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 若清醒地觀察中國問題，就會發現中國社會已出現“拉美病”的五大症狀：
第一，政府的高度軟政權化。腐敗已經成了當局無法克服的政治之癌，從每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報告中公布的數據只能得出一個結論：貪污受賄的官員人數越來越多，級別越來越高，數額越來越大。1999年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幹部2,200人，其中廳局級幹部136人，省部級幹部3人。[1]200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45,113件，比上年又增加17.5%；因職務犯罪被立案偵查的縣處級幹部2,680人，廳局級幹部184人，省部級以上幹部7人。[2]
據中國學者胡鞍鋼在接受中國新聞社採訪時表示，目前每5個涉及腐敗的公務員中，只有1人受到懲處。[3]
面對這種局面，當局為自己開出的“藥方”就是拒不承認腐敗的泛濫和制度根源。2000年3月筆者在湖南的《書屋》雜誌上發表了“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4]，尖銳批評了中國現在陷入的制度性腐敗的困境；認為在現行政治體制下進行“事後懲治型反腐敗”已起不到遏制腐敗的作用；並指出整個統治精英集團已集體墮落，貪污腐敗成了政治運轉的“潤滑劑”等。政府對這種批評見諸字面的回應的代表作是中紀委在2000年12月28日發布的第五次全會公報中第六段：“我們要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反腐敗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以及取得的明顯成效；理直氣壯地闡明我國現階段出現的腐敗絕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敗；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和幹部隊伍的主流是好的，我們黨完全有能力解決腐敗問題。”[5]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動用從宣傳機器直到安全部的所有專政手段，嚴厲打擊不受當局控制的批評腐敗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點正義感的記者視為大敵，採用各種手段防堵他們對腐敗現象的揭露，以致於一些地方官員提出了這樣的口號，“防火防盜防記者”；在這樣的嚴厲管制下，新聞工作者不敢理直氣壯地講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當“黨的喉舌”，結果時下在新聞業界內外出現了一首流傳甚廣的順口溜：“輿論監督是條狗，天天蹲在‘長’門口，‘長’叫咬誰就咬誰，叫咬幾口咬幾口”（這裡的“長”是指長官）。
第二，農業經濟陷入破產半破產境地[6]，大量無地農民湧入城市，附著在城市邊緣，成為犯罪群體的後備軍。中國每年5,000多萬流向沿海大中城市的民工潮[7]，他們當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結果成為犯罪群體的後備軍。比如2000年夏轟動中國的張君兇殺集團一案，其參與者基本上出身於多子女貧困農民家庭，沒受過教育，也未受過任何技能訓練，在城市裡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後只好鋌而走險，以搶劫殺人為業。[8]《南方周末》就是因為發表了“張君案件反思”與“張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產生張君的社會土壤還存在，就會源源不斷地製造新的“張君”，成為社會毒瘤，因而被當局指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20多年來為湖南人民所做的巨大貢獻遭到整肅。
第三，地下經濟勃興，黑社會組織泛濫成災，並與政府官員合流。從各種調查材料與已破大案來看，這些黑社會組織之所以能在短短時間內迅速崛起，並在社會上呼風喚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早已與當地的政要們──首先是公安部門的官員們沆瀣一氣，形成了一種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係。與西方的黑社會組織相比，中國大陸的“黑白合流”還有個特點：西方黑社會組織結納的權力部門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門，而中國的黑社會組織的觸角更深，不少幹部都成了黑社會組織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會組織頭目還具有各種官方身份，戴上了“紅帽子”。例如，浙江溫嶺市的張畏除了黑社會老大這一身份之外，還具有跨省份的8個其他身份：其中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協副主席、隨州市青聯委員、浙江某報社名譽社長、隨州市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等4個官方頭銜，被張畏一案所牽涉到的67名黨政要員當中，有市長、公安局長及黨政幹部42人、司法幹部15人、金融機構幹部10人。張宅門前掛著“溫嶺市公安局重點保護單位”的銅匾，故當地人稱張畏領導的黑社會組織為“紅色黑幫”。[9]2000年處決的吉林最大的黑社會組織的頭目樑旭東[10]、遼寧黑白兩道聲名顯赫的黑幫頭子劉湧[11]、廣西百色黑幫頭子周壽南[12]，情況也與張畏相類似。所有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正是在這些官員的關係網強有力的保護下，這些黑幫才得以在各地發展成為一種呼風喚雨的社會另類權力。
