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敢不敢直面歷史?!

徐友漁

有人說,我們青春無悔;有人說,我們劫後輝煌;有人說,我們是苦難與風流的一代。 我要問,這一代人敢不敢正視自己的經歷與良心?

30年前,近千萬學生青年自稱為(或被封為)紅衛兵革命闖將,使神州大地燃起遍地烽 煙,把錦繡山河攪得天翻地覆。在他們當仁不讓地準備分享改朝換代的勝利果實時,最高領袖發話說:現在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他們灰頭土臉地退下政治舞臺,從此去品 嘗人生百味。二十多年後,社會上又出現了他們的聲音,這聲音現在強到任何人都不能 裝作聽而不聞。這一次不是以前那種沖鋒陷陣的吶喊,而是對昔日輝煌一往情深的追 憶,也夾雜著命運多舛的哀怨,以及對下輩今不如昔表現的噴言。

我首先要亮明自己的身份:我是這千萬人中的一員,我有這一代人的自豪,這一代人的 悔恨,這一代人不甘寂寞的稟性,這一代人仍想握住歷史的野心,但我想強調,我更願作這代人作得遠遠不夠的反思。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50周年紀念日,對於戰敗國的反省,我們受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刺激,我們的情感愛憎分明。德國總理勃蘭特以無罪之軀,慨然下跪於華沙死難者紀念碑前,此舉贏得我們由衷的贊佩。而東鄰某些人的抵賴、強辯、推倭,令人鄙惡交加、義憤填膺。今年的‘二戰”紀念時時使我產生聯想,當年以大字報的揭發批判傷害過教師、校長心靈,以拳打腳踢虐待過“牛鬼蛇神”,唾罵過“黑五類”同學,批判過“走資派”的人,有多少向自己的受害者表示過悔恨及歉意?1966年夏季,中國各大城市被“紅色恐怖”的風暴卷襲,不少人被“打死活該”,更多的人被驅逐出城,當年幹這些事的人,有多少後來關心過這些人的下落,去尋訪屈死者的遺囑,力所能及地作點減輕罪愆之事?

我曾把紅衛兵運動比作青年納粹運動,這引起了憤慨和抗議,我現在並不想把當年犯了過失的紅衛兵和戰爭罪犯相提並論。但是,既不會被追究法律責任,又不會被索賠巨款,僅僅為了減輕一點內疚,僅僅為了使當年蒙冤受屈的人到頭來感到世間畢竟還有正義良知,當年作過惡或犯有過失的人作點表示有什麼不可以?

也許有人說,真正該負責任的人並沒有得到懲處,憑什麼追究我們這些“小蘿蔔頭”?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想,如果歷史公正,終將會將元兇大惡釘在歷史的恥辱架上,我說的不是歷史或法律責任,而是每個人的道義感。

也許有人會說,我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傻事,但我遭的罪更甚。確實,“文革”始終是借用一批,打擊一批,幾乎沒有始終如一的依靠對象,幾乎人人都受害,各個一肚子苦水。但我們的記憶。我們的話語如此有選擇性,這種選擇的隱揚匿顯的方向如此高度一致,豈不太奇怪了?再用一個不恰當的比喻,日本人不談珍珠港和南京大屠殺,只談廣島和長崎,我們是否就認為他們沒有戰爭責任了呢?

我的同齡人中,有不少現在是社會棟梁,乃至精神導師,當他們坐在主席臺上,亮相於電視節目中,接受榮譽稱號和頒獎時,他們是否會想到自己年輕時的魯莽、無知和過失呢?

我不想故作驚人之語,把每個人都說成有這樣那樣的汙點,我相信,許多人確實清白,也有許多人沒有資格作惡。但我認為每個人,至少是那些在社會上吵吵嚷嚷的人,有責任如實地反映那個時代,自己在那個時代的所作所為。當我們碟蝶不休地講述自己浩劫之後如何輝煌、自己既苦難又風流的故事時,也應顧及千百萬被貽誤終生的同齡人的情緒,也要計算一下整個民族付出的代價,盡管那場災難在客觀上既磨煉了也成全了自己。

