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5月24日訊】長期以來，人民共和國被懷疑進行贖賣囚犯器官的交易，現在一位紐約醫生證實所謂的傳聞屬實。本文譯自“村莊之聲”(www.villagevoice.com)五月第一周的一篇報導。]紐約“村莊之聲”五月第一周Erik Baard and Rebecca Cooney 報導:
三年前，精神惡夢步入托馬斯.戴富路醫學博士的檢查室：一位病人新近移植了購自中國死刑犯的腎臟。這些囚犯有時僅僅由於輕微的罪行而被處決，然後他們的器官被摘除。
自從那時起，紐約大學醫學中心腎臟移植科主任戴富路醫學博士，目睹了六位這類病人。她們大多是年青的華裔婦女。外科醫生說，他的病人並不為從囚犯身上攫取人體器官而感到不安，但他卻為此事而感到有些承受不住了。
1月11日，由於無法再獨自承受這心理負擔，戴富路醫學博士將這起“倫理泥壇中的極度可惡之事”送上了醫學中心的(醫學)道德委員會。
戴富路是第一位公開講述這番經歷的醫學博士，他是在“村莊之聲”提問時講出來的。這些可怕的實踐在亞洲國家的華裔社區裡早有所聞，但此前還沒有證據證實有人離開美國從中國大量待決死囚牢房購買器官。
“說真地，我向道德委員會報告的最初動機是，我在治療這些病人的時候感到非常不舒服，我對這些病人獲得移植器官的途徑感到憤怒。我感到很難將這個事實與治療這些病人分開來。”托馬斯.戴富路醫學博士對“村莊之聲”雜誌說。
戴富路醫學博士回憶說，“有幾個病人很直言坦白地告訴他，他們花費大約10,000美元從死刑犯的身上購買了一個腎臟器官。大多數病人對由此而擺脫透析治療而感到欣喜，但似乎沒有人對被移植器官的來源而感到不安。
現在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購買腎髒的病人返回美國後前往較差一級的醫院或通過器官掮客推薦的醫療途徑作進一步的治療。戴富路醫學博士是從一些正規醫院的推薦中獲得這些病人。他說，“這些病人差不多自己親自來求醫，他們不知道應該怎麼做。不是每一個獲得器官移植的人都得到移植專家的診治。我往往診治一些並發症病人。”
在所有的醫學專業中，器官移植可能是最苦樂差半的。移植器官是從死亡哄得的生命的禮物，它預示著一個人生命的完結，但卻為另一個人帶來了生存的未來。但是，赤裸裸的器官買賣為本領域的外科醫生們所厭惡。根據1984年由當時的參議員戈爾帶頭髮起通過的聯邦法律，贖賣人體器官是重罪，將被判處最高5年刑期，並被判罰最高50,000美元罰款。在美國，活的囚犯或被判處死刑的囚犯被禁止捐贈人體器官，免費捐賑也不被允許，除非是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向其家人提供。
人權組織宣稱，在中國，公民由於非暴力性的罪行，例如行賄、盜用信用卡、小規模的逃稅，以及盜竊裝滿貨車的蔬菜等等而被判處死刑，政治異見者也被判處死刑。中國大使館官員未就此事做出評論，但過去中國政府一直否認鼓勵營利性的器官貿易。
戴富路說他和他的同事在一場“非常生動而有啟迪性的辯論中發生了激烈的爭辯。然而底線是他們要對前來求醫的病人進行診治，無論這些病人的道德、倫理、經濟、社會情況如何。盡管我可能發現這些病人的所作所為應該受到譴責，我仍然有責任盡我所能對這些病人進行最好的診治，這就是我所做的。”
但戴富路拒絕讓此事就此了結。他說，“因為我不應該將我的憤怒髮洩在來求醫的病人身上，我開始考慮我應該揭露從中國囚犯身上盜竊器官的根子問題。這是促使我進一步追查此事的原因。”現在，戴富路醫學博士正公開揭露此事。
以美國為基地的人權活動家們已經對此類事件進行了多年的調查。一位為勞改研究基金會工作的美國調查人員說，美國居民獲得來源自中國死囚的人體器官，是“一件眾所周知但至今仍未被證實的事情。”勞改研究基金會由著名的人權戰士享利.吳創立，以中國的古拉格--“勞改”命名。
1998年，吳協同聯邦調查局在一場行動中抓獲了兩名被懷疑是器官掮客的皇后區居民。吳假扮成阿魯巴臨床腎臟中心的一名成員，與王成勇、傅興奇（音譯）取得了聯繫。這兩個人不但安排病人前往中國尋找移植所用的腎臟，而且還走私角膜，角膜被冰凍後可以保存數個星期以被運出國外。
