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彤文
【明心網】作者簡介：王彤文教授，1984年進入上海第一醫科大學（現名復旦醫學院）醫學系讀本科。1988年被佛羅裏達大學解刨細胞生物學系錄取為博士生，專業是分子生物學及發生生物學。1992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在波士頓麻省總院，和佛大學醫學院做博士後研究，並開始從事癌癥方面的基礎研究。
1994年成為哈佛大學講師，1997年擔任助理教授，有自己獨立的研究室。並在一流的生物科技雜志上發表多篇文章，包括《科學》和《細胞》。同時被聘任為Pfizer公司（即發明生產“Viagra”的公司）和其他生物技術公司的技術顧問，多次在美國和國際會議上作學術報告。她的實驗室得到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及美國癌癥協會（ACS）上百萬美元的研究撥款。
現任職於西雅圖弗吉尼亞（Virginia Mason）免疫學研究所和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免疫系教授，從事癌癥、自身免疫病和骨質疏松病的有關分子信號傳到系統的研究。
以物質能量精神同一性為基礎的二十一世紀科學新模式
目前生物學的模式，與其他現代科學各學科一樣，是以還原論(Reductionism)為基礎的,以假設作指導的一種模式,它本身建立在如下假設之上：1)對生物體的物質整體(肉體)的研究,可孤立於對生物體的精神狀態的了解。2)對生物體的整體功能的了解,可以通過把整體分解成部分,然後再對各部分的功能的了解,經重建後來獲得。3)生物整體的生，老，病，死，都可以追蹤到分子之間的相互作用。 現代生物學基於這種假設，已發展為多種對整體分解後的局部成分的具體研究。比如：解剖學將整體分解到器官水平；組織學將器官分解到組織水平；細胞學將組織分解到細胞水平；生化學將器官分解到分子水平。對生，老，病，死的研究，也以還原的分子水平：細胞周期(cell cycle)，端粒縮短(telomere shortening)，基因缺乏(genetic defect)，細胞壞死及雕亡(cell necrosis and apoptosis)。所有在分子水平的研究，是通過體外系統，或生物模型。
目前西方醫學的模式，其總的指導思想是：病的產生和發展都能追蹤到分子水平的失常。所有的疾病，只要能找到在分子水平的失常機理，就有辦法修復失常，控制失調，從而治療疾病。這種指導思想同樣是基於一種假設：對疾病的治療可以孤立於人的精神狀態而單獨治療物質性的（以分子水平為基礎的）病變。也就是說，人體被認為是一臺可分解到分子水平的機器，疾病是由於某些機器部件的殘缺，而治病就是想辦法將這些殘缺的部件修補或更換。 那麼，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人體是否真只是一臺可分解到分子水平的機器。至今這只是一個習以為常的假設。
若這個假設成立的話，我們也得承認如下假設的可證性：人體的整體功能是由各部分的功能的加合而形成的。若這一假設成立的話，我們就得承認：人體的各部分子在從整個人體中分解出來後，各部分的功能在體外與其在體內是完全統一不變的。可是，從當今最前沿的分子水平，細胞學水平研究，以及在組織、器官水平的長期觀察研究中，我們已很清楚地認識到:人體，甚至任何生物體，其部件在分解出體外（或系統外）之後，部件體外功能與體內功能是非固定不變的。
1）當一種器官從身體分解出來後，器官只能在極短期內保存其功能中極有限的基本功能。2）當一種組織從一個器官分解出來後，這種組織因缺少原有的器官內特殊調節，而會失去其在器官內的特殊功能形狀。3）當一個細胞從一種組織中分解出來後，這細胞可以在不同的體外環境中表現出與其在原組織內極其不同的生長狀態及形態功能。4）當一個蛋白分子從一個細胞環境中分解出來後，這個分子可以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功能特性。
一個分子的具體功能，完全取決於這個分子的細胞環境，因不同細胞中有不同的分子組成，這樣就決定了不同的分子群的形成。一個分子的功能往往是通過分子群的形成及相互作用而完成的。故不同的細胞有不同的分子群，個體分子的功能在不同細胞中因此而千變萬化。甚至同一個細胞在不同的時間內有不同的分子組成，因而同一分子在同一細胞中呈現由時間決定的不同功能狀態。在分子水平的這種復雜的功能多變性也就很好的揭示了分子水平以上的功能單位：細胞，組織，器官水平的功能多變性。由此可見，人體或任何生物體，其“部件”的功能是可千變萬化的，可塑的。
也就是說:分子是活的，不是死的。也就是說，人體，即使在分解到分子水平上，仍然呈現出一種不可否認的活力。也就是說:在人體的微觀世界有一種生命的力量。
我們對這種生命的力量的認識是極其膚淺的，卻無法否認這種力量的存在。我們稱這種力量，這種深層微觀的生命力量為“精神”或“意識”(Consciousness)。正是這種生命的活力，讓有極為相似的肉體的每個人變得獨特和截然不同。
