的顯貴和九種人的卑賤，在工農大眾與知識人及經濟的精英之間的大分裂，其相互敵視的陰影之濃重，至今仍未消除。現在，無論是社會底層的仇富心理，還是精英階層對“經濟文革”的警惕和恐懼，皆與毛時代留下的階級分裂高度相關。
二、改革以來，官方政策及其意識形態的調整，越來越傾向於優惠權貴和精英群體，毛時代的各階層之間的社會地位劃分被徹底翻轉，富人和知識精英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也成為現行秩序的受益者和共謀者，而工農大眾則被政權所拋棄，成為現行秩序的主要受損者和不滿者。精英群體為了保住自身的既得權益，本能地就對底層大眾具有排斥力，加之根深蒂固的上智下愚傳統和毛時代留下的分裂陰影，無論從利益上還是從觀念上，精英階層皆對草根運動充滿驚懼和鄙視。比如，知識分子對法輪功的整體冷漠，既有懦弱的原因，也有歷史聯想的作用──太平天國、白蓮教和義和團等底層造反，就被當時的儒士們稱為“邪教運動”。
三、毛式極權制度留下的最大遺毒之一，就是人與人之間、各階層之間的分散化原子化的狀態，個體之間的相互孤立必然造成冷漠麻木和背信棄義，並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畸形市場的條件下，直接轉變為惟利是圖和不擇手段的厚黑哲學，導致整體性的道義真空和良知萎縮，自私到冷酷的搭便車心理便通行無阻。不僅作為個體的人與人之間嫻熟於“各家自掃門前雪”的處世術，而且各單位之間、各階層之間也處在“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狀態。城鎮職工對農民受到長期的制度歧視，不僅無動於衷，而且生怕農民進城來分享城裡人的特權優惠；而農民進城打工所受到的種種制度歧視和城裡人的白眼，使之對城裡人懷有既慕又恨的扭曲心理；同時，對毛時代的知識分子和資本家及小商販被長期專政的處境，工農大眾非但從來沒有給予過應有同情，反而是毛澤東迫害知識分子和有產者的馬前卒。於是，政權本身對社會各階層的制度區隔和各階層之間在意識上的自我區隔，共同造就了民間維權的分裂狀態：不僅每一階層、每一群體大都只局限於眼前利益的訴求，缺乏更具普遍性號召力的道義支撐，而且也只能局限於各自為戰的分散狀態，難以得到其他階層的公開支援。
（《觀察》）
(12/3/2003 7:11: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