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鋒人類在送走二十世紀，並且迎來新世紀的文明時，號稱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卻出現了跨世紀的一連串鎮壓宗教信仰的不文明事件，不但在中國人的歷史上，也在人類文明史上記下了可恥的一頁。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即將在日內瓦召開，美國國務院提出了二000年的世界人權報告，批評了中共的人權，宗教問題就佔了相當多的篇幅。
世界人權報告報告指出了過去一年中共人權狀況的“惡化”，對目前大陸的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道教的情況都有分析，還專門談到了法輪功的情況，八十四次引用了“法輪功”的字眼，提及一百多個法輪功學員被虐待致死；報告還指出中共加強對地下教會和藏傳佛教的嚴酷措施，有數千個沒有向政府註冊的宗教組織被取締等。
前年春夏之交發生的法輪功向中共請命及後來被殘酷鎮壓事件，至今仍未平息，而且進入新的世紀，鎮壓還在擴大之中。西藏的十七世噶瑪巴活佛伍金赤列多吉則在前年年底離開楚布寺不告而別出走到國外“取經”，再次激發了世人對西藏宗教文化命運的關心，而在不久前印度政府給予他難民身份後，中共一怒之下竟撤走派到印度嚴重地震災區的醫療隊，說明中共的“人道主義”還是貼有政治標籤的“革命人道主義”。在進入新的世紀以後，中共更加公然在西藏學童中進行反喇嘛教的宣傳，將喇嘛教當作“落後”事物，還禁止學童佩帶喇嘛教的驅邪護身符。在去年一月六日的天主教節日，北京自行任命南京、蘇州和杭州的天主教主教後，接下來是進行大規模的反“封聖”宣傳，連香港教區也受到來自北京的壓迫。這以前中共已大肆逮捕地下教會的成員，並將他們判刑。有些地區還發生大規模拆毀教堂和寺廟的事件。這些都揭露了中共的國家憲法中所謂“信仰自由”的虛偽。
一般人對中共壓制宗教信仰的批判，多認為原因是：一，中共祖師爺馬克思那個“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湮”的名句，阻止人民起來鬥爭；二是因為中共是無神論者，所以對任何的神祗都要加以打壓。但這種看法其實並不正確，至少是已經過時了。
第一，馬克思當年是借反對麻醉人民的鴉片湮來號召人民起來鬥爭，包括與之相配合的《國際歌》鼓舞受壓迫者“作最後的鬥爭”來反對“救世主”，但中共成為特權統治集團之後，當然是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反而需要這些“鴉片”了。可是如果法輪功中“真、善、忍”中的“忍”可以理解為對人民有“麻醉”作用，中共怎麼也不接受甚至排斥呢？可見中共對宗教信仰的鎮壓和是否同“麻醉人民的鴉片湮”已經沒有多大關係，而是不允許有任何“非共”的、也就是不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任何信仰和組織，當然此“共”同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中的“共”也已大異其趣。
第二，如果認為中共是因為無神論而反對有神論，則更加是大謬不然了。中共口說無神，但心中有神，而且要大肆宣傳它的神靈，只是避免用“神”的字眼而已。當年天安門廣場和城牆上的六幅巨像除了孫中山是用作統戰工具之外，其他五個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就是中共黨人眼中神聖不可侵犯的神祗。不過將神改稱為“導師”而已。文革時毛澤東的“四個偉大”、“三忠於、四無限”、“萬壽無疆”等等不是在造神嗎？華國鋒上台是又一輪造“英明領袖”的神，鄧小平上台、江澤民上台，一方面說把毛澤東從神壇上請下來，一方面又為自己造神，只是更加隱蔽，改稱“總設計師”或“核心”而已。因為他們的英明偉大、永遠不會犯錯誤因而不可批評都是一樣的，問題只在於他們是否控制得了私下的“誹謗”而已。
由上所述，中共對宗教信仰的鎮壓，本質上只是一種宗教信仰對其他宗教信仰的排斥和鎮壓，猶如歐洲中世紀教庭對“異端”的鎮壓，中共現在的做法豈止落後於世界文明幾十年而已，而是幾百年！