我們每個人都能清楚的體驗到這種內在的精神意識力量。這種力量是無法和人體在任何水平的物質成分相分離的，因為這種力量是內在的，是任何物質存在的基礎。
同樣的，疾病也不能簡簡單單的用人體“部件”失調來理解。以下客觀事實，也在一個很局限的層次中說明了這一點，因為用“部件”失調而導致疾病的這種理論無法解釋這些現象。1)為什麼在接觸同一種病原體的情況，不同的人呈現全然不同的反應:有人得病，有人卻無任何反應。2)為什麼同樣的遺傳缺陷，不同的人表現疾病的程度不同：從無病，至有病，至重病。3)為什麼有些病被認為由嚴重基因水平的缺陷，在發病以後，卻能在短期內能愈合。
同時，我們也觀察到了精神意識對人體的直接作用。比如:1)它人的祈禱可以實實在在地改善被祈禱者心臟功能及體外受精成功率(資料#1)。在這報導中，因被祈禱物件自身不知是否在實驗組或對照組，這樣的實驗結果排除了所有“心理作用”的解釋，而指出了意識可以穿越時間，空間而作用於生物的器官及細胞。2)對六百多名修女的大腦研究發現人腦的種種高級功能可獨立於大腦細胞的病理性變化(資料#2)。在這報導中，修女的大腦雖然呈現嚴重的老年癡呆癥細胞病理狀態，修女在世時的大腦功能毫無老年癡呆癥的功能表現。3)對法輪大法(Falun Dafa)修煉人的中性白細胞內一萬二千個基因的表達水平的研究，發現二百五十個基因呈現極大幅度的上調或下調，而這些基因並不是相互無關系的，而是呈現明顯的功能組和系統性，從而它們的群體性共調直接顯示細胞整體性的功能變化。比如:十多個基因一起被下調，而它們都是細胞蛋白合成器(ribosome)的組成因數。從它們的群體下調我們可以推測到細胞內整體性的蛋白合成下降。
在此同時，另外十多個基因也被一起下調，而這群分子都是細胞中蛋白降解器(Proteasome)及合成器的種種因數，從它們的群體下調可推測細胞內整體性的蛋白質合成及降解率的下調。有趣的是，近來有其他試驗組已證明大多數細胞內蛋白的合成和降解是處在一種“多產多費”的狀態，是一種很不經濟的過活狀態。那麼法輪大法修煉者的細胞內蛋白質的合成和降解的協調性下調表現出了一種更經濟有效的細胞功能狀態。這種系統性的大規模良性調節不可能有任何一種藥物可以達到，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通常在基因水平的調控是通過層層疊疊的信號網路由極高數目的群體大蛋白復合體的相互作用而達到的，任何一個藥物在影響一個蛋白作用時，會影響這蛋白參與的眾多功能。而基因表達的改變，對不同的基因有非常不同的蛋白組的作用。讓十幾個基因協調性的下調是必得有一個極廣的整體水平的分工協作，不可能由改變一個或幾個蛋白的作用而獲得。這樣的蛋白質水平整體性的調節卻是通過修煉者去執著，修心性的途徑。這種現像說明人意識形態的改變，可以直接的在人體分子水平上展現(資料#3)。
因此，現代醫學在這種超常的觀象面前，是無法在否認精神意識作用的舊模式中自圓其說的，西方醫學的危機在方方面面上開始表露出來了。美國著名女作家Laurie Gaorett在她的厚厚八百多頁的名著BetrayalofTrsut一書中地把許多醫學危機以及社會性的危機剖析得入木三分。在生物醫學界，以下問題也已人所共知: 1)抗菌素，曾是西方醫學最引以為豪的功績，已出現大面積的失效。2)在動物模型上成功的治療方法，往往在對人的臨床試驗中失敗，說明人體與動物體不能相提並論的。3)至今絕大多數基因治療是完全失敗的，成功的寥寥幾例其長期作用或副作用還未成定論。4)盡管生物學分子水平的研究有層層突破，新技術也似雨後春筍，這些進展對新藥的發現成功率毫無推動。在過去十年內新藥成功率沒有增加反而減少。5)許多西藥的副作用在用藥幾年後顯得越來越明顯。
因為如此，當今越來越多的西方人開始尋找和采用Holistic medicine (整體醫學)。
在物理界，還原論為基礎的分解式研究手段在二十世紀初早已被嚴肅地挑戰。因為當物理學家們在試圖不斷地分解粒子過程中，從分子，到原子到中子，電子，誇克，中微子...他們發現在原子以下，已不再是乾乾凈凈地可分的定性粒子了。因為在電子水平已有波粒兩性。再下去，物理學家們甚至發現很難將觀察者與被觀察者視為獨立性存在的個體。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 Bohm甚至提出: 微觀世界之頂，物質就是精神，物質與精神是不可 分解的，是 一 性的（資料#4）。
著名作家 Michael Talot在他的名著 The holigraphic Universe”中是這樣說的: “我們差不多共有的那種喜 歡將世界分解成小部分而完全忽視所有事物之間動態的連結的那種習慣，是我們經歷的所有問題的根源；不單單是我們個人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的根源，也是我們整個社會中各種問題的根源。”他舉例子說：“我們以為我們可以把地球上有用的東西提出來為我們所用而不會傷害地球；” “我們以為只需要醫治身體的局部而不需要擔心人的整體（之病因）”；“我們以為我們可以單獨地解決社會的種種問題，如犯罪，貧困，吸毒，而不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解決這些問題.....”許多前沿的科學家，心理學家，精神科學家，社會學家，都已開始意識到這將精神與物質全然分開的不可行性和非科學性，有人甚至稱之為一種精神分裂癥病態的方法。
