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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傑：一代新人的覺醒和受難
今年四月，我從網上看到四個年輕人受難的消息：三月中旬，北京大學的楊子力、北京廣播學院的張洪海、北京師範大學的徐偉和中國地質大學的靳海科被國家安全部秘密逮捕。我在電腦屏幕前驚呆了。這四個青年都是我的同齡人，其中，楊子立和張洪海還是我的朋友，他們年輕而富於朝氣，他們善良而充滿希望，他們的人生道路顯示了中國七十年代人的覺醒和受難。這是一個讓人既哀痛又欣慰的信號。
楊子立是我的北大校友，我們幾乎同時在北大求學。我是在一次非正式的討論會上認識他的。他衣著簡樸，性格□腆，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出身農家的子弟。第一次見面，他發言很少，但是一旦開口，就很情緒化，談到農村、農業和農民這“三農”問題時，他很激動，甚至說了幾句諸如痛打貪官污吏之類的比較偏激的話。我理解他的怒髮衝冠和慷慨陳辭，但我認為要推進中國的改革和進步，靠激情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更需要理性的力量、民主的理念和法治的思想。中國的未來，絕對不能再次陷入“暴力革命，王朝建立，王朝腐敗，暴力革命”的怪圈之中了。因此，我對楊子立的觀點頗有保留意見。
此後，我們經常在校園裡碰面。各自都來去匆匆，最多停下來寒暄幾句，問候對方在做些什麼。他還是那一身樸素的夾克、球鞋、亂蓬蓬的頭髮和憔悴的面容。他在物理系念研究生，物理系學習壓力當然比我們中文系大。聽別人說，他的專業成績很不錯。有時，我也勸他注意休息、保重身體，他對我微笑了一下，算是表示感激。兩千年初，我因為參與主編《審視中學語文》一書，受到《中國教育報》、《文藝報》、《中流》等報刊的“圍剿”、並給我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等大得嚇人的帽子。中央某主管文教的官員直接下令調查處理此事，教育部向北大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北大又向中文系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幸虧中文系的老師們堅持北大“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學術傳統，將壓力頂了回去，將我保護了下來。幾乎就在同一時間，據說楊子立也遇到了比我還要嚴重的麻煩：他因為組織民間沙龍討論中國的民主問題，並建立一個個人的網站發表許多觀點尖銳的文章，引起了上面的關注。有人要求北大物理系將其開除。物理系與中文系一樣，是北大少數還保存了蔡元培保護學生的傳統的系科。他們沒有屈服於壓力，讓品學兼優的楊子立安然地從北大畢業了。
後來，我偶然上了楊子立主辦的網站“羊子的精神家園”，讀到了他的《農民與農奴》等文章。我覺得他的思想比我剛認識他的時候有了很大的進步，他開始嘗試在民主、人權和法治的框架之內討論問題。他的文字既有現實生活的切膚之痛，也有理論上的深入探討；既有批評的銳氣，又有可以付諸於實施的建設性。雖然沒有機會跟他面對面地長談，但在網絡上卻多次心靈交通、思想撞擊。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溫和、善良、學業有成、勇於思考的青年，卻突然在參加完親人的葬禮之後回北京的列車上被秘密綁架了。他的溫柔的妻子，也遭到了短暫的拘留。沒有任何的手續、沒有任何的理由，一個優秀的公民就在他自己的國土上失蹤了。
同一批失去自由的張洪海，跟我有更多的交往。張洪海在廣播學院念書的時候，有感於廣播學院的學生不讀書、不思考、追星成風、享樂成風，便與志同道合的幾名同學一起組織了一個讀書社。他們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策劃了一系列的學術講座，邀請了一批有思想鋒芒的學者到廣播學院演講。這些學者中，有茅於軾、錢理群、曹思源等人。這個不定期的講座，我也參加了兩次。一次是一九九九年我去主講《重走五四路》，另一次是我陪同錢理群先生前去。
盡管這些講座都是沒有報酬的，但是學者們都為張洪海他們的誠意和求知慾望所感動，無償地前去講學。而張洪海這些組織者，則四處籌集經費，一點一點的積攢下，作為給學者們的最基本的“車馬費”。這些學術報告，每一次都在廣播學院引起轟動，給九十年代末期人心浮動、商潮洶湧的廣播學院帶來了一股清新而剛健的學術空氣。我去講演的那一次，是在廣播學院能夠容納上千人的大禮堂裡，那次幾乎是座無虛席。張洪海作為組織者之一，跑前跑後，簡直比我還要辛苦。
