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清溪6.社會問題像定時炸彈
除了純經濟問題外，中國社會問題龐雜，失業洪水、貧富懸殊、道德淪喪、貪污腐化、社會不公等等現象，都像是個定時炸彈，可能間接引爆經濟崩潰。
失業洪水 2002年3月1日那天，「工業學大慶」的東北黑龍江省工業重鎮大慶，有幾千工人上街示威遊行，到6日已有5萬之眾。上街的群眾除了普通工人外，還有科級和處級幹部。有些機關被他們佔據，鐵路交通也受到影響。當地警力不夠用，駐軍的坦克團已在一旁待命，如果任何一方出現差錯，就可能發生流血事件。3月11日，遼寧省遼陽市不同行業的5千名工人也上街示威。這次示威，由遼陽鐵合金廠、遼陽紡織廠、遼陽活塞環廠、遼陽儀表廠、遼陽皮革廠及遼陽精密元件廠等六家工廠的工人組成，這六家工廠都是瀕臨破產和已破產的國企。這是在中國首次出現不同行業工人的聯合示威(凌鋒2002)。之後，撫順、烏魯木齊、吉安、廣元、北京等城市先後爆發了規模不同的工人示威、罷工等抗議活動。十六大期間，大慶又有工運重現的報導。
自從1997年9月對國企進行改革以來，已有數以千萬的勞工失業，再就業機會極低：1998年還有五成的機率，1999年四成二，2000年掉到三成五，2001年則是三成，而到2002年上半年跌落到僅有9％的機會。大慶的工潮是因為下崗工人被「買斷工齡」後，原還保留一些福利被幹部污掉；遼陽工潮是由於企業領導貪污，且拖欠工人大量工資，逼使這些工人走上街頭。
由於失業問題惡化，以及貧富懸殊加劇，社會問題之嚴重如同一顆「定時炸彈」。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也提出警告，都市地區的失業率正不斷上升，極有可能從現在的10％攀升到15％，且都會的貧窮人口達3,700萬人，佔現有都市人口的12％強。而中國在加入WTO之後，情況將更為嚴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長張左己表示失業人口高峰期在2005以前隨時會出現。根據世界銀行在2001年底所做的報告顯示，中國政府在未來的十年裡必須創造一億個就業機會，才能解決下崗工人、移民人口、社會新鮮人等的就業問題。
貧富懸殊 中國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世界最高，吉尼係數(專門用來衡量所得不均程度的指標，介於零與一之間，指標愈低代表越平均)在中國官方統計，2000年是0.417，超過九十年代平均數0.338；民間估計，近年實際上應該已超過0.5了。一般的說法是，貧富懸殊到引起社會不安的國際警戒線是0.4的吉尼係數。台灣過去三十年的不均度都在0.28∼0.32之間。
中國的貧富懸殊，實在是太明顯了。城鄉差異、沿海與內陸差異、農與非農的差異似乎已到了難以打破的「兩元」經濟。由於吉尼係數實在太高了，據聞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大教授厲以寧居然建議將城鄉分開計算吉尼係數。這實在是匪夷所思，因為本來「不均度」就是要來衡量這種差異的，把所得高的與所得低的它分開計算，顯示問題已嚴重到難以解決。
不公平 農民世代「農子農孫」：中國以戶籍法規定農人不能在城市設籍，實質把農民綁在農村。農民在農村幹部的壓榨下，過的簡直是奴隸的生活，許多農村暴動，大都是因為農民負擔過重。
事實上，農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只沒有居住與擇業的自由、租稅負擔較重，連上學、政治代表、社會保障，甚至生活等層面，都受到歧視。例如，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最高的權力機關，但1998年第九屆人大，佔人口70%的農民只有佔8%的人大代表。農民沒有社會保障，甚至連電費、電話費都比都市貴。而農家子弟唯一脫農的途徑，即教育，對農人更是歧視。例如，1999年國家考試北京市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分數控制線，北京466分，湖南556分；換言之，在湖南連專科都上不了的學生，在北京已達到第一批院校標準了。每年，全國教育經費200億，主要用於城市，農村得自己解決。農民專有的負擔「三提五統」已包括教育統籌費，但每當缺乏教育經費，農民還要獨自負擔「教育附加費」。