在二十世紀初，人類科學跨出的一大步是認識到了物質和能量的統一性。那麼在二十一世紀，人類科學將跨出又一大步。這一大步將是認識及證明物質，精神及能量的統一性及其相互之間的轉化規律。也就是說，二十一世紀科學的新模式將是:物質=精神=能量。
我們如何才能完成這個歷史性意義重大的從舊模式到新模式的變更呢？1)我們首先得意識到，並承認我們感官系統的局限性，以及我們人腦思維的局限性。也就是說，在我們的意識形態中，我們要勇於打破一些舊的思維方式，習慣和固守的成見。西方人說法就是要Open-mind”(思維開放)。2)我們要積極地參與推廣各種可行方式，為物質科學和精神科學之間搭橋做嫁結緣，促近這長期分割的領域之間的功能性自然融合。3)我們也應該積極參與各領域之內及之間的交叉對話“Cross talk”，發展邊緣學科。4)在任何一種學科中，盡可能采取一個系統性的手段。這種手段在生物界已越來越引人註目，並開始形成一個嶄新的潮流，成為系統性生物學（System Biology）。5）要做好以上各方面，我們的思想境界必須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因為一個系統性的科學方法要求各個領域的科學家走出自己的小角落，打開大門，以求真為第一準則，互幫互助，互相理解合作，而不是保密投機，為名利而競爭。那麼，在承認物質和精神的同一性之前提下，現代醫學對人體疾病的認識和研究也將不可避免地面臨一些很尖銳的問題：人的精神意識的根本發生發展進化規律是什麼？什麼樣的精神意識狀態讓人保持健康？什麼樣的精神意識狀態讓人得病？
由此出發，法輪大法對人類精神意識規律的精闡述，將為二十一世紀科學模式的發生發展起到重大的指導性作用。李洪志先生在《轉法輪》一書中指出：“人的最早生命是來源於宇宙的。宇宙空間本來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這種特性的，人生出來和宇宙是同性的”。“人要返本歸真，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法輪大法也指明了如下原則:人類所有的苦難是來源於人的心性(精神意識之本性)偏離了這種真善忍的宇宙特性，人類從苦難與無知中解脫的唯一途徑是通過修煉人的心性 ，同化於這真善忍的宇宙特性，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法輪大法對人精神意識性質及規律的闡述的科學性，已為上億全世界法輪大法修煉者所體會及證實。
二十一世紀科學將是一個嶄新的對物質與精神世界的一個整體性了解的新科學；這條科學之路，不再單純的往外找，而將是一條以往內找為基礎的科學，是一條基於智慧而不單是“聰明”的科學。這新科學的指導思想不再是通過對自然規律的探索來戰勝自然從而為己獲取物質利益，而是以天人合一為指導思想，因而學習，尊重，遵守宇宙規律以求與宇宙之特性相通相融。這樣，新科學將幫助人類與宇宙合為一體，帶人類成功地完成這一次人類文明的發展周期而進入一個人類文明的新紀元。
資料#1: Cha KY, Wirth DP, Lobo RA. Does prayer influence the success of 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 Report of a masked, randomized trial.
J. Reprod. Med. 2001 Sept; 46(9):781-1
資料#2: Weiner MF, Cullum CM, Rosenberg KN, Honig LS. Aging and Alzheimer’s disease: Lesson from the Nun study. Gerontologist 1998 Feb;38(1):5-6
資料#3: LiLi Feng et al. Abstract from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ture Science”
資料#4: David J. Bohm,“A New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Mind and Matt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80, No. 2 (April 1986)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