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鋒清華大學學生劉海洋在北京動物園用硫酸“測試”熊的嗅覺，對熊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也引起公憤，網絡上開展了熱烈的討論，多數意見是要給予嚴懲。然而看了劉海洋家庭的情況，以及他的一些同學對他的觀感，我覺得這宗事件在訴諸法律的同時，也應該多多考慮個人心理狀況和社會因素。
目前看來，劉海洋似乎是一個缺乏個性的、很普通的年輕人，雖然躋身名校，但是基本上還是中不溜兒的“芸芸眾生”。雖然作了兩次案，但是缺乏作案的強烈誘因，我還是比較傾向於他是無知和“一時胡塗”及“二時糊塗”。檢視我自己的成長過程，在兒童時期因為玩心和好奇心，曾經捉了蜻蜓把他們的腳拔光再讓它們飛走，以“測試”它們在沒有腳的情況下如何著陸。稍年長就沒有做這種含有“虐待狂”的傻事。1958年毛澤東號召打麻雀，紅旗飛舞鑼鼓齊鳴，不讓麻雀著陸而累死，那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
劉海洋單親家庭是否對他的心理成長有影響，屬於心理學的問題，不敢班門弄斧。但是缺乏“愛的教育”則很可能是因素之一。當然這不能為他脫罪，需要有些“懲罰”措施，包括像他媽媽的意見那樣去動物園作義工，或叫“勞改”，就是強迫性的；就是非判刑不可，也可“緩刑”；而念他的平時表現，學校給他留校查看的機會。而他到動物園，不論是義工或者其它名義，目的就是讓他在同動物的接觸中認識生命、理解生命、培養愛心。
通過輿論的譴責，無疑是有助於在國人頭腦裡豎立“愛護動物”的意識。輿論的譴責是必要的，但是我也懷疑有些輿論是缺乏愛心的落井下石，這是共產黨“鬥爭哲學”長期熏陶的結果。眾多網民在911事件中對幾千人的死難幸災樂禍不久，就出現對熊的悲天憫人，反差之大也令人驚訝。
要消除類似事件的發生，整個社會需要進行“愛的教育”。首先是培養對人的愛心。沒有對人的普遍愛心，不可能被及動物，然而在“一黨專政”之下，強調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各級官員的橫徵暴斂，以及公安的職責首先不是愛民和保護人民，而是為維護特權階層利益而滿腦子的階級敵人、不法分子、邪教、暴民等等，再利用鎮壓工具敲詐勒索，這個社會怎能產生愛心？
中共統治中國幾十年來對人權的踐踏，散布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使社會上僅存的愛心淪喪，為權為錢而無所不用其極。更以“生存權”為借口，壓制人們對人權的追求。傷人的事件已經數不勝數，何況傷害動物？
長時間以來，中共一直把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冠以“假 ”字，連西方社會對動物的愛護也被斥為“虛偽”，而自己又不來個真的，連真假都不要，這些價值觀念也就蕩然無存了。
如果我們再看有些國人在飲食方面的苛求，特別是達官貴人和暴發戶在食慾上追求珍禽異獸來果腹，在餐館琳瑯滿目招牌廣告的污染下，又怎能培養出人們愛護動物的慈悲心腸？
有鑑於此，把劉海洋的個人問題看成是社會問題，除了對劉海洋個人的懲罰和教育外，更注重治療整個社會和民族的病，應該是更加迫切和實際的問題。
轉載《大紀元》
(◎凌鋒 3/17/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