貪污腐化 2002年7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籌備小組轉發各處一個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完成的《當前社會各階層經濟狀況》調查報告。根據這個調查，大陸私有財富85兆人民幣，其中超過96%是由佔38%的城市人口所有；佔總人口62%的八億農人，僅擁有不到4%。相對富有的城市人口中，有將近五百萬人是千萬富豪；這些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城市，以及江蘇、浙江、廣東、山東、遼寧及福建等沿海省份。
調查這些千萬富豪，赫然發現有九成以上是來自有黨、政、軍幹部背景，以及在政壇、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的高幹子女與親屬。他們的財富怎麼來的呢？該報告披露，主要是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不斷的官場操控經商、盜買盜賣國家計劃分配的物資、盜買盜賣進出口物資的批文、炒作國土、靠有來頭的人物批條從銀行得到千億元免息免擔保的借貸、炒作上市股票；以及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操控、包攬國家大型基建工程合約，從引進外資中、進口大型設備中收取「回扣」等等。報告中說，國家級、省級工程中，高達40∼60%的工程費，實際進了私人口袋。
何清漣(2001)在檢討中國九十年代官僚與國企主管全面性轟轟烈烈的掏空國家財產(所謂「自發性私有化」)的過程後，強烈駁斥中國流行的「腐敗有理」論。為了改革開放時減少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中國創造出「以腐敗來消滅舊體制的頑抗」的論調；結果發現，腐敗消滅的不是舊體制，而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頁381)。腐敗自上而下，社會各階層都傾向腐敗，「有肉的賣肉，有靈魂的出賣靈魂」成為社會的客觀寫照(頁384)。
浪費 在產權不清下，社會資源大量的浪費；在貪污腐敗中，國有財產也可怕的流失。
鄭義在《中國之毀滅》的生態崩潰緊急報告中，描述森林如何被盜伐、礦產如何被糟蹋、耕地如何流失等等驚人的浪費。舉一礦產耗竭為例：太西煤素有「煤中之王」美譽，是低灰、低硫、底磷、高發熱優質的無煙煤。因為產權不清，自燃加亂採濫掘，煤田大火處處。據估計，從1966年起的二十年間，用掉了儲存量7,000萬噸，實際開採出來的只有1,500萬噸，丟失5,500萬噸，利用率僅21%。
何清漣(2001，頁385)論及貪污腐化造成的浪費，可能不比濫伐森林、耗竭礦產遜色。她說，國有資產流失到個人口袋的「成本」是7：3，即每流失一萬元國有資產，其中70%是用來作為掩飾這種貪污的「成本」，在無盡的中間環節中流失(結果刺激了黃色產業的畸形發展)，而那剩下的30%也還不一定轉化為有用的國內生產資本，更可能卷逃出國，成為國外資本。
據「南方網」2002年9月份引述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一項專題調查顯示，1997至1999年的三年內，中國累計資本外逃530余億美元，平均每年177億美元。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此一資料已十分驚人，但北京經濟學家樊綱指出，僅2000年資本外逃總額就高達480億美元，超過了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的407億美元。
《爭鳴》雜誌2002年10月刊報導，9月12日中紀委、中央金融工委，在內部通報：2001年全年外逃資金達4,530億元人民幣，合540億美元；2002年至6月底的不完全統計，外逃資金達2,550億元人民幣，合305億美元。9月初，中紀委、中組部、公安部，在內部通報：至2002年7月底，失蹤、潛逃、外逃黨政幹部9,440多人，已證實潛逃到外國的有6,500多人，公安部門已發出通緝令6,275份，有關當局現已掌握另有200多名高幹正準備外逃。