我在研究“文革”和紅衛兵,我想與同齡的一代人共同努力,以我們的回憶和反省,拼構復原那一段歷史,這是改變了千百萬人命運的歷史,是改變了共和國發展方向的歷史。我在一些大城市探尋采訪,曾受到熱情而真誠的接待,聽到不少聞所未聞的故事,結交了一批朋友。但使我不安和憂慮的是,我感到這一代人中不少人正在有意無意地遺忘過去,有的是全面遺忘,有的是有選擇地遺忘。我也仔細聆聽社會上這一代中某些人的喧嘩聲,但我聽到的多半是虛飾浮誇之言,我往往不得不承認其他人——上一代及下一代,尤其是下一代——的不以為然和不耐煩是合理的。我深知許多人的憤懣,時代剝奪了我們應該享有的東西,弟妹一代不但不理解我們,而且挖苦嘲諷我們。問題是,如果你至今不明白時代如何坑害了你,如果你講不出多少有意思的故事,那不活該受誤解,被可憐麼?

有人保持沈默,既是無奈,也是高傲的沈默。他們曾經叱咤風雲,指揮過千軍萬馬,與毛澤東握過手,或與周恩來合過影,與軍區司令員謀劃於密室,部長和省委書記對他們點頭哈腰。自己當年的嘍羅現在當了總經理,當年以瞻仰自己風采為榮的“紅小兵”現在當了博士出了國,他們內心很不平衡,表現出來卻是鄙夷不屑。他們一舉手一擡腳都要呼風喚雨,一開口就要驚世駭俗。他們絕口不談過去,等待著有一天一鳴驚人,或者堅信歷史自有公論,後世會給他們一個公道的說法。這些人決非庸碌之輩,我永遠不敢小看他們,但公正的歷史就是重現當年的光彩麼?他們倒沒有喪失記憶,記憶是他們生活和心理的支撐,但這種記憶是一種精神性的化石,它不隨時代變遷和反思而改變,它拒絕參與公共話語。我敢斷定,私人記憶,不論多麼頑強也不會變成歷史,就如當年不是個人的意識,而是集體的意識及無意識才是運動的潛流一樣。我不相信,正確的歷史只能等待某些風雲人物有朝一日給我們端出來,我認為,它有待我們——不只是這一代人——共同發掘、交流與探討。

有人說,這一代人的遭遇和歷史,要50年之後才說得清楚。這話有一半是對的,沒有時間距離就談不上歷史,看看現在大多數當事人還沒有跳出個人地位和派別偏見的回憶和評論,就知道現在拿出來的東西一定只能是半生不熟的議論和片面狹促的印象。但是,沒有半生不熟的東西,成熟的東西從何而來?如果記憶在我們這一代中斷,我們期望下一代怎麼學歷史?最不能回避的問題是,我們能把責任給下一代嗎?

我曾陪一個朋友去拜訪他父親的老友,那是一位著名的翻譯家、有才氣的詩人,他們同屬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主人家中的氣氛純潔和淒涼得令人心碎,他們大半生被摧殘,許多家庭破裂了,子女們瘋的瘋,病的病。我和主人的對話使我終生難忘。他極其傷心地告訴我,經常有年輕人聽說他們曾是“胡風分子”,就不假思索地說:“啊,反革命!”原因很簡單,當初的定性,80年代初給他們平反的通知,並非人人知曉。社會上的種種傳言,包括同情的文章,不是令人不滿意,就是給人傷害。我問:“為什麼你們自己不如實寫出這段歷史?”他吃了一驚,似乎從未想過可以這麼幹。他非常痛切地反復表示,希望我們了解真相。理解他們。我當時真想對他大吼:“你不告訴我們真相,我們怎麼理解?你們逃避責任,對我們不了解你們有什麼可抱怨的?”望著善良軟弱的、似乎已近風燭殘年的老人,我沒有作聲。我的那位朋友很愛他的父親,他是“胡風後代”中僅有(或少有)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我問過他幾次,為什麼不全力以赴反映父輩的遭遇和不幸。他說,他本人有太多的痛苦和不幸需要表達。我不認為他的遭遇可以和一胡風集團”相比,但我想他是對的,一代人的歷史,只能靠自己寫,不能指望別人幫忙。

中國的歷史太悠久、太豐富了,因此我們對歷史熟視無睹、沒有感情。我希望,我們這代人能激活自己的記憶,趁為時不算太晚搶救一代人的記憶。什麼是歷史?無情無私的記憶,加上敢於拷問靈魂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