後來，這個講座被校方中止了。據說有一次經濟學家曹思源來廣播學院講演，觀點十分尖銳，在場的一名校方領導嚇出了一生冷汗。此後，這個活動便被勒令停止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我過二十六歲的生日，邀請了幾個朋友到我在北大旁邊租的小屋裡聚會。我自己做了好幾道川菜，受到在座朋友的稱讚。那天，張洪海從北京東邊的廣播學院趕到西北角的北大，路上花了兩個多小時。他還給我帶來了一瓶威士忌。
那天，我們四個朋友聊了一個通宵。張洪海告訴我，他是我的同齡人。大家聊了很多問題，心情沉重。大家都不勝酒力，那瓶威士忌我們只喝了一小半。張洪海就在我的床邊鋪了幾張報紙，草草地躺了片刻。他說，他在社會上漂泊過幾年，什麼苦都吃過，地上隨便一躺就能夠睡覺。
最後一次見到張洪海，是在兩千年一月。我的新書《想飛的翅膀》剛剛出版，在北大旁邊的國林風圖書中心召開討論會。他趕來聽完了整場討論會。當時，書店給到會的嘉賓們贈送了一些小禮品：筆記本、書簽和九折的購書卡。我與妻子各自領了一份。在出門的時候，張洪海要求我送他一份，說以後可以用九折卡買書，省一點錢。他是一個直率的人。妻子立刻將手中的禮品袋送給了他。他跟我握了一下手，便返回學校了。 此後，我們通過幾次電話，卻一直沒有機會再次聚會。萬萬沒有想到，像他這樣的一個單純樸實的學生，也招致了牢獄之災。他送我的那瓶威士忌還剩一小半，我還等著他什麼時候來，跟他一起再喝一點呢。
一個朋友告訴我，張洪海的父親多病，家境並不好，全家人都把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不久前，這位朋友給張洪海家中打電話，他的父親還不知道兒子被捕的消息，以為兒子還在複習功課、準備考研，只是納悶為什麼將近兩個月了，兒子一直沒有跟家裡聯繫。這個朋友不敢告訴老人真相，害怕老人承受不了打擊。這是多麼殘酷的一幕啊，特權部門將一個無罪的公民非法拘禁，長達一個半月之後，居然不通知其家屬。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國家總理號稱要“依法治國”的今天。
我不知道楊子立和張洪海以及徐偉、靳海科犯了什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至少，根據我對楊子立、張洪海兩人的了解，他們兩人不過是關心中國的進步、並願意為中國的未來貢獻一點微薄力量的、真正的愛國青年。他們不會、也沒有能力來“危害國家安全”。
這四個青年都是七十年代出生、在“六四”以後進入大學的一代，他們是我的同齡人。我為有這樣的一些同齡人而感到驕傲。以前，我一直拒絕“七十年代人”的命名，因為這一命名意味著新人類、意味著享樂和消費、意味著網絡一代、意味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但是，就在大多數的個人化的、消費主義的、玩世不恭的七十年代人之中，終於湧現出了楊子立和張洪海這樣的覺醒的、有責任感的、富於犧牲精神的優秀人才。他們的出現，標誌著“六四”之後形成了巨大的斷裂已經開始悄悄癒合。在九十年代的愚民教育和民族主義思潮中，人品優秀、價值立場清晰、關心底層民眾、願意獻身社會實踐的新一代青年知識分子，依然得以產生，真可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楊子立和張洪海的出現，也昭示著“七十年代人”的定義將發生移動和變化。盡管像楊子立和張洪海這樣的青年在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之中，還少之又少。但決定一種事物發生變化的，有時並非其某一組成部分的數量，乃在於某種微量元素的誕生。有了像楊子立和張洪海這樣的七十年代人，“七十年代人”這五個字頓時有了質量和重量、有了品質和價值。
我惦記著這四位失去自由的同齡人，我不知道他們被監禁在哪個黑暗的角落，我也不知道他們在那裡會受到怎樣的折磨。他們“不自由”的狀態，使我自己的“自由”也成了一種恥辱，盡管就更大的意義上來說，在一個不民主的國家裡，我們所有的算不上公民的“公民”，都是沒有自由的。
我懷想著那些跟他們見面和聊天的日子。那些平凡的日子，在此刻卻顯得無比珍貴。我努力從記憶中搜尋他們的音容笑貌，卻只有一些不完整的片斷。我盼望著，他們早日獲得自由，而這種自由絕對不是誰賞賜的。我盼望著，有一天我能夠與他們一起，在陽光下快樂地思考、寫作和歌唱。
當然，他們代表不了“七十年代人”，正如那些在體制之中分享最後的晚餐、醉生夢死的我的同齡人，也代表不了全部的“七十年代人”一樣。但是，他們的出現、他們的覺醒與受難，終於開始賦予了這代人在歷史的坐標系上嶄新的位置。
讓我們祝福他們，讓我們祝福他們的親人。 我，以一個同齡人和朋友的名義，寫下這篇短文，也記錄下兩段友誼。
我，以一個還殘存著幾分良知的青年的名義，寫下這篇短文，也謹在此表達苟活者對受難者深深的敬意。
(5/1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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