不道德 1999年7月中共中央開始打壓法輪功，集中全國所有媒體，鋪天蓋地的污衊、造謠，用公權力對無犯罪的法輪功學員打、抓、監、關、押、勞改、酷刑、判刑、送精神病院、開除學籍、開除黨籍、抄家、沒收財產，對女學員性虐待，甚多學員被刑求致死。至2002年11月已有超過五百名學員受害身亡。
社會貪官污吏橫行，上行下效，社會道德淪喪。在官場上，貪污納賄、包庇走私、包攬工程、挪用公帑、勾結黑社會；在商場上，假冒偽劣泛濫、不顧損害人命，製造毒米、毒油，誠信全失；在民間，教育界抄襲、剽竊成風，假新聞、假文憑，路見事故集體圍觀、見死不救，鄙視私德與公德。
7.中國內部的看法──泡沫化
很多人會認為，看衰中國只是外國人的歧視，中國政府與學者都對中國滿懷信心。一味稱讚中國經濟的當然有，還包括日本的專家。但即使在中國內部，已有許多警告之聲。
三位被認為對中國決策頗有影響力的學者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發表的報告(2002)指出，中國在繁榮的經濟表象下，隱藏著極嚴重的社會危機，因為中國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成長最快的所得分配不均；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最大經濟損失；以及世界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他們發現，經濟情況相對很好的五億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1∼2億人，佔各城鎮人口的22∼45％。迅速擴大的不滿情緒，正在積累演化成社會動盪的導火線，一有風吹草動，這些不滿情緒會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成為「燎原之勢」。
2002年10月中旬，中國國務院召開了一個有關當前經濟工作和形勢的研討會，會議長達四天。總理朱□基親自主持，重要政治人物、財經單位、五大名校與研究機構都有代表參加。會中，朱□基坦承中國的泡沫經濟正在形成，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和腐敗局面得不到收斂，失業、下崗工人和農民要起來抗議。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危機隨時可以爆發……。
院校的經濟學專家、學者，在會上論證了中國大陸泡沫經濟的基本狀況如下：違規入市資金持續，據不完全統計達8,000億元以上，約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的9%；積極擴大內需市場政策五年基本上是停滯，受阻於產業結構、低效率；金融不良資產、貸款壞賬高達40%，超越了金融破產的界限；國民經濟產值成長，主要依靠加大對基礎建設的赤字預算和外資投入的拉動；國債、外債具有高度的政治、社會風險，其中，中央和地方的國債，共累積4,580億美元(另一說為9,000億元)，外債為2,300億美元；中長期國內市場是供給大於需求；社會失業率以15%上升，農村剩餘勞動力達二億五千萬人；出口增長和比例，外資由1990年佔15%，上升到60%，而國有企業積壓產品年達千億元以上；資金外流失控，年達500∼550億美元，相當於2001年引進外資額的120%。
研討會中，有人比較中國泡沫經濟和日本泡沫經濟，認為中國經濟泡沫更嚴重。有的意見指出：中國泡沫經濟如惡化將是大災難，很可能如巴西、阿根廷式泡沫經濟轉變為政治危機；因為中國大陸不具備日本相對穩定的政治體制，不具有日本科技、工業、經濟綜合性力量的基礎，不具有日本有85%中產階級的基礎，不具有日本社會的凝聚力、能承受著十年泡沫經濟所帶來的通縮壓力。日本沒有外債，而持有的外匯儲備量卻居世界第一，這都是中國不能相比的。
對於這個當前金融困境的泡沫經濟，各單位也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例如，財政部、央行提出：動用2,500億美元外匯儲備中的1,500億美元，約為13,000億元人民幣，分期注入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一次性解決銀行積壓的壞賬、不良資產。問題是，此一方案可能造成人民幣的政治性貶值。