由於一個關鍵的證人逃離了美國並拒絕返回美國出庭作證，這宗案件後來被撤消。勞改研究基金會還發現一名醫生在一份在美國發行的中文報紙上刊登廣告，宣稱自己是一名人體器官賄客，但並沒有發現確鑿證據。1998年，聯邦調查局突襲了洛杉磯一名宣稱自己是人體器官賄客的辦公室，但不清楚有無發現有關器官移植的圖謀。
當被告知一位美國醫生正在將其親身經歷公之於眾時，勞改基金會的調查人員指出，這位醫生的揭露來得關鍵及時。隨著中國政府發起的對犯罪案件的另一個“嚴打”運動，單單在四月份便有超過400名囚犯被處絕。在1996年進行的運動中，有超過4,000名囚犯被處絕。這位調查員請求不要曝露她的身份，否則她便無法在中國繼續工作。
國際大赦組織宣稱，即使在正常的年份，被中國政府處絕的囚犯的總數也超過了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和。根據該組織報導，1999年，中國總共有1,263名囚犯被處絕，該組織從政府控制的新聞報紙上的宣傳性報導中計算數字。
“這是為了威嚇罪犯和威嚇--控制社會，”這位調查員說，“這種方法就是眾所周知的殺雞給猴看。”
調查人員指出，死刑常常被大規模執行，而且常常在節假日期間。這個星期，伴隨著五月一日開始的勞動節，也是中國醫生收集人體器官的極好時間。她補充說，“但沒有任何時候比得上農曆新年期間。”她進一步解釋說，大約70％的人體器官在軍隊系統的醫院裡被處理，這些軍隊的醫院和刑事處罰系統有著最好的聯繫，能夠在刑場出現。病人用於購買人體器官的金錢被那些提供方便接近死囚身體的人瓜分，醫院甚至付錢向法官提示何時判處一個合適的捐贈者(囚犯)死刑。病人用於購買人體器官的金錢流向各級官員，它流向法庭，流向管理監獄的官員，流向醫生，流向醫院，流向任何地方。
勞改研究基金會報告說，有時在同一間醫院，在同一天內可為未經預約的病人進行幾十例人體器官移植手術。中國政府宣稱，在過去的20年內進行了大約25,000例人體器官移植手術，但沒有指出所移植器官來自於死刑犯，或是來自於死於異外事故的人和活體捐獻者。
來自中國勞改營的強迫勞動力已經成為迅速增長的國民經濟的一個收入來源。對罪犯的懲罰不一定在死亡那一刻終止，即通常的作法是往腦後開一槍。被處決的囚犯的家人往往被迫支付處決死刑犯所用子彈的費用。但近20年前，自從環胞菌素，一種可以抑制被移植者對移植器官排斥反應的免疫抑制劑投入臨床使用以來，勞改營逐漸演變成了死刑公司。
魏京生，一位哥倫比亞大學人權中心的活動家，1998年6月4日在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以及政府改革與監督委員會上作證說，當他被判處死緩時，一個守衛告訴他摘除人體器官往往是執行死刑的一種途徑。魏現在華盛頓特區領導著自己的一個基金會，他說，守衛告訴他說，“幾乎沒有什麼例外，他們先是被麻醉，而後象一隻豬一樣被屠宰…，我們用布將他們包起來送到死刑執行地點。沒有人會關心他們是活是死。
魏進一步指出，通過與一位20歲大的囚犯共同策劃的計劃，他已經證實，被處絕的囚犯是在違背他們意願的情況下被摘除器官的。他倆預先定好，在這位姓張的年青囚犯被行刑時，如果他看到有醫療隊正等著他被處絕後摘除他的器官時，他就大聲叫喊：“我沒有病，我不需要大夫。”如果沒有這些跡象，張就像一般情況那樣尖叫而已。
在一段長時間的沉默後，張送出了以上信息。魏告訴國會委員會說，“當我知道這些證據最終被證實後，我的第一反應是感到滿意。但這種感覺很快就被另外一種感覺所取代…”。
“當我知道一位年青人用他的生命記錄了一件無法令人相信的罪行後，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沉重感。如果我沒有機會把這種罪行告訴世人，如果我沒有機會努力制止這種罪行，我將不得不向這位年青人道歉。我一直深深地感到這種責任。我們必須制止這種實踐。”
哈瑞﹒吳花了19年時間研究勞改，並在國會作證。他的勞改研究基金會說，當用子彈時，子彈的射擊位置反映出了市場的需求：當需要肝臟時則射擊頭部，當需要角膜時則射擊胸部。大赦國際還報告說，中國認可的一種注射行刑方式可以不必損害至關重要的器官而殺死囚犯，並可使生存和死亡不再界限分明。
楊某，一名不吸煙的囚犯在被進行血液和身體檢查，以評估與將到場的病人是否相容(指其器官與被移植者不產生排斥反應)，調查者指出，法院也相應地決定行刑日期。