第四、貧富差距繼續拉大，極少數人佔有社會總財富的絕大部份。“富人一席酒，窮人一年糧”的情況在中國已非常普遍。1999年，中國城鄉居民儲蓄為58,000多億，有人根據城鎮居民收入抽樣調查的資料推算，其中47%的存款屬於3%的富裕人口所有。[13]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已從改革開放前的0.15上升到2001年的4.58。[14]由於中國的統計數據歷來有“摻水”問題，[15]所以人們普遍懷疑，真實的基尼係數可能遠大於這一數據。
第五、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與一些外商相結合，聯合對廣大中下層人民進行統治。此外，中國的生存基礎已被嚴重破壞，生態環境高度劣化。據有關資料介紹，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荒漠化面積約為360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的38%，在有的地方民眾已無生存之地。中國林科院研究員蔣有緒尖銳地指出，中國國土的生態環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時加以治理，人民則有禍於旦夕之虞。[16]中國農民人均佔有土地資源的狀況也非常嚴峻。上一個世紀中國的人口與資源問題是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讓資源平均化得到了暫時緩解；而這個世紀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則是如何為數億沒受過多少教育與技能訓練的農村人口找到“飯碗”，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將是“天字第一號”的難題。
今後的中國社會必將經歷又一次深刻的社會危機。一個社會如果縱容5%的權勢者利用權力搶錢，最終很可能是95%的受剝奪者運用暴力將被搶去的錢再搶回來，這是一個在中國曆史上不斷重複上演的“戲劇”。從當局目前為肯定現有社會利益格局所作的“不懈”努力來看，腐敗還將繼續蔓延。在中國加入WTO以後，以權力支撐的國內壟斷資本將會繼續發展，並與國際資本內外融合，共同支撐著中國的政治利益集團，形成一種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外國資本三者聯合統治的格局。而隨著社會危機的逐漸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務似乎又回到歷史老路上來：運用武裝力量與政治專制手段防止中國一個半世紀以來不斷重複出現的傳統危機：下層動亂。
中國曆史轉了一個圈後，又進入了一次歷史輪迴。
【註釋】
[1] 《人民日報》，2000年3月20日，第3版。
[2] 《人民日報》，2001年3月11日，第2版。
[3] 此消息2002年1月9日貼於“陳岩鋒思想之家”（cyfgg.xilubbs.com）的“當
前論壇”。
[4] 《書屋》雜誌2000年第3期。
[5] “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日報》，
2000年12月28日。
[6] 何清漣、程曉農，“已走到盡頭的小農經濟──關於中國農村、農民與農業的
對話”，《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1年第3期。
[7] “昆虫正成為城市化新的威脅”，《深圳特區報》，2001年10月31日；“重典
治亂，安寧重上行人臉”，《羊城晚報金羊網》，2001年10月29日。}
[8] “一個極端暴力集團的成長”，《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
[9] “浙江溫嶺‘黑幫老大’張畏的最後自白”，中新網寧波2001年4月27日消
息。
[10] “披著警服的黑社會老大”，《南方周末》，2000年9月28日；“中國1998第
1號黑社會案大揭秘”，《深圳商報》，2000年8月18日。}
[11] “沈陽：豪賭市長與黑幫人大代表的發跡沒落”，《三聯生活周刊》，2001
年3月9日。
[12] 新華社特稿，“瘋狂作惡終有報──廣西‘打黑第一案’紀實”，新華社記
者程義峰，南陽新聞網，2001年5月17日。
[13] 楊宜勇，“收入差距為何拉大”，《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5月15日。
[14] 見《經濟日報》2001年10月29日。基尼係數越大，說明社會中收入分配的差
距越大，西方國家的這一係數一般在0.3左右，中國的貧富差距遠遠大於西方國家。
[15] James Kynge: Pyramid of power behind numbers game, Financial
Times(February 28, 2002)
[16] “國土生態：一個沉重的話題”，《中華工商時報》，1999年3月14日，第3
版。 (5/20/2002 16:53)
(5/22/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