國務院研究中心提出的辦法是：凡在銀行以假名帳號存款都是非法的，或是挪用公款轉移的，一律沒入國庫，估計資產額達二萬億以上，佔目前銀行存款的25%以上。這個方案，中紀委在二年前也曾建議過，在政治局也曾討論過多次，但無下文。有的意見指出：這個決策，百姓會擁護，但社會會震盪，直接涉及到官場千絲萬縷的關係；有人會藉此製造意想不到的政治事件。中國的銀行容許用假名開立帳戶。據估計，目前中國大陸，以假名開立帳號的存款上高達四兆人民幣，其中疑是公款的約二兆元。
朱□基在會上表示：好的意見不一定適用，因為「國情」的關係。他說：「我坦白地向在座的各位交個底：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也都研究過泡沫經濟的問題，擔心泡沫經濟正在形成和它的後果。誰都打不了保票，泡沫經濟帶來的將是一場大的災難。」辦法呢？採取加大力度投入，拉大國民經濟增長持續在7.5∼8%以上，積極財政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等政策是正確的，沒有其他良方。他承認經濟形勢、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具有爆炸性；黨政腐敗局面還得不到收斂：下崗、失業數以千萬的百姓在罵政府、罵共產黨，農民面對沈重的負擔要起來造反。這三大問題再處理不好、解決不及時，政局危機隨時會爆炸。到時可能不是幾個城市，而是幾萬、幾十萬人上街示威，要共產黨下台……。
8.失控：中央政府令出不行
中國各省發現，縱使對中央命令置之不理，也不會遭到處罰，地方遂有自行其是的態勢。中央政府不得不積極鞏固本身權力，以調動省級官員、嚴刑峻罰、甚至語言暴力來試圖控制地方(Studwell 2002，Ch.11)。由於毛澤東時代即開始的地方分權，使各省甚至各縣市財政自主。縣市、甚至鄉鎮可以自行開徵新稅，以及許多不合法的「費」。這導致後來中央難以調控地方。
不少人以為中國經濟不會出問題，至少在短期內(例如十年)不會崩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中國中央控制嚴密。事實不然。由於新聞封鎖，外界很難了解中國真相，特別僅從官方統計或觀察幾個櫥窗城市(何清漣2002)。最近因為東北大慶油田工人示威，外界略知工運狀況，但是事實上中國內部農人工人抗議事件層出不窮，有些規模甚大，只是不為外界所知。
白沙洲在《中國二等公民》(2001，頁9∼10)開宗明義，就記錄了中國農民在2000年8月間發生的幾次大規模暴動：首先是江西省四萬農民集體進行五天暴動(多維新聞網)；8月19日，河南省南陽市發生大規模的警民衝突，焚毀十輛警車、一個警亭，十二名警察受傷(多維新聞網)；8月中旬，江西省豐城爆發兩萬農民抗稅大暴動，當局出動兩千武警鎮壓(香港《開放》，2000年10月)；8月17日，江西省萬名農民起來造反，要求減輕農民負擔(New York Times，9月17日報導)；8月31日，江西省二萬農民暴動(合眾社8月29日、法新社8月31日國際報導)。文內還提到，抗爭事件中產生了不少「農民頭領」「減負英雄」等一呼百諾的農民領袖。
總部設在美國的華文網站多維新聞網，援引中國內部消息說，2000年中國各地共發生十萬件民眾抗議事件，比1999年增加了70%；但一般相信，實際案件遠高於此。
為了解決三農問題，「費改稅」在安徽省試辦一年，據說取得了可觀的效果，準備從2001年全國逐步推廣，並有配套措施。但2001年2月檢討成果，並宣布要全國通行後，6月突然喊停；表面理由是配套措施準備不及，實際上是地方反彈，威脅說一旦施行「費改稅」，要把國民教育停掉。因為「費改稅」使農人負擔減輕四成，相對的，鄉鎮村收入銳減，地方官員說沒有經費辦理國民教育了。原來農村教育佔縣級政府財政開支50％以上，佔鄉鎮級政府甚至高達80∼90％。惟認真訪查，發現各級政府都超編，反對「費改稅」，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
改革開放，往市場經濟發展，照理說應該減少政府管制，公務員也應減少。事實卻相反，公務員人數增加，公務預算提高。1978年鄧小平上台，公務員及共黨黨工人數430萬人，1990增加到900萬人，1998年逼近1,100萬人；對應的行政費用佔政府預算比例，從4%一直增加到15%。中央政府體察到要在人事案減肥，但各級政府陽奉陰違，先把公務員調往國企單位，再以契約聘回來，並不斷續約，使得統計上公務員減少，但名不符實(Studwell 2002，Ch.8)。