但是中共對宗教信仰的鎮壓比中世紀有其偽裝的一面：
一是成立相同的、受其控制的組織達到“以假亂真”的目的，例如“三自”(自治、自傳、自養)口號下的御用宗教組織，即所謂的“愛國教會”，為此必須打擊地下的、拒絕接受中共領導的家庭教會。
二是扭曲原來宗教的信仰和教規，如和尚可以吃葷、結婚，並且套上世俗的行政級別，如科長級、處長級和局長級的和尚等等，令人啼笑皆非。
三是中共出錢來豢養這些宗教組織，並給宗教界頭面人物以“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政治身份和某些特權。有奶便是娘，這些人士便心甘情願的充當中共的政治花瓶。
四是用打進來或拉出去的手法來控制宗教組織。例如派地下黨員參加到這個宗教組織裡面，不但冒充信眾，更是抓住領導權；或做頭面人物的統戰工作，拉進黨內。這樣，可以保證在這些宗教組織之上，還有一個“黨的領導”。例如擔任過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主任的包爾漢，擔任過上海烏魯木齊路教堂牧師的李儲文，都是中共打入宗教組織的地下黨員。李儲文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抄家而身份曝光後，出任上海外事辦公室主任，後來調到香港新華社當副社長。
這種情況下的大陸宗教，已經完全脫離了原來宗教教義，他們的真正上帝和教主是中國共產黨和黨的掌門人，例如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這種宗教是不折不扣的“邪教”。
最近，因為中共加強鎮壓法輪功，中共的御用宗教再次充當傳聲筒和跟屁虫的可恥角色。首先是大陸那些中共控制下的五大邪教組織出來聲討法輪功，接下來號稱是“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香港一些宗教組織也出來鸚鵡學舌。他們說來說去，無非是法輪功是邪教，法輪功是反政府的政治組織。但是給人的印象只是無恥的“賊喊捉賊”而已。
誰是邪教，不必爭辯，從上述這些宗教組織是接受了“黨的領導”，江澤民是他們的真正教主就可見其邪了。而這些宗教界的頭面人物早就兼任了各種世俗的政治職務，更證明他們比法輪功真正介入政治了。唯一不同的是法輪功因為沒有接受“黨的領導”而被中共攻擊為“反政府”的政治組織，而“愛國教會”是真正的政治組織，卻被中共當作“統戰花瓶”的宗教組織了。
中共在建政初期，因為擔心天主教的廣泛國際聯繫、並且有梵蒂岡這個“核心”而把天主教作為重點打擊對象。他們所打擊的“反革命集團”不少就是同天主教有關係。大批天主教神甫亡命海外，特別是香港和台灣。留在大陸的如果沒有接受招安，就要受到“專政”，例如1955年9月8日在上海被捕的所謂“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龔品梅本人在文革結束後才獲釋到美國，於去年病逝。
“六四”以後中共倒行逆施，也加強了對宗教的迫害，主要矛頭也是指向天主教，特別天主教徒中的地下教會，但又多了一個欺騙拉攏梵蒂岡的花招，企圖以梵蒂岡對台灣斷交來給教廷一些“甜頭”，所幸教廷有同中共長期打交道的經驗，某些個人的糊塗認識沒有改變他們的真正信仰，所以沒有上中共的當。因此也才惹來中共對“封聖”的大張撻伐，時光似乎倒回一百年前的義和團時代。這就是中共對宗教的真正態度。
到了法輪功加強對中共抗爭和擴大它的國際聯繫時，中共才把矛頭從天主教轉向法輪功，要“團結”其他宗教力量來最大限度孤立和打擊法輪功。只有白痴才看不出中共這個“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權謀。但是香港一些宗教組織，因為各種動機而出來“聲討”，拋棄了自己的信仰，自願充當中共的走卒，把中共當作自己的神主，豈不敗壞自己的形象。好在天主教同一些基督教的團體對此還是比較清醒，堅持了不同的聲音，從而注入了一股清流，也維護了香港的兩制。
但是要中共懂得尊重人權和尊重宗教信仰的自由，還是有很多路要走。如果不結束“一黨專政”，就別想會有這一天。因此需要不同宗教的信仰者，以及爭取自由民主的異議人士團結合作、共同奮鬥。
──原載《中國之春》 2001年4月號
(4/10/2001)