在中美之間就募飛機事件發生衝突的很久前，西方就對這個日漸崛起的超級強權保持著警惕。魏和吳又將器官交易的醜惡一角曝光在中國人權的眾目睽睽之下，這一領域已經充滿了對中國監獄、童工、強迫墮胎、鎮壓非主流宗教等的批評譴責。現在，迪福洛醫生(Diflo)驚爆出這種中國罪行已經觸及到美國國土，因為紐約的醫院裡出現了從中國的死囚處獲得器官，然後回到美國醫院接受治療的病人。
囚犯器官移植對紐約人來說，原本是發生在遙遠國家的遙遠的故事，就像恐怖科幻故事一樣，然而現在卻變得非常，非常真切，因為它已經出現在紐約的大街上。活動家們說，如果這種事情正在這裡發生，那麼在北美的其他大城市也可能發生，從波士頓、舊金山到溫哥華和洛杉璣。
中國政府在1990年公布的“關於使用死刑犯屍體或器官”條例，聲稱除非屍體無人認領，否則必須由囚犯或其家屬事先同意，才可捐贈囚犯之器官。人權活動家對該條款嗤之以鼻，他們解釋說既然囚犯經常被禁止與家人聯繫，沒有人會認領屍體，這些屍體的器官幾乎立刻就被收集，然後焚化屍體。政府還要求醫療小組偷偷地獲取器官：“手術汽車不能有醫院的標記；外科醫生不得在死刑現場穿醫院制服；衛兵必須在摘除器官現場進行保衛；屍體在摘除器官後應立即焚化”。
人權組織如試圖確認器官來源，可以試著將手術日期與同一城市的行刑日期進行對照，但是這一方法並不可靠，尤其是自從政府採取有選擇的公布死刑記錄以來。勞改研究基金會說代表中國政府說話的醫生稱條例禁止與捐贈者家屬接觸，因此他們不能告訴器官從何而來。
這種收集器官的方式使得象迪福洛這樣的醫生非常憤怒。他說：“我認為這是對人權的嚴重踐踏，尤其與移植機構試圖宣傳的救死扶傷背道而馳。這無需辯解。我不認為(中國的)囚犯有捐贈或不捐贈器官的選擇。這不是基於利他主義觀點而做出的行為。”即使不考慮他對死刑本身的保留意見，迪福洛說，“核心問題是不根據對方意願而摘取其器官，並將人體部件做為商品。”
勞改的調查者深有同感。“很顯然這是由利益驅動的，因為如果一個人可以多付錢，他們可以使行刑日期提前或延後，”她說，“誰出的錢多，誰的待遇就更好。”她引述了一個案例，一名馬來西亞的華僑病人在花光了錢後因沒錢買抗排斥反應的藥而死去。販賣人體器官的利潤十分可觀，因為有了洗腎技術，病人不需要腎臟也可存活，但是卻非常不便和不適。
貝萊塢醫院是紐約大學(NYU)醫療中心的下屬醫院，迪福洛醫生主要是在貝萊塢接收到了獲得中國囚犯器官的轉院病人。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仍然需要醫生照料很長時間。因此從中國的死者處獲得腎髒的病人最終在美國醫院接受治療，這裡的花費可以由公共基金資助。
由於在美國，病人需要很長時間等待合適的器官。而現在有超過75000人在等待器官。據諾伊斯醫生說，“我們有的病人不來洗腎了，不知所蹤，重新出現時，帶來一個腎。”他不知道誰特地到中國從死囚那得到腎。“想到我們有同行在那邊(中國)縱容這樣的事情，我就覺得很難過，”他說。同在貝萊塢的納杉﹒湯普森醫生表示同意。“我們有的病人不聽我們的建議，去移植後再回來住院。他們從哪裡搞來的腎，我一點也不知道，”湯普森說。另一位貝萊塢的內科大夫，格拉德﹒威拉諾瓦給迪福洛送來一位美國華僑，她在移植了一個死囚的腎臟後來此住院。病人感染了肝炎，並成為轉院到NYU的並發症病例之一。在與迪福洛談話以後，威拉諾瓦才知道她移植器官的來源。“我想，我們都聽說過這類事情，但當你第一次親眼見到時，真是讓你不舒服，”威拉諾瓦醫生說。
迪福洛說，由於醫生太忙，根本沒有時間與病人討論倫理問題。而且他覺得討論也不會有什麼作用。但是他說，“我覺得從道德和倫理上講這種行為都應受到譴責。”雖然銷售人體器官在其它國家，如印度也有出現，但是迪福洛說，就應受譴責程度來說，中國是最惡劣的，因為器官出於利潤原因從死囚身上獲得，而這些死囚被剝奪了拒絕的權利。而且這筆錢無論是死囚還是獲救的人都看不見。
報導最後說，迪福洛醫生希望展開對這個問題的公開討論和詳細調查。他說：“我大聲疾呼的全部原因在於我在照顧這些病人時感覺很難過，因為我自己對發生了什麼和如何發生的感到厭惡。這是發自我自己的內心，發自我個人對此事的憤怒。”
本文譯自：villagevoice.com/issues/0118/baard.shtml
(5/24/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