杜拉克(Drucker 2002，中譯本頁180∼181)預期十年內中國將分裂，因為現在就有許多像是自治區的地方，對北京「好話說得多、上繳的稅少」，只想從中央得到對當地國企的補助。
9.中國會不會崩潰？
「中國會不會崩潰」是個最令人困惑的問題，因為它早就應該崩潰了！從各種數據，不論是金融性或實質面、經濟面或社會面、微觀或宏觀、國內專家或國際觀察家，大都認為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Studwell(2002)以「中國夢」(The China Dream；中譯本譯為《中國熱》，有違作者本意)為書名，配合詳盡的資料，從「奇蹟出現」的第一篇，到第二篇「奇蹟幻滅」，到第三篇「面對現實」，具體地討論中國改革開放的種種問題，以及投資中國雖然大都鎩羽而歸，但卻毫無畏懼地前仆後繼，像是朝向光明的撲火飛蛾，最終將發現這恆久的期待，只是大夢一場而已。其最後一章指出蠢蠢欲動、伺機吞噬獵物的兩個危機：一是結構改革未見成效，落得債台高築，成長蝸牛化；這其實與事實相去不遠。二是比低成長更令投資者與人民膽戰心驚的，即對銀行或股票失去信心，引發擠兌；這可導致比拉丁美洲更可怕的後果，一旦人民終身儲蓄化為烏有，共黨政權也將一並告終。
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2001)，書名已道盡一切。在他長期擔任跨國公司律師，與中國國企與官員的接觸中，發現窘態畢露的國營企業、深陷泥沼的國有銀行、債台高築的政府財政，加上雙軌制改革帶來的貪污腐化、脫離群眾，使中國無力進行體制的變革，只能一再強調「安定至上」。就在魂不附體、搖搖欲墜時，中國不幸登上了WTO列車，注定要被震得四分五裂，導致經濟與政治同時崩潰的結局。
管理學大師杜拉克在他九十三高齡出版的《下一個社會》，簡短的提到中國。他以觀察到的官方控制與自由市場混合下的混亂，認為整頓國企而不引起社會動亂，是中國最大的挑戰。目前的情勢發展下去，終將使中國分裂。
外國人對中國經濟前途的觀察，兩個日本人，大前研一(2002)與黑田篤郎(2002)，算是有比較正面的評價。大前研一研究中國沿海的工業區，認為中國將分裂成六國國家，或說六個新加坡，並成為世界工廠。他認為經濟發展就是「租位子」的遊戲，只要你願意出租，就可以順利發展；而中國正有六塊分區出租。黑田篤郎也是著眼於中國沿海省份的競爭優勢，預期它會成會世界工廠。
大前研一完全不考慮整個中國的大環境，而他對江澤民與朱□基高度評價，簡直到了阿諛奉承的地步。黑田篤郎最後還是檢討了中國的總體表現，並質疑其成功的可能性；他稱中國為「世界工廠」只是作為有備無患的思考策略。
最後回到中國人自己的看法。何清漣的《中國的陷阱》，完整的記錄分析中國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之「原始累積」。原始累積原本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早期壓榨工人的評語；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馬克思所描繪的這個資本原始累積現象，可能不太適合真正的資本主義；但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官僚瘋狂累積財富的過程，就像是量身訂製一般適配！何清漣這本《中國的陷阱》，忠實地記錄了大批這些現象。她說，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可以稱為「權力的市場化」，或說「權錢交換」、「自發性私有化」。地方幹部和其黨羽，利用經濟改革開放，但法制機能尚未建立的空檔(即雙軌制)，手執公共資源的鎖匙，利用攤派費用、貪污、回扣、誇大帳單、轉售公家廉價貨品、公帑炒作房地產和股票等等手段，獲取了龐大的國家財富。其結果引發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包括貧富差距、犯罪、三農問題、黑社會等，非常嚴重。
小說家鄭義出版了《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鉅細靡遺地記載了中國從森林毀滅、水土流失、荒漠化、地質災變、耕地流失、水資源枯竭、江河湖庫乾涸、水污染、大氣污染、垃圾、近海之死、物種滅絕、礦藏耗盡。從制度面分析中國的生態災難，鄭義認為，主要是因為產權不清、「公有私營」的結果。他預測中國不久將有生態的浩劫。
白沙洲的《中國二等公民》，副標題「當代中國農民考察報告」，述說中國在戶籍政策下，農民變成農奴的悲慘情境。他與李昌平(2002)都記錄了農民如何入不敷出。這些中國本土人士，披露中國問題之深切，令人讀後仍心有餘悸。
10.亂邦不入，危邦不居
中國經濟崩潰只是時間問題，而且隨時可能發生。台灣怎麼辦？我想有兩個做法：了解真相，宣導真相。
真相是什麼呢？對外資而言，雖然也有賺錢的，但因中國社會極難預期，很多跨國企業大舉投資中國，最後卻認賠撤出。
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在中國投資漳州電廠虧本，投資大型醫院則是胎死腹中。其實，世界有更多大型跨國企業，同樣在中國陰溝裡翻船。麥道飛機製造公司在中國布椿20年，本來想一擊勝過波音公司，結果除了造就了四十椿中美聯婚之外，一事無成，最後還被波音並購。百事可樂1981年率先投資中國，先後成立十五家合資公司，經過20年的慘澹經營，雖然創造了百事可樂在中國銷售超過可口可樂的佳績，但一直沒有賺錢，2002年終於與中國合資者決裂而去。
日本零售鉅子「八百伴百貨」的和田一夫，深信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在九十年代投入香港、中國的零售、娛樂市場。九十年代，一向保守的美國投資銀行高盛也進軍中國。新加坡、香港、台灣、日本、歐美等國商人蜂擁而入，炒高房地產、炒熱股票。中國經濟發展佳評如潮，政商名人紛紛往北京朝聖，絡繹於途。在一切講「關係」的中國，中共太子黨成為炙手可熱的拉攏對象。於是，建立關係、搶執照，橫跨汽車、金融、百貨、發電工業、醫院等行業。
1993-94年中國通貨膨脹，政府宏觀調控，政府支出減少，一下子榮景不再，股市下跌。高盛投入電力開發，一敗塗地。和田一夫如日中天的事業，在中國陣亡，最後連他在日本的八百伴也賠了進去。連精明能幹的李光耀，也在中國栽了跟斗，在蘇州市的造鎮計畫，九十年代一路虧損，到2001年終於放棄。
雖然商人仍舊前仆後繼，不少國家改由政府出面訪問兼簽訂商業契約。這些金額龐大的商機，到頭來還是一籌莫展。
更多真象相繼出世。日本第一互惠人壽公司（Dai-IchiMutualLife）和德國格寧集團（Gerling），分別在2001年底和2002年8月很艱難地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營業執照。但兩公司在2002年11月18日不約而同宣布撤資。這對剛剛加入WTO、銳意向外資逐步開放金融業的中國，無異是一記喪鐘。
台灣以小家電掘起的燦坤集團，十五年來在全球家電市場斬獲頗豐，惟獨在大陸內需市場敗陣。大陸《中國企業家》雜誌報導，燦坤集團在大陸市場十多年來虧損三億余人民幣(4,000多萬美元)，僅2001年就虧損了2,000多萬。
更多但卻很少報導的，是外商受騙。擔任重慶台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的新竹市民鮑揚波，在重慶遭吞噬二億元資產，血本無歸落寞回台。中國合資者由入股、霸佔到完全吞並，使他十年的心血付之一炬。他說：「投資前大陸政府百般承諾，投資後冷漠對待」。另一位受騙的台商林志升，最後居然要用「偷渡」的方式回台！有誰會想到，在大陸兢兢業業從事教育事業，最後居然發現有生命危險，乃棄1億5,000萬人民幣投資如敝屣，從四川成都展開三千里驚心動魄大逃亡，最後像偷渡犯一樣由金門搶灘回台(見林志升2002)。從學術界轉行到實務界的台商高為邦，在天津建立玻璃纖維外銷工廠，最後卻被一手提拔的中國青年連騙帶搶，侵佔整個公司(高為邦2002)。這些案件有一個共通的特色，就是中國商人都夥同法官、檢察官與警察人員，共犯作案。
何清漣(2001，頁386)討論中國九十年代的「權力市場化」「權錢交換」時，就認為腐敗必將滲透到司法部門，導致公義退位。被稱為社會公平正義的「阿基米德支點」的司法系統，一旦也制度性地淪陷腐敗時，社會道德、人民公義也沒有什麼防線了。這個社會將伊於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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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
(12/20/2002 